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爭論依舊
丘延亮: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

2009/06/29
苦勞網實習記者

對於沒有國哪裡會有家的質疑,「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丘延亮拿出印有「是人民養育了黨」照片的小手冊如此反駁。

丘延亮所印「天安門廣場人民抗爭的詩學」。

二十年,六四在媒體版面上的爭論似乎又煙消雲散,然而,八九六四的事件直到現在,不能否認的是,對兩岸三地的政治依然有很大的爭論。今日(6/28)下午,紫藤文化協會、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與《思想》季刊,邀請當年也在六四現場的現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擔任主講人,並與多位與談人共同提出各自對於六四與台灣的觀點。

中、港、台的運動

「從四五屠殺到六四屠城、野百合被摸頭,兩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兩個運動,都讓我們重新思考形式的民主、一次反轉性的運動,能走多遠?」二十年來第一次談六四的丘延亮深沈地重申。

他以堅定的語氣表示,沒有六四的鎮壓,野百合的結果也會是不一樣,台灣四十年來的所有運動,都造就了不一樣的台灣。對比2003年香港為了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百萬人上街,現在台灣的政治,國族論述卻成為唯一的爭論,為了統獨遺忘了運動。

香港黃雀行動,就是一群大哥、沒有章程、沒有制度,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正義。對於台灣,他痛斥,「我們已經忘記草根,也沒有想到抗爭的社會關係。」

對於野百合學運,台灣大學政治系專任教師陶儀芬提到,她認為野百合是80年代的思潮與「自由之愛」等的延續,不能單以六四一個因素影響來看。這是台灣運動回應當時國民黨的立即性壓迫,也是台灣人強調自己的主體性訴求。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曾建元表示贊同,他並說,當台灣法規還在明文禁止跨校串連政治活動,學生們看到大陸已經開始跨校串連,自然會投射到自己的現況,並開始作出行動。

不過,玄奘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同時也是當年六四也在場的聯合報記者王震邦認為,台北學運與六四不可能沒有關係,曾建元也同聲表示,六四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影響了台灣民主化過程。

現在的中國大陸與台灣

另一方面,端看現在中國大陸的局勢,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徐斯儉從自己的《用深慮代替深綠》文章與前幾天來台的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已經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現在的共產黨政權對外強、對內弱,近幾年小六四不斷發生,隴南、石首的事情造成的警民對抗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他並以各國的經驗借鏡表示,這種內部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只會形成暴民主義或強烈的民族主義,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

曾建元補充,根據趙紫陽回憶錄認為中國大陸政經可並行不悖的想法,現在大陸一直說經濟發展多好,但以GDP為至上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基層選舉,這是互相矛盾的!

立法委員鄭麗文則強調,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大陸政局的動態穩定對台灣是重要的,中國大陸內部的危機,會迫使對台灣做出動作。她認為,中國民主化的路徑是現在最關鍵的,國際社會都不希望中國大陸有毀滅性動亂。大陸民主化的條件,台灣不可以缺席。

對於記者與前教育公共化連線召集人潘欣榮關於民主的提問,鄭表示,台灣萬不可以領航的姿態要求中國大陸,我們應以支持與理解的方式參與,而維持不統一則是基本條件。

八九六四的本身

對於六四本身,勞動黨中央委員汪立峽大喊「鎮壓有理!」他特別提到自己的例子。他說,1988年他到北京,住在學生宿舍裡,每天晚上都跟一些學生和年輕學者談天。「你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怎麼對資本主義這麼有好感。」他覺得很奇怪,但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對他這個台灣來的一直批評美帝也很納悶,離開時他就感覺,大陸學生們這想法,總有一天會出事。

他並舉出三點說明六四的悲劇發生原因。第一,最初的反官倒、反貪污訴求,然而,運動帶頭份子後來嚮往民主,在5/30豎起了民主女神像,對著毛澤東像!第二,第一群學生的王丹、吾爾開希,不可諱言成名的原因有許多部份是海外媒體的炒作,否則,領導群裡當初分明還有更多有能力的學生。第二群則是受文革影響,對社會主義反感的知識份子,劉曉波和李淑嫻就各自是吾、王的老師。第三,劉曉波原本主張6/20撤,但其他學生因為認為已沒經費,主張5/30撤。沒想到5/27後,海外捐款突然大增,等於間接鼓勵學生繼續留在廣場!

