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六四 誰關心中國民主?

2009/06/08

【聯合報╱陳宜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思想》季刊編委(台北市)】

六四轉眼二十年,藍綠兩黨皆有應景之作,但大都乏善可陳。

民進黨譴責馬英九言詞不一、對中共太軟,說這已使台灣「民主倒退」。國民黨勉強守住「也希望中國走自由民主道路」的底線,但也只是擺個政治姿態罷了。跟港人相比,島內真正關心中國民主化者,實少之又少。

如果民進黨真心關切中國民主化,該做的不是繼續炒作「我就代表民主」的語言,而是更深切的反身自省。六四運動的一項主要訴求,不正是反官倒、反腐敗?而民進黨之所以失去政權,主因不正在於它自己被反了貪腐?

公元兩千年以降,對民進黨寄予厚望者,包括了許多對中國民主化有所期待的大陸同胞。然而,民進黨的實際表現卻是「民主也反不了貪腐」、「民主助長了非理性的民粹」。民進黨任內的民主倒退、極端的認同政治、法理台獨和去中國化等等,對中國民主化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嚇阻」作用。

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某種專替中共粉飾太平的藍色中國論述,也水漲船高。國民黨人士彷彿以為,中共走的正是過去國民黨所走過的道路:先搞經濟發展,再逐漸放寬對自由的限制,乃至更全面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因此,從「過來人」的角度「同情地理解中共的苦處」。

毋庸置疑,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已取得重大經濟成就。但另一方面,中共極力防患於未然的,正是台式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今日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其嚴重的社經不公正和結構性貪腐、由上而下的列寧主義政治體制、及其對政治自由的全面圍堵、對維權者的鐵腕鎮壓等等,與台灣的蔣經國後期完全是兩碼事。

中共為捍衛其一黨專政,遲不啟動政治改革。這使得種種社會怨懟無從漸漸緩解、政治壓力無從漸漸釋放,也勢將使中國的民主道路險阻重重。而如果國民黨連幾句「諍言」都說不出口,那還奢談什麼中國的自由民主?

經常被我們嘲諷的港人,更真誠地關心中國的政改前景,也更能感同身受地聲援、紀念六四的受難者。對照港人表現,民進黨的六四炒作太廉價,國民黨的小朝廷心態簡直窩囊。既然根本不關切中國民主化,卻還要如此消費六四鮮血,這恐已超過「虛偽」一詞所能形容。

臉書討論

回應

目前國民黨躁進地讓大陸與台灣磨合
表面是為了挽救台灣經濟
事實上只是以自身的權貴階級思維
幫助資本家狂撈利益
卻絲毫未幫台灣一般老百姓著想

中國大陸的一般老百姓正因為權貴資本主義、貪腐、權力飢渴而受苦著
但這方面的消息很少在台灣的媒體中出現
以至於民眾對於中共的想法還相當地天真
然而 他們現在的處境 很可能就是兩岸躁進磨合後
台灣老百姓未來的生活

看看最近國民黨打壓公民社會的醜樣
民主還未向大陸輸出
倒是專制向台灣輸入了

只可惜
民進黨不僅深陷貪腐
也未向人民展現出治國的能力
就算裡面真的有人說了很真實、很重要的話
也越來越少人注意、相信
一直像小孩子一樣亂”灰”
是沒有辦法重新取得信任的
拜託你們振作一點
好好做個認真的反對黨

今年對於六四
台灣人表面上是反應冷淡
但是「沒說的其實比說得更多」
一方面台灣人民越來越熟知兩黨的操控手法
對於任何動員形式都越來越敏銳
二方面在兩岸和緩的氛圍中
還未找到適合的位置去表達
三方面現在有越來越多柔性的方式可以表達意見
等到投票時再一次償還

因此即便在現身的活動上
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許許多多的人都用了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屠殺

台灣人對於貪汙都無法忍耐了
更何況是屠殺
更何況是屠殺了這麼多年還說謊

同時台灣的執政者
更別拿全世界都在跟中國做生意的例子來躁進拉近兩岸距離
(比方說中國移動入股遠傳、十二吋晶圓登陸)
這兩年有許多例子都顯示西方開始注意與中共國有企業打交道
可能會帶來的不良影響
(以最近中鋁收購澳洲力拓失敗來說
澳洲民間相當不贊同中國國企收購澳洲戰略性資源
民間甚至在上周放了一整週紀念六四的電視廣告
表明不想讓黑道擁有澳洲礦山)
要是這樣同時擁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政權/企業
可以繼續擴張他的版圖
那其他的國家勢必會噤若寒蟬
因為隨時都可能受到任何形式的政治或經濟制裁
那想來人類整體社會的處境只會更壞

