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銀行的中國預熱 中國需要“格萊氏模式”嗎

2007/06/17

  格萊氏銀行為進入中國而做的預熱性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將為非政府小額信貸機構生存環境的改善營造有益的氛圍

  人們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只有一只眼睛或者只有一條胳膊的乞丐,才能讓他們自食其力並獲得尊嚴?在孟加拉,這樣的乞丐正是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氏銀行)的重要客戶。他能從銀行借到錢,在自己乞討時選擇的黃金地段賣些飲料和水果,這可以讓他變成一位有尊嚴的生意人──在全球各地,已經有一億多窮人享受了這樣小額貸款,而在中國,這個數字僅有10萬人左右。

  早在數年前,格萊氏銀行已經通過格萊氏信托以各種形式的合作進入了中國,如今他們似乎迎來了在中國大展拳腳的機會。4月底,媒體紛紛報導說,“四川、內蒙古、海南將成為尤努斯推廣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三個試點省份。格萊氏銀行在中國設立小額信貸公司的申請,原則上已經獲批,只待一些程序的完成,預期今年上半年啟動。這些小額信貸公司將完全由格萊氏信托獨立運作,並會從總部派員對本地員工進行培訓。”

  不僅如此,據媒體報導稱,北京農村商業銀行也將在湖北省仙桃市設立一家鄉村銀行,該銀行也計劃與尤努斯展開合作。而在海南,尤努斯也被邀請作為該省的政府顧問,幫助海南發展小額信貸業務,他將為推進海南農村信用社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格萊氏來了?

  但即將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消息,並沒有得到格萊氏銀行的創始人尤努斯教授本人的確認,“我們確實打算來中國開展業務,但目前尚未收到監管部門的回覆,也沒有得到審批。”5月8日,這位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接受本刊電話採訪時表示。

  格萊氏銀行與格萊氏信托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機構,後者會接受捐款,然後扮演批發商的角色,用BOT(創建、營運、轉移)方式推廣格萊氏銀行的經驗。由於孟加拉的法律不允許格萊氏銀行直接對外投資,尤努斯到菲律賓、印度等國的投資均通過格萊氏信托進行。事實上,早在數年前,格萊氏信托已經在華開展了多種嘗試,目前已經通過各類合作伙伴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的貸款。

  “儘管尤努斯非常希望來華開展銀行業務,銀監會官員也對他的想法表示理解,但限于目前的政策,只能先以鄉村基金會的名義進來,開展貸款業務,而在形式上是否能跨省、跨區域等,現在都需要進一步探討。”知情人士向本刊記者介紹說。

  按此說法,格萊氏信托正在籌備的三個的試點,儘管身份合法,但由於“只貸不存”,將有別于3月起國內陸續挂牌的村鎮銀行,而更類似傳統的只能放貸的小額信貸組織,因此不具備銀監會監管框架下的金融機構性質。

  尤努斯曾評價說,“中國小額信貸機構現在奉行的只貸不存原則,等於鋸了小額信貸的一條腿”。業內人士指出,這種缺腿的“格萊氏模式”,在中國能走多遠,值得懷疑。

  “如果格萊氏信托只能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不能吸儲的話,扶貧的意義並不大,這與格萊氏銀行的理念還有很大差距。”四川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秘書長高向軍告訴本刊記者。2005年,該協會曾經接受格萊氏信托與花旗銀行在美國共同創立的基金的扶持,爭取過5萬元的扶貧貸款資金。

  “格萊氏信托如果要進入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策的障礙,”內蒙古赤峰市昭烏達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負責人霍桂林對本刊指出,“可以感覺到,去年尤努斯到訪中國,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如果要在近期內對政策環境有明顯改觀,還不現實。”他負責的協會目前已經有670萬資產的規模,其資金來源包括格萊氏信托等國際組織。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曾與尤努斯進行過多次交流。“尤努斯認為目前國內的‘村鎮銀行’具有商業銀行的逐利性,對弱勢群體和真正的貧困人口的幫助是有限的,而‘格萊氏模式’從規模、理念和效率等方面與國內的‘村鎮銀行’有本質的不同,他非常需要來中國推廣和倡導他的理念。”杜曉山對本刊說。

  “如果得到審批,我們會盡快在中國開展業務,我們要做的是首先直接向貧困的人群進行查訪、分析,然後給他們貸款。我們不排除會與多種機構尋求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尤努斯對本刊談道。

  而杜曉山擔心的是,“如果監管部門只讓他在上述三地做試點,即使今後能開展銀行業務,也不可能做大。”

  本土化試驗

  每一次來到中國,尤努斯教授總會帶來一陣旋風。

  去年10月他在來華期間曾表示,希望可以與中國分享格萊氏銀行的經驗,建立鄉村銀行試點以解決中國在小額信貸推行過程中的問題。

  實際上,早在去年底的“尤努斯旋風”之前,中國探索重建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舉動就已開始。

  2005年,央行在山西、內蒙古等五省區試點小額貸款公司,到去年10月,共成立了晉源泰、日升隆等7家小額貸款公司。

  “國務院從2004年、2005年一直到2006年的三個1號文件對小額信貸做出了充分的肯定,”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長期關注這些政策,並仔細閱讀了溫家寶總理不久前在《求是》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在論及農村金融的問題時,溫總理的文章明確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適應三農特點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系。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組織的作用。”