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石佳音則強調,鎮壓不是六四的失敗,是共產黨的失敗,由激進派主導廣場的學運、共產黨沒辦法處理的學運的必然結果。

對汪立峽的發言,陶儀芬持不同意見,她說,六四的鎮壓是共產黨擔心工人已經開始組織的結果,這從鄧小平92南巡後,市場經濟的路線就可以看到,六四當時的鎮壓已經震攝了工農革命,因此,大陸威權式的經濟發展,得以持續到現在。王震邦呼應,92南巡才是鄧小平大權獨攬的時候,鄧與學生有部份期待其實是一致的,都是市場經濟。

「台灣談六四都是從反共的角度,但是,我們到底是為了中國好而反,還是為了消滅共而反?」王震邦說道。

事件分類: 

回應

兩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

台灣假自由民主之名,
劫貧濟富,實行所得重分配之實.
才是新自由主義

中國不講自由, 資本主義+ 極權 是新保守主義.
美國已經走向新保守主義

曾蔭權不過是說「時間過了,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其評價,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不正面回答平反六四的問題,就引起港人公憤,甚至有樂團寫歌呼籲"Donald Tsang, please die"。

http://sillyfeifeifei.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

那麼,高喊鎮壓有理的汪主席,看來是更有理由比曾特首早一步下地獄!!

Mr. Wang, why don't you DIE ?!?!
你連當個政治人物都失敗,勞動黨對台灣藍綠對立的政局有過什麼影響?

