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除罪化尋共識 得靠耐心

2009/06/25

* 2009-06-25 * 中國時報 * 【江慧真/特稿】

 公共政策常陷入一種弔詭:人人都不吝捍衛人權、支持價值、主張公義,卻沒人想承擔責任。台灣要不要設「紅燈區」?如果不辯論磨合,民調得到的答案一定和設焚化爐無異:「不會反對,但別來我家!」

 行政院長劉兆玄昨天在行政院人權小組中宣示,一改過去罰娼政策,性工作將除罪、除罰化。性除罪是民主國家基本人權表現的指標之一,也是捍衛性自主和工作權的指標。但從人權角度、憲法精神支持性工作除罪化、免罰化,到制定公共政策配套的落實之間,台灣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性工作除罪化的立論基礎,在於承認性工作是合法工作權。如果此一基本人權成立,檢視內政部原擬打造的「性專區」概念,或學者主張的性專區「地方公投」,都牴觸此原始精神。

 也就是說,性工作交易罪惡從法律中解了套,承認性工作和任何職業無異,那為何性工作需要專區集中管理,理髮店、雜貨店卻不需要?承接這個邏輯,性工作既擁有合法工作權,為何又要透過不相干的第三者(公投)來決定哪個縣市可以開放設紅燈區?

 性工作除罪化的高難度除了價值辯論,更困難的是務實管理。性工作合法最大的問題,無非是這個看似「可以理性看待、可以中性面對」的職業,卻會因其職業地點,造成實際上的治安、教育和社會觀感問題,連強調自由、捍衛人權的國家如荷蘭或美國內華達州等,都不免設下「性專區」。

 從需求面來看,台灣特有的道德規範和文化制約將如何看待「娼嫖合法」?台灣賓館、汽車旅館融入都市社區的高度集中,前往「性專區」並非尋芳客固有的行為模式,尋芳客是否因「性專區」成立,自動放下怕被撞見的面子問題,驅向集中管理,恐怕也是大哉問。

 不管從基本人權、配套管理和現實需求,「性工作除罪化」是台灣邁向高度民主國家必須辯証磨合的重要議題。面對各界歧見,唯有訴諸公民社會的耐心討論,才能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找出社會最大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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