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戰爭的迂迴長征─訪中國綠色和平項目總監盧思騁

2009/08/01

文/陳韋綸

台北六張犁熱炒店內人聲鼎沸,無須擔心聽不著盧思騁─以大陸綠色和平項目總監身份來台參與浩然基金會NGO工作伙伴行前培訓的他,談起2002年時人稱「綠豆」的綠色和平由香港悄悄滾入中國,今日儼然成為大陸環保運動中鋒頭最健的一支;進程之間為人熟知、已非暴力直接行動磨成的稜角似乎圓滑了些,盧思騁打了比方:「球隊講求分工與合作,不是大伙搶在一塊─那才是機會主義。GP(Greenpeace,即綠色和平)在中國開闢了一個戰場、建立了一個根據地,這麼專注地打下去。」身旁的他嗓門越扯開,激動時甚至「碰!」一聲地拍桌,宛若一位豪氣干雲的沙場猛將。稍微紓整情緒,渾身戰鬥意志的他說:最重要的是策略。

「這是中國環保戰爭的雙面刃:外國環保組織要求中國停下來,或是減緩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擁有發展的權力。作為中國環保運動者,我們只能尋求內部改革。」盧思騁明白地回應大陸綠色和平今日的運動路線。回憶進入中國草創時期,面對北京環保團體敏感於綠豆,戒慎綠色和平傳統的非暴力直接行動壓縮運動空間,他說最初兩、三年,綠色和平的作為就是低調地觀察,尋找可運作的逆機,另一方面又笑言自己賭氣,「我說我不同意呀!始終認為我有辦法。」盧思騁肯定地斷言,大陸綠色和平的定位是中國NGO,而不是由國際視野看中國問題。言談之際,透露他對於綠豆開花結果的自豪:「大陸綠色和平開啟一個無法想像的狀態。中國民主的相對狀態讓運動者推動環境立法相對容易。找到負責官員,讓他信任、給他意見就OK了。現在中國有世界最大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16%)。如果在歐洲,要發動多大遊說才能達成?」

「要我說中國絕對不是鐵板一塊。我相信運動方式是『contextual』(因地制宜的)的,是制約也是enabling(賦予權利的);選擇不是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現實條件。」盧思騁進一步舉例,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這樣的官員,在中央位置積極推動「環保社會主義」,卻同時讓綠色和平等團體能在政府組織的夾縫間穿梭,在政府、企業與公民的三角角力的灰色地帶間行進。訪談之際,言及台灣的一瞬,盧思騁宛如意識到礙於「國情」,頓了一晌掏出手機確認,暗示了制約的所在。

香港「綠豆」滾進中國

1998年進入綠色和平,亦曾奔赴馬來西亞沙勞越雨林阻擋企業伐木;雲淡風輕地,盧思騁形容進入中國前他人口中「學生激進派」的自己一支腿踩在研究院,一支腿在外面混。「什麼都搞。民主、環保、社區…,蜻蜓點水式地什麼都關注也就什麼都不關注。一方面感覺沒有自己的戰場,也是想做出成績吧…」也是零二年進入中國後,開始清心寡欲地致力綠色和平。由最初三年的潛伏,直到2005年盧思騁以「進步」口吻形容的「飛躍的一年」,他說真正現場作戰佔了百分之三十的時間,其餘時間不外乎制定戰略、分析對手、擬定計畫。「有人說綠色和平是media circus(擅長操作媒體),因為visibility(曝光度)很重要。」另一方面,紮實調查凝聚於一針見血的行動。對手行事風格、孰劣與行蹤的掌握,「為什麼我們知道惠普執行長幾時幾分會去哪裡?這是商業機密,但是我們有辦法得到。」這種宛如作戰的步步為營,綠色和平迫使可口可樂於北京奧運期間將販賣機內冷媒更換為對臭氧破壞影響甚小的綠色冷凍劑,以及包括宏碁、惠普與戴爾三家電腦廠承諾替換產品內有毒物質。其中蘊含盧思騁與綠色和平的運籌帷幄。

中國綠色和平的策略:兩場戰役

2003 年之前,大陸貴嶼仍未因電子垃圾受到國際注目,當地移工憑藉回收非法入境大陸的廢棄電器為生,當中包含汞、溴化阻燃劑(BFRs)和聚氯乙烯(PVC)等有毒物質。「綠色和平的想法是:生產責任制,以及從設計上改變。策略很重要。企業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一定得推一個人出來。當時宏碁正要打入歐洲市場,戴爾是其對手。另一方面,戴爾與惠普共佔個人電腦百分之三十;只要後兩者出來,整個行業就會改變。我們的策略是同時給戴爾與宏碁壓力,運用兩者的競爭關係。同時猛打惠普,讓戴爾有所警惕。」盧思騁一套綠色和平思惟達到了目的。四年後三家個人電腦廠牌做出妥協。

綠色和平也作策略上的妥協。如前述提及京奧期間要求可口可樂使用綠色冷凍劑。「這是看準企業在奧運期間注重形象。雪梨奧運時,可口可樂被打得很慘,花許多錢彌補公關錯誤。之後他們履行承諾,我便邀請他們來北京參與高層次的論壇,溴化阻燃劑(BFRs)和聚氯乙烯(PVC)許多人不解綠色和平怎麼與可口可樂出現在同一場合?但可口可樂的販賣機站全世界生產線18%,他們的改變會促成整個產業變化。」盧思騁說。

世界各地綠色和平以遊說、調查與直接行動手段打環保戰爭。綠豆在中國七年的發芽過程不同於歐美,但盧思騁強調國際主義視野進行運動。提及綠色和平在中國的讓步,盧思騁甚至了當地脫口:「狗屁。」認為行動並非盲動,而是講求實踐目標:「只要我做到,不要問我怎麼做到。」半認真地玩笑說自己是「摸著石子過河」的人,認為運動第一課是認清什麼可以改變,什麼不能。中國非政府組織無法律支撐,這是無法改變的現況。在外部前提無法改變下,他認為大陸綠豆的困境是人。「太需要人才了!中國是世界環保運動最重要的戰場,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製造國,如果中國不改變,世界等著完蛋!」這樣的改變,哪怕僅是替這個生產力全面解放的全速火車,裝上新一顆綠色引擎─這是另一種盧思騁口中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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