用深慮代替深綠:面對中國崛起這個不方便的事實
2009/06/08 台灣新社會智庫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陳菊市長訪問中國大陸,碰觸了民進黨與整個綠營的敏感神經。無論民進黨中央基於什麼理由要冷處理這個事件,對於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如何理解與面對中國的辯論,在綠營中已勢不可擋了。本文並不在於主張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具體的政策立場,而在於指出如果要展開這場辯論或討論,應該秉持何種態度,認清何種事實的問題。
畢竟,強調台灣自主性與主張終極獨立的綠營,有著自己的核心價值,這是不能也不該輕易妥協的。但這恐怕不是此波討論的重點。真正的問題是,是否因為綠營或民進黨的菁英與群眾向來所秉持的一些價值觀與定見,使得自己無法面對一個已經客觀發生的事實──中國的崛起,以致於無法理性面對與處理,最終反而導致了不利於實現自己理念,也不利於整個台灣利益的客觀後果。如果是這樣,那麼綠營與民進黨陣營要思考的,不是是否應該堅持理念,或者是誰在這些理念的立場上不夠堅定的問題,而是要找出自己原來對於客觀環境與世界局勢的認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何會出問題、以及要如何修正才能有利於最終實現自身理念的問題。
簡單地來說,對台獨理念而言,一個最不方面的事實就是,中國正在崛起,而且其國力對台灣而言是壓倒性的,不僅台灣獨自採取與其對抗是困難的,而且連美日兩國都不願意正面與之為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用過時的世界觀來對待中國,只有將台灣自己逼到世界的角落,台灣的前途也只有更加黯淡,台獨理念的實現也只有更加遙遠。
中國的崛起是多面向的。首先,中國早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不僅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且過去一直站在第三世界老大哥的角度在國際發言。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與世界經濟也密切接軌,其藉著經濟全球化之便吸引了全球各地投資,也迅速帶動了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當然,此一發展策略本身也隱含著另一種風險,那就是將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發展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實力也提升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力量與影響力,一方面對台灣在國際環境上形成更為全面的封鎖與壓力,另一方面,對台灣內部的影響滲透也在加強。面對這個情勢,對綠營而言可以說是很棘手的,目前看到的反應有兩種,一種是採取認知上的忽視,另一種是譴責那些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態度與策略者,這兩種態度其實都是對自己不利的,因為並沒有真正面對中國崛起這一個對綠營不方便的事實。
這個不方便的事實,並不是只讓綠營過去的思維顯得不合時宜,也讓整個台灣的藍綠對抗顯得不合時宜。更有甚者,中國崛起的影響,已經是區域層次乃至全球層次的一個現象,早已經超越了兩岸關係。如果誰還用台灣國內政治對抗、甚至派系鬥爭的角度來處理這個不方便的事實,那麼誰就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在跟自己的政治陣營過不去、在跟台灣利益過不去。因為這種鴕鳥和阿Q的心態,只有讓自己更快地被這種不敢面對的現實給主導、給擊敗、給淘汰!
無論從經濟、政治、甚至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已經影響了國際格局,雖然說某些變化未必是我們所樂見的,但卻是我們不能不仔細觀察的。
從經濟上來說,世界銀行2007年的統計中,如果用美金現值來計算,中國是第四大經濟體;但如果用購買力平價指數(PPP)來看,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如果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貨品貿易國。今年金融風暴後的G20會議,會前中國人民銀行對於美元作為世界主要通貨的地位提出了質疑,並主張以其他形式取代美元作為國際主要硬貨幣的地位,獲得了許多其他大國的回響,有人甚至說G20其實是G2。當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如果從世界領先的產品來看,中國真正的經貿實力還遠遠排在許多國家之後,但是其作為一個主要經濟體的影響力,卻的確在全球是舉足輕重的。