中共未曾為人民著想
只是綁架世界最大的工廠與市場
然後對世界予取予求罷了

執政者若是沒有智慧
台灣將首當其衝

台灣的執政者若是或無知或有意地躁進地讓大陸與台灣磨合
其軟弱與不智正在屈辱與傷害台灣人民
而人民的心裡是清楚的

當然同時也衷心期盼
中國大陸的一般老百姓也能過正常人、有尊嚴的生活

我也在想為什麼台灣沒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台灣是中共比較無法進行洗腦的地方
(所以馬先生想幫忙!?)
許多入口與新聞網站和部落格都還是被擋住的
(雖然還是常有中共網軍跟五毛黨在碎碎念)
像是香港或者是他國的華人區
都有官員或者是共青團對當地人進行修正六四真相的洗腦活動
因此引起了更多的義憤
讓香港人和海外華人覺得一定要站出來強烈抗議

六四是一場無情的屠殺則是台灣社會的共識
大家心裡都這麼想
因此比較沒有升高到出來參加活動的程度
但是以自己的方式來紀念

我三十歲上下
我的許多朋友都在部落格、MSN、推特、噗浪中
用很多形式表達我們的悼念
六四發生的時候
我們沒有大到被國民黨激發愛國主義或者是對"黨外"有概念
也沒有小到沒有記憶
對錯對我們來說很純粹
也會變得很肯定

對我來說
六四一直進行著
當年中共屠殺年輕學生的身體
現在則是屠殺年輕學生的靈魂
把他們一個個變成功利主義者
變成無法為別人著想
只懂得赤裸裸進行競爭的人

也許
我們應該要更勇敢地訴說天安門上年輕人的理想才是

馬先生說
"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已經願意直接面對人權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結果今天就傳出大陸要在中國銷售的電腦在安裝監控軟體
時時刻刻都要監控
這樣真的是有人權的國家嗎?

可能是對監控能力越來越有自信吧...

推銷專政─中國新政治體系中宣傳與思想工作

(中時NEWS)

長期研究中國宣傳手法的紐西蘭學者安琳指出,六四以來,中國共產黨有效運用西方理論與最新科技,以「去政治」手段,達到政治宣傳任務,成功說服民眾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讓海內外人士心存「中國之夢」,有效推銷專政。

紐西蘭坎特伯立大學政治暨傳播學院教授安瑪麗.布蕾迪(安琳)應政大傳播學院邀請,昨在政大演講「推銷專政─中國新政治體系中宣傳與思想工作的地位與功能」。

安琳指出,一黨專政的中國利用龐大的宣傳體系,向西方取經,引進民意調查、量化分析、政治公關、大眾傳播等民主社會手段,說服人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又打破柯林頓、布希網際網路將為中國帶來自由民主的預言;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國有兩萬多留學生返國,為什麼沒有民主化要求?

安琳說,中國宣傳的重大改變來自西方傳播學者,像拉斯威爾(Lasswell)提出暴力是短視、大眾說服才是長久手段。李普塞(Lipset)強調只要能說服老百姓,就有合法性。此外,「美國媒體是如何被控制?」的傳播教科書,也成宣傳最佳教材。

安琳表示,改革後,電視娛樂被賦予政治目標,節目寓教於樂最好,○七年北京電視台最受歡迎連續劇「金婚」,描述一對大躍進時期結婚夫妻,一路走到現在,生活愈來愈好。另一節目「中國之夢」,活脫是「美國之夢」翻版,給人無邊的希望。

安琳說,中國經濟宣傳最成功,說服了民眾一定要維持一黨制。還有就是溫情路線,為人受感動,就很容易被說服。還有以「活動」替代「運動」,宣傳外國偏見。安琳說,海外常預測中國什麼時候民主化?卻沒注意中國現正推動中國特有的模式,而且還經驗輸出,斐濟最近發生政變,紐西蘭政府就指這是中國輸出的「不民主化」。

比起過去江澤民,安琳認為,胡錦濤的社會控制手法顯然更西化,且更現代化,效果更好。

在中國,「看得見的真相」勝過真理!

