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職災工人砍殺管理階層，是資本流竄下的生存哀歌

昨天在廣東東莞一間台資五金工廠，一位劉姓工人於去年九月後遭工廠機器壓斷手掌，雖然災後繼續住在廠內等待復工，但因協調不成，對資方提起訴訟，而在職災後不到半年遭資方勸離出廠，最後持刀砍殺工廠管理階層。這件慘案，造成台商家庭破碎，卻被部分媒體渲染為中國大陸工人對台灣商人的仇恨，工傷協會則認為，在這起事件當中，工人才是毫無退路、而今更無法在媒體上發聲的受害者，我們更應逼視事件背後，隨資本流動而遷徙的工人們，發生職災之後所面臨的弱勢生存處境──而這種處境並無國籍及族群差異。

當資本家跨國流竄，尋求更廉價、更易於控制的勞動力，來填補高危險、低保障、勞動條件最差的勞力缺口，而工人們只能被迫承受當地產業環境所不願面對的風險。這樣的情形，在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並不陌生，農村男女離鄉背井流入都市或工業區，以解決農村家庭看不到出路的貧窮處境；又對照如今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或者湧入中國珠三角的打工者們，每天使用二、三手的、不符勞安法規的老舊機器，沒有職前專業訓練，明知危險，卻不能拒絕上工、更無處申訴。

曾有廣東學者針對當地的職災勞工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在廣東有超過95%的職災工人來自農村鄉鎮（如這次事件中，劉姓工人就來自貴州省），也就是所謂的農民工，其中，絕大多數的職災者並未取得法定補償照顧，返鄉後的身心照護，更無人知曉。若以工傷協會在台灣陪伴工傷者爭取職災權益的經驗來看：當工人發生職災，身心受創，資方卻不能依法給予補賠償金來安頓其醫療與生活所需，倘若又沒有社會保險（如台灣的勞保）暫時作為救命錢，職災工人被迫以司法訴訟，曠日費時地與資方纏鬥──每一次往返兩地開庭、調查舉證，都在消耗時間與金錢。這才是職災勞工惡夢的開始！

更不用說，在工傷協會所接觸的經驗當中，有多少揹負全家生計希望的移工，願意對家裡的孩子、父母、或伴侶吐出職災致殘的真相。若不是身體殘缺、脫貧無望，職災工人也不會以自己的生命與雇主相逼，劉姓工人正是因為多次協調賠償金額無望，雇主並表示既已訴訟則無需再負責該員工的食宿而予以勸離，迫使他日前欲從五樓廠房跳下自殺未果，這一次則是退無可退，而釀成悲劇。

工傷協會認為，東莞職災勞工砍殺雇主事件，不應以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族群政治關係，解讀為中國工人的仇恨情結，來掩蓋勞雇關係跨越國境的階級問題，我們應該看見，雇主對生產環境之安全規範、勞工健康照顧，必須負起責任，官方更要誠實面對投資環境之勞工安全衛生制度，到底問題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