從政治上來說,在區域中,真正能夠牽制住北韓的與維繫六方會談的,還要靠中國;索馬利亞附近海域上的海盜問題,中國派軍艦參與了國際社會維護船隊安全的工作;反恐戰爭中,中國也與美國合作。這是中國與國際社會一起維護國際秩序的作為。但另一方面,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等國組成了上海合作組織,又與東南亞國協進行區域貿易一體化的努力,這些作為卻也在國際政治的總體戰略層次上形成了與美國互別苗頭的勢頭,隱然成為區域中與美國競逐霸主的競爭對手。在國際上,中國隨著其大國外交與能源外交的展開,將其影響力擴及了非洲、拉美等地,且又能善用美國不受世界各國歡迎的國際機遇,大大擴展了對那些發展中國家而言作為一個替代性強權的國際地位。
在安全上,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上升,也不斷地提升其軍力,其軍事力量的建設,目標早已超越台海。一方面其核武和太空武力的研發,形成了對美國及其他核武國家在戰略上的威脅,雖然遠遠尚未形成全球性的主導地位,但對於在區域內的局部衝突,中國保有一定的戰略反擊能力,讓美國不得不忌憚。而隨著中國能源需求及商業船隻往來的頻繁,中國發展遠洋海軍航空母艦的計畫最近也浮上台面。這些發展一方面固然使得中國軍事影響力增強,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美國及日、印、澳等國的警覺與防範。
而更重要的是,現今的世界整體局勢早已經脫離後冷戰初期的「一超多強」格局,而陷入一個「一超持續衰退、多強不斷崛起」的態勢,這是一個仍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但美國權威在全球各區域以及在不同的議題領域都有衰退跡象。雖然基本的國際秩序仍能維持,但是其基礎一點點地被侵蝕已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再加上全球能源的供應勢必趨緊,全球經濟經過此次金融風暴與萎縮前景不明,一種經貿保護主義加上某些地區核武擴散和軍備競賽的陰影逐漸浮現,世界和平的前景十分晦暗不明。
許多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那種西方民主陣營對抗非民主陣營的世界格局,不僅早已消失無影,而且恐怕短期不可能再回來了。依賴美日保護、甚至替我們出頭擊潰中國、創造台獨契機的區域格局,不僅在冷戰後沒出現過,今後一段時間內勢必也不可能出現的。但另一方面,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也絕不會自動成為另一個替代性的世界霸權。一方面中國內部的問題仍很嚴重,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一再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但對中國崛起所形成的潛在戰略抗衡卻也一步一步地在集結強化中。
簡單地說,中國崛起的國際意涵,既不可能是立刻有利於台灣獨立,也不太可能是中國成為萬邦來儀的新霸主。對於綠營的人士而言,既不能太過幼稚地樂觀,但也不需過度悲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過於幼稚單純的視角或情緒看待此一格局,也不能假裝這些都不存在,而應該現實地認知,冷靜地分析,然後尋找一種既能說服自己又能說服別人的合理可行的戰略。
從上述觀點來看,新的兩岸關係論述,應該要能兼顧三個層面的元素:兩岸經濟層面的實用性與整體性元素、國際政治層面的現實與平衡元素、與兩岸政治層面的先內後外元素。
在經濟上所謂的實用性元素,是既不應該忽視已經納入經濟全球化之大陸市場所帶來的機會,也不能忽略其所帶來的挑戰和風險;挑戰風險固然不能忽視,機會卻也不該錯過,這種實用精神才能貼近社會的脈動。透過大陸經濟而來的挑戰與機會,其實也是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對於已經進入世貿組織的台灣,已經沒有迴避空間。至於整體性元素,是指綠營如果要提出新的兩岸經貿論述,必須提出一個台灣經濟發展的整體大戰略,不要像國民黨那樣,讓人不知道下一步會是什麼。也就是說,應該將對大陸的經濟關係置於一個清楚的全球經濟戰略之下,這樣才能很清楚地讓台灣的社會瞭解這麼做的代價與收益是甚麼。這麼說未必表示一定要全面擁抱全球化,但也不可能完全拒斥全球化。說得清楚一點,比國民黨更關心弱勢群體的民進黨,對於入世以及與大陸經貿關係所帶來的衝擊,有甚麼更高明的整體發展戰略嗎?對於照顧能從全球化和兩岸經貿得到利益的部門、與會從此過程受損傷的部門,綠營如何有一個整體性的發展戰略呢?