  但在微觀實踐方面,這樣的體系建設並非一蹴而就。

  去年12月,以銀監會下發《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為標誌,新一輪圍繞農村小額信貸的制度變遷開始啟動。今年1月29日,銀監會一天發布了6個公告,涉及了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暫行規定和組建審批工作指引。2月中旬,銀監會正式批准5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籌建,國內首家村鎮銀行惠民村鎮銀行也于3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

  至此,除了傳統的農信社外,在農村地區存在三類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央行小額貸款試點公司+100多家半官方或非政府組織機構。

  原有的農村金融體系一般是由農行、農發行和農信社構成,其中作為農村金融正規軍的農信社在農村的地位很重要,但畢竟只是解決農村融資問題的一條渠道,不可能解決農村的所有金融需求。目前,真正滿足弱勢、貧困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不以商業贏利目的為宗旨的機構,主要只有農村資金互助社和非政府組織機構兩類。“我國欠發達地區的中、低收入的貧困群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非常大,但金融機構非常有限,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杜曉山告訴記者。

  格萊氏銀行進入中國,無疑將有效彌補空白。但目前看來,格萊氏模式能否風行中國依然受到發起人條件不符合規定等政策的制約。

  按照銀監會的有關規定,村鎮銀行應採取發起人方式設立,並且其中單一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單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單一其他非銀行企業法人及其關聯方合計持股比例不得超過10%。

  按此規定,作為外國法人代表的機構,格萊氏信托不能在本地募集資金,也難以取得村鎮銀行的控股權,而必須與本地商業銀行或者與一些本地基金會合作開展業務。在這樣的政策下,格萊氏信托即使開展業務,也難以保証按照尤努斯的理念經營。

  據媒體報導,4月20日,在由央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尤努斯對銀監會規定的村鎮銀行發起人條件、參股比例等提出了不同看法,“監管的目的應該是讓它運行得更好,而不是設置更多的管制。”

  尤努斯也對本刊直陳了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弊病:“很被動地等待客戶上門,而不是主動去了解客戶的需求,並為這些需求提供服務。”

  “但允許試點畢竟是個好事,”一位在國內從事小額貸款的人士向本刊記者談到,“至少,格萊氏信托與我們合作會進一步加強。”

  我們需要“格萊氏模式”嗎?

  在中國,對於格萊氏信托的到來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看法是,我們已經開展了自己的村鎮銀行,是否還需要“格萊氏模式”?另一種看法認為,我們現在的金融機構並不能真正有效滿足貧困人群的金融需求,“格萊氏模式”將成為中國農村金融多元化模式之一。

  事實上,格萊氏模式與商業銀行主導的村鎮銀行有著本質的不同。尤努斯並不認同純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假設前提:所有的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他認為應該有一部分人和企業,是以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如果將社會組織分為三類:政府部門等公共部門、企業、慈善組織,他認為格萊氏銀行是在企業和慈善組織中間性質的組織,而在這樣的“商業性運做的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理念下,格萊氏銀行只幫助弱勢群體。

  “尤努斯曾經對我談到,如果在中國發展銀行業務賺了錢,他們不會分紅,而是要擴大規模,將利潤放入資本金擴大再生產。”杜曉山說。

  目前在國內運作的100多家非政府的小額貸款機構,主要從國際多邊組織(比如世界銀行、聯合國)、雙邊組織或者依靠一些捐助資金運做,也有個別是利用國內民間籌資。這些機構中,不乏借鑒格萊氏模式的。

  “‘格萊氏模式’非常適合中國的農村、牧區甚至城市推廣,”內蒙古赤峰市昭烏達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負責人霍桂林對本刊記者表示:“但由於政策的制約,我們還不能模仿他們的靈魂業務──吸儲並跨地區發展。”內蒙古赤峰市昭烏達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其實一直將“格萊氏模式”作為參考,但受到政策的制約,“政策沒有說不允許你搞,但也沒有說你可以搞。”他說。

  四川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的高向軍認為,“政府的扶貧僅是行政手段,還需要市場化運做的機構”,而農村金融服務不能單純靠外來的企業和金融機構能解決的問題,還要靠農村內生的自主合作的金融服務體系。

  但與銀監會的村鎮銀行和央行的試點小額貸款公司相比,這些體制外的民間組織並沒有納入監管體系。他們如何在中國發展的問題,面臨著種種問題。除了缺乏適宜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外,還面臨機構自身的管理和發展能力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資金來源等問題。杜曉山認為:在宏觀層面上要使小額信貸健康發展,必須有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框架。“在這三個方面政府都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完全可以將這些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獎好懲壞。”

  經濟學家茅于軾曾談到,“小額貸款機構由誰來監管,由誰來制訂一套辦法,都沒有解決。”他認為,由現在的銀行監管系統,用它的條例來管小額貸款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來專門監管農村的小額信貸運作。

  儘管“窮人的銀行”一時還無法在中國大範圍推廣,但格萊氏銀行為進入中國而作的預熱性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將為非政府小額信貸機構生存環境的改善營造有益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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