文:Anne Donohue
譯:李賜賢
Taiwan News, Opinion, 2009.5.14

我承認,過去的我是天真的。

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廣場殘酷地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二十年後,我一直以為當時的運動精神或是痕跡,在中國依然存在,而且可以找得到。但是,經過六個月在北京人民大學教授新聞系學生之後(有些還是當年1989年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我發現已經沒有年輕人願意拾起爭取自由的火把了。

二十年前,那些震驚世界的學生已經被遺忘了。他們當時的民主訴求、投票權的爭取以及新聞自由,已經被經濟快速成長的現代中國所埋葬了。

我大多數的學生都知道,那一年天安門廣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他們大部份當時都已出生。但是,仍有少數的學生活得幸福而毫無所知。當我問他們是否知道 1989年天安門事件有多少人被打死時,一位從中國東北來的年輕姑娘回答道:「沒有人。為什麼政府要殺害無辜的學生呢?這不可能是真的。」她向我如此保證。

一些精明世故的學生在網路上看了天安門事件時的影片。他們的確知道政府當時究竟做了什麼,但他們接受政府當時的決定,認為這是推動國家繼續向前的必要手段。

他們不覺得是恐怖的打擊,這種反應不像大多數的西方人,相反地,他們覺得社會的動蕩與不安的混亂,是1989年時那群學生所造成的。他們認為,最高的法律準則,就是穩定與經濟安全,其他相關公民自由之類的,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越來越好。

我那些學生主要是「新中國」的一代。他們只看到持續發展的經濟,看到的都是繁榮的景象,難以想像他們父母和祖父母輩的生活。對此,我們其實都應該表示感恩。

沒有人希望時間倒回去那黑暗的時光,舉凡戰爭、革命、饑荒和狂熱份子。只是,我擔心的是,這一代的年輕人,變得自大自滿,而且甚至更糟糕。這是過度簡化「擁有」的結果:你可以擁有名牌包包(Gucci),但卻不要正義。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們缺乏批判性的思維。而且有時候,盲目的相信中國是走在正軌上,不輕易動搖它。中國式的自豪與自信(boosterism),逐漸地走向危險的民族主義。有時合理且正常的批評,還會被認為是不愛國。

這群年輕學生中有些還提醒我,年長的老師就該更有耐心。這角色互換的有點奇怪。而且還不斷告訴我,中國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經濟的發展也許有天會導致一些我所鼓勵的改革情景。但是,當我提醒他們,許多開發中國家擁有民主與經濟的發展,例如印度。他們卻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不相信我。

其中一位學生還誇耀,中國正在建設一個來往上海與北京之間的高速鐵路系統,連結這條數以百萬計人民往來不便的道路。他感嘆表示,這在印度是無法做到的,因為民主,人們將阻礙重大公共建設。對他而言,同時也是對許多中國年輕人而言,民主過於混亂,而且緩慢無效率。

而且,有學生表示,中國有太多的農民,他們都是文盲,根本無法理解如何投票。他們堅信,民主在中國不可行。我想起我們的祖先,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又是如何看待一大群文盲的農民。

對於新聞自由這件事,這些新聞系的學生喜歡政府的介入指導,並形塑政府想要的消息餵養十三億中國觀眾知的慾望。

我失望地離開中國。

我希望我的中國學生明白什麼是我的美國學生認為的理所當然:例如能夠暢所欲言、投票、在新聞工作領域上不受政府控制等等。但是,當我問我的學生,如果有一個理想世界,希不希望政府離開我們的生活。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他們喜歡政府告訴他們的種種。

不過,也許我的中國學生是對的。有時候,全球化、自由地四處旅行,以及繁榮的經濟或可帶來更多的公民自由也說不定。

當下短短幾秒時間,我腦海中想起了Stephen Colbert以及存在中國那「看得見的真相」(truthiness)如何有效運作:你會從事實中得到一些想法,而且不會有任何爭議。

我在黑暗低潮時,我會大喊像Jack Nicholson在電影裡那句,「世上都沒有好人」(A Few Good Men)!然後私底下尖叫:「你不能控制真相」(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大部份的時候,我只是覺得同情和欽佩,對於這些聰明、無暇且善良的孩子,他們成長在一個他們希望與有榮焉的國家,即使他們的國家要把他們永遠關在黑暗當中。

其實有如同一位美國外交官一再提醒我的那番話:「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事。」(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作者Anne Donohue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