在國際事務層次上,應面對國際局勢的現實,並求取一種對不同國際力量之間的平衡。要正視大陸上升的影響力與西方對此的遷就與顧慮,這既對台灣有所限制卻也有機會,但既不能做出錯誤認知,也不能過度認知。民進黨是不可能像泛藍那樣去擁抱中國的,但應該注意的是,不能違逆國際格局去扮演唐吉軻德,對中國做出無謂的挑戰,然後自以為未來世界正義的一方一定會站在我們這邊,結果反而是被那些所謂「正義的一方」給教訓一頓、甚至小小地出賣。這只能說是過去綠營自己太不識國際的大體,作出了違背國際現實的政治判斷,而遭受懲罰,結果受損的,不僅是讓綠營自己的台獨之路在國際上愈走愈窄,連帶地台灣整體和長遠利益也受到損傷,這點到目前為止綠營都未曾反省過,也沒有向台灣社會道歉過。這種反國際現實的空想台獨冒進路線,是綠營最應該反省的。如果綠營對此毫無反省,那麼所謂台獨理念就會顯得沒有說服性,對過去所犯的錯誤以及對台灣利益的傷害更顯得不負責任。如此綠營就沒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和高度,來制衡和指控藍營的親中對台灣利益造成的損害,這不啻是對台灣利益的第二次傷害。綠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中國的處理愈理性現實、愈能夠讓台灣社會和國際社會覺得綠營是一個可靠而能打交道的政治陣營,其論述和批評也才更有政治分量。在強權間求取平衡是小國的生存之道。當綠營失衡時,藍營必然也會失衡,這樣整個台灣的利益就更會失衡。
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應該先取得內部共識與論述主導,才有力量向外影響。綠營經常一昧地向外宣教,好像全世界都對不起我們。不僅如此,綠營在國內所表現出的另一種沙文主義,反而疏離了某些族群和社會中道力量,讓綠營的影響愈來愈內縮,其結果是親痛仇快。不僅國際上聽不進去綠營的論述,在國內也同時失去了廣大的支持。兩岸的政治關係,並非眼前能確定解決的,但朝著不同方向的影響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激烈的交鋒與鬥爭。綠營如果沒有做好基本功夫,而不斷地進行短期的爭鬥,那就很容易陷入必須不斷地戰鬥動員,這樣社會會感到疲勞疏離,而綠營勢必要朝著強化基本教義的方向移動。綠營應該做的,是建立一種國內論述的文化霸權,這種文化霸權不是用強迫、威脅、指控的方式能達成的。一直到現在,綠營還經常有那種動不動說別人不愛台灣的習慣,這種論述是疏離別人的策略。如果台灣文化有著自己更為優秀、包容、超卓的人文風貌與價值精神,有著普世人類共有的文明追求,這才是建立一種開放性民族主義的根本。那種歧視別的族群、時時要與人鬥爭、一付想要清洗社會成分的傾向,不要說藍營的群眾,就是原來支持綠營的一些有德之士都覺得無法忍受。沒有取得對內的共識與文化主導權,就沒有資格向外爭取台灣的國際認同與支持。如果有一天,綠營的主張受到中國先進社會力量的讚賞甚至心儀,那麼綠營提出的兩岸關係解決方案才真正有對全局的主導性。不朝著那樣的目標前進,而不斷地朝向基本教義的方向內卷,是一種文明層次的墮落,永遠不可能有主導性。
這樣的想法或許與綠營的現有政治主張有些距離,甚或與綠營基層群眾距離更遠。但作為一個非民進黨員的台灣知識分子,這是本人的忠言。綠營的政治菁英們不乏有德有識之輩,或許我們意見不同,但與不同的批判意見對話是求取政治進步的不二法門,相信他們是深深理解的。民進黨過去有著內部辯論的深厚民主傳統,有著對社會脈動最敏銳的感知與觸覺。雖然執政時權力的滋味或曾麻痺了這個敏銳的神經,壓抑了這個優良的傳統,但希望政治上的失敗能開啟反省和深謀遠慮的契機。
但契機畢竟要能把握才能成其為契機。沒有深慮的菁英,一個政治團體是沒有前景的。作為台灣最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民進黨,如果沒有能夠深謀遠慮的菁英層,那是台灣最大的悲哀。但我相信,民進黨與整個綠營,乃至於台灣整個社會,仍然具備從歷史中反省學習的能力。一個社會一個團體的進步,一定是從菁英的反省和思慮開始,然後才能教育喚醒群眾。深綠的價值未必是錯的,但也未必是唯一和最高的,那種將這些價值意識形態化與無限上綱的做法,忽略其他同樣重要或者更高價值追求的那種盲點,是一種政治上致命的傾向。用冷靜理性的深慮代替意識型態的深綠,是對歷史願意負責的綠營菁英們應該做出的選擇。

