在「六四」廿周年前夕，一群廿年前天安門鎮壓的倖存者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天安門》紀錄片的製片人卡瑪‧韓丁（Carma Hinton），「糾正」紀錄片的「史實錯誤」，澄清紀錄片對當年廣場學運領袖柴玲談話的斷章取義，特別強調其「期待流血」但「我要求生」的談話可能會誤導世人。
這群已經步入了中年的六四學運分子要求更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這樣的不實印象，誤導了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導致了他最近作了一個錯誤的公開演講，從而被暸解真相的香港大學的學生們罷免。」
打從《天安門》紀錄片在一九九五年面世開始，影片對柴玲角色的處理是否公允就一直是雙方不斷爭論的話題，此刻《天安門》紀錄片的官網首頁仍登著卡瑪對於為何沒有採訪到柴玲的說明，就可見雙方的爭議一直籠罩著這部影片。「真相」本就不只一個，但卡瑪、柴玲、陳一諤對「六四」的不同看法其實很大程度反映了不同世代對青年理想主義的想像。
要瞭解卡瑪對「六四」的評價，一定也要看她後來製作的另一部談文革的紀錄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這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孩，在這部自傳式的紀錄片裡誠實而深刻地反省了青年理想主義的無知，那種自以為手握真理便可為所欲為的無知，在經過文革十年的集體瘋狂之後，為個人生命與社會發展除了留下無數的悲劇與難堪，沒有帶來真正的解放與進步。作為一個文革倖存者，卡瑪在八九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仍看到文革那種「當仁不讓」的無知幽靈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飄盪，這當然也就成為《天安門》紀錄片特別要反省的一個面向。
同情柴玲的六四倖存者與香港輿論界，從陳一諤認為中共鎮壓只是「有些問題」，並嘲諷柴玲為「落跑學運領袖」，強調要從中國宏觀發展來評價中共對六四的處理，看到了逃避青年理想主義的世故，一種對強權過多體諒、對弱勢過於冷漠的保守心態，一種反歷史的極端個人主義世界觀。
當全球各地一年一度在紀念六四的活動，得到越來越少的關注，歷史記憶敵不過現實生存的消磨，下一代早熟的世故無非殘酷宣告，上一代對歷史正義實現的想望更遙不可及。
才廿歲的陳一諤對六四不能感同身受，其實也不完全是他的錯，畢竟六四是一個他還未出生時發生的歷史，他要透過很多的閱讀與思考才能重新拼湊出歷史「真相」，懂得懷疑並極力尋找新的觀點，不就是我們對年輕人獨立思考的要求嗎？在面對千夫所指的指責時，陳一諤提出想建立內地學生與香港學生間的溝通橋梁、如果在平反六四上不尋求突破，將沒有另一個廿年等觀點，似乎也都是上一代的人應該傾聽的聲音，不能說完全沒有其理想性。
在正常情況下，三代青年理想主義應該要有很好的對話與傳承，但因為最基本的是非，被扭曲得太厲害，三代人在極度擠壓的空間裡看不清彼此的面目，只能相互指責與懷疑，這無非是尚未受到歷史審判的血腥鎮壓者最滿意的狀態。但願廿年後的中國，青年理想主義的實踐土壤不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