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的幻象

2009/06/22

* 2009-06-22 * 中國時報 * 【■吳挺鋒】

 日前中國時報引述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資料指出,以二○○七年全國所得稅申報戶為母數,以二十分位為級距,發現最高所得申報戶的百分之五與最低所得申報戶的百分之五,差距達六十二倍,創下歷史新高。

 十年前,這項被用來測量「貧富差距」指標的參考數據「僅有」三十二倍,結果就這麼幾個年頭,惡化程度幾乎倍增。

 當然,六十二倍這個數字離真正、客觀的貧富差距實象還很遠。因為最富有的百分之五的合法避稅手法不勝枚舉,而真正最貧窮的百分之五卻連繳稅公民資格都不具備。因此,六十二倍的較精確指涉應該是:低階中產階級與避稅瘦身過後的巨富之間的差距。

 即便是這樣,都讓人倍感不安。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七年,台灣的經濟雖有過負成長的插曲,但大致維持年正成長的格局。故六十二倍的差距乃意味了成長與分配的徹底脫鉤,成長的果實不但被少數人所劫取,同時畸形的稅制更發揮了逆分配的槓桿作用。

 這十年,碰巧也是台灣民主化最激昂的階段。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二○○○年陳水扁完成了政黨輪替,該有的民主進行曲都依次演奏。雖然這分二○○七年的統計與馬英九執政後的表現無涉,但去年一場金融風暴,為諸多「稅改」大開方便之門,我們毫無理由相信馬英九所繳出的分配正義成績單會更好。質言之,三位民選總統,有志一同,接力完成了這項不名譽的「台灣Double」計畫。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還不算難堪。借用已逝右翼政治學家杭庭頓的分類,二十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經驗上都無法逃脫這種分配惡化的災難。確實,「第三波民主化」代表了極/威權政體在國際範圍的大鬆動,但這一波的民主化內容卻與糾正社會不平等、促進經濟正義無啥關連,而與前兩波民主化的內容大異其趣。

 關鍵線索在於,左翼政黨與階級運動在杭庭頓所稱的前兩波民主化浪潮裡都沒有缺席,而且扮演了每役必與的吃重角色。第三波民主化則不然。在「已民主化」的西方,工會勢弱、左翼政黨轉向,新自由主義取得全面淨空權;至於第三波的新興民主化國家,則先是有冷戰的對內白色恐怖經驗,又逢共產主義集團的國際性崩潰,遂使得政治民主化的初體驗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自由化形成了歷史聯盟。台灣並沒有脫鉤,公營事業私有化、金改、稅改,都是民主化的「戰利品」。

 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三波民主化不是前兩波民主化的延續,而是斷裂,或是突變,因為第三波民主化並沒有讓人看到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的並進,而是出現了抵換:藉由前者的放大來擱置後者的必要性。

 這種抵換措辭,台灣應當熟悉,且不該視為理所當然。稍加回想,戒嚴時期的國民黨不也常以其經濟成長率來合理化政治威權主義?所幸沒有相信這類鬼話,台灣才不致原地踏步。今天,抵換題型其實大同小異,政治民主化被用來默許「經濟威權主義」的坐大。然而,解題的腦袋這一回似乎還沒跟上來。

 (作者為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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