政府的统一和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告郭国汀和王丹
2012年6月28日 中國共和黨主席張國堂

郭国汀、王丹先生:
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其后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1919年的五四运动,吹响了民众反抗北洋政府的号角。1927年蒋介石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其后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如此同时,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等在南昌发动军人叛乱;于当年秋收时节,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武装叛乱。由于国内的内战,激发了日本侵华的野心。1931年,日本悍然入侵中国的东北。在面临强敌日本侵略的危险之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继续煽动民众反抗政府,还悍然成立苏维埃政府,分裂国家。由于国共的长期激烈的内战,于1937年导致日本全面侵华。
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兵荒马乱、腥风血雨之中,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死于国共内战。由于战争破坏经济,使无数中国民众饿死,仅1946年就饿死了1000万人,1947年饥民有一亿多人(见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8月第1版,第681页)。
1919年的北京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是祸国运动,是叛国运动。中共为了论证自己造反、夺权的正当性,一直鼓吹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其后的内讧、内战、血腥就证明五四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运动,而是祸国运动、叛国运动。
1949年之后,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持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马列毛主义,一直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毛泽东悍然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近四千万中国农民。毛泽东为了防止刘少奇像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一样揭露他的罪恶,就悍然发动文革,煽动青年学生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1978年之前,中国实际上也没有统一和稳固的政府,文革时期的中共政府也处在分裂和动荡之中。到1978年,邓小平才知道政府统一和稳固的重要性。
观察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政府统一和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政府分裂与动荡是人民最大的不幸!
你郭国汀说:“人民的和平示威、罢工、游行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绝对无权武力镇压!”这是乱国的主张。美国没有这种法律,英国、法国、德国等等西方国家都没有这种法律。郭国汀主观、武断,说话不要证据;如果不改,也难成大器。
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也曾经命令武装军警镇压失业工人的聚众闹事,也曾经用催泪瓦斯驱散失业退伍军人的聚众闹事。胡佛总统并没有被议会弹劾,也没有被治罪。可见你郭国汀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中国人民接受你的这个邪恶的主张,中国未来的政府就只能是豆腐渣。
政府的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人民有权推翻政府,政府也有权武力自卫!如果部分民众与政府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那只能是“成则王侯,败则寇”。如果某些民众无节制地聚众闹事,政府有权以武力镇压!
如果邓小平是为了国家安宁和秩序而镇压八九学潮,那么邓小平就是无罪的,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但是,邓小平是为坚持邪恶的马列毛主义而屠杀学生,因此邓小平罪恶滔天!
1989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的学潮是正当的;其后的学潮就是无正当理由的聚众闹事,而且是无节制的聚众闹事。因此,武力镇压学潮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王丹等学生以绝食和聚众闹事的方式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政府,这是错误的、有罪的。
王丹到现在都没有秩序的观念,没有服从的秉性。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秩序重于任何个人的生命!抗拒政府命令,无节制地聚众闹事,就是自己找死!
邓小平顽固坚持马列毛主义,因此罪恶滔天;但王丹等学生不顺服政府权威,煽动学生无节制地聚众闹事,因此也是有罪的。王丹拒绝逃跑,主动留下来坐牢,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有担当的行为,值得肯定。
对于中共暴政,以和平手段取代中共,是正义的。但煽动民众反抗、不服从中共政府,也是有罪的。你有本事,你就取代中共;你没有本事,你就应该忍耐。
任何民众敢提出要求与政府对话,以聚众闹事强迫政府改变政府的决定,都是藐视政府权威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有罪的!
如果邓小平答应你王丹的要求,那李鹏的支持者也聚众闹事、坚持说“4.26社论”是正确的,那怎么办?就算你王丹的主张是正确的,你也应该给时间让他人思考。你以聚众闹事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政府,政府就有权武力镇压你们!何况你的主张并不正确。
如果邓小平答应你王丹的要求,推翻“4.26社论”,那就是朝令夕改,这样必导致政府权威荡然无存,中国立即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你王丹没有本事取代邓小平领导中国,又聚众闹事,藐视政府权威,这就是你王丹的罪恶!你王丹到现在还不明白,你的书是白读了。
必须说明,在4月26日之前,学生反腐败、及要求言论自由等等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学潮也有正当性。但你们也要适可而止。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也是事实。邓小平说你们搞动乱,这是他的立场。只准你王丹有立场,他邓小平就不能有立场吗?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无视礼法,都无法无天、恣意妄为,那中国还是国家吗?王丹等民运人士至今都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如果邓小平不镇压学潮,那整个中国就会变成像民运人士群体一样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如果邓小平不信誓旦旦地坚持马列毛主义,那他就是功臣!当然,1949年之前的邓小平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赵紫阳的罪恶比邓小平的罪恶更大!赵紫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河殇》把青年学生煽动得热血沸腾,89学潮主要是赵紫阳煽动的。赵紫阳作为领导人,不知道维持国家安宁和秩序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反而还煽动青年学生聚众闹事;因此,赵紫阳也罪恶滔天!
六四不可能平反,也不可能翻案!如果平反六四,中国未来的政府将成为豆腐渣!
如果郭国汀和王丹等先生继续坚持闹事有理、闹事光荣,那么你们就是垃圾,必将被淘汰!
中共因为坚持“造反有理”的邪恶的马列毛主义,拒绝张国堂学说,因此必将垮台。中共垮台之后,六四仍然不会平反,因为没有政府会喜欢民众闹事。中共政权垮台之后,新的政府同样不会给六四事件平反,因为新的政府也不会喜欢民众聚众闹事!
《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又同时教导“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儒教的教导也如此一致。
圣灵命令我宣布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上帝膏立我为救世主。耶稣基督按《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应许,把基督的权柄、圣名和宝座都赐给了我,要我以救世主的名义带领虔诚的基督徒们铲除中共暴政,建立千禧年天国。凡不接受我张国堂统治的人,都必下地狱!凡跟随我的基督徒,都必将获得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得胜者应许的奖赏,这是极大的福分。
我也凭天命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天子和皇帝。凡不服从我统治的中国人,都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人权是人的权利,不是禽兽的权利!任何人敢聚众闹事反抗我的统治,如果有节制,我宽宏大量不与计较;如果没有节制,我必以武力镇压!任何人敢发表言论煽动反抗我的聚众闹事,我也必将抓捕关押!公开认错的,可以免予关押。
民众有权示威游行,但必须有所节制;无节制的聚众闹事,政府必须以武力镇压。政府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国家安宁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我要建立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是永恒天子张国堂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是我的大臣,但总统和议员都由民众依宪法定期选举。任何中国人都有权竞选总统和议会议员,但煽动民众聚众闹事是有罪的。
邓小平当年的一个重大罪恶就是不教而杀,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我张国堂不会犯邓小平那样的错误。
张国堂学说是为政府服务。中共政府因为坚持邪恶的马列毛主义,拒绝张国堂学说,因此必将垮台。但中国不能没有政府,因此我张国堂必将统治中国。
凡想当官造福民众的志士仁人可以跟随我,喜欢闹事的人请离开我。
国家不会因为闹事而强大,人民也不会因为闹事而幸福。喜欢闹事的民运人士没有前途!你郭国汀要检讨。如果你想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就要检讨。如果你想成为垃圾被淘汰,你就继续坚持你的谬论!
你郭国汀、王丹等民运人士,实际上是中中共邪教之毒太深。中共坚持的马列毛主义实际上反政府、反秩序的邪恶理论,是叛乱的文化。你们藐视政府权威,心中没有秩序的观念,你们没有服从的品性。如果你们不改,必将成为垃圾而被淘汰。你们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不顺从真理,你们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但实际上是垃圾!
  此致
张国堂
2012年6月28日
(2012/06/29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