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7-17 11:04:18 来源: 南都周刊
每一个案例都得面对巨大且难以撼动的体制压迫,以及漫长的协商过程,还有截肢断掌之后难以调适的身心残破,加上劳资双方悬殊的社会资源和支持,都让人无法预料悲剧会在哪个时间点发生。
东莞工人刘汉黄刺死两名台商事件发生后,长期参与救助工伤劳工的台湾民间团体人士,试图贴近刘汉黄的处境和利用台湾劳工工伤处理经验寻求答案。
特约记者·林瑞珠 台北报道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台湾外籍劳工上街,吁请反歧视,要求平等。 摄影·林瑞珠
虽然东莞展明五金制品公司的机器还在轰鸣着,但该厂创办人林堃地,却眉头紧锁,唉声叹气:“一家有两个男人被害,我已经破产了,破产了。”
林堃地没想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厂,会让自己的儿子林裕腾、妻弟邵正吉葬身于此。
18年前,一股大陆投资热袭击台湾,为降低生产成本,台商纷纷前往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原本在台湾开电风扇工厂的林堃地,听从了客户的建议,将工厂转移至东莞。由于风扇市场竞争太激烈,两年后,他转行改开五金厂。他的四个儿子,在服完兵役后,相继前往东莞,协助父亲管理工厂业务。
33岁的林裕腾,是林家第二个儿子。实际上,他并不在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任职,而是在分公司——东坑世泉五金家电厂担任业务经理。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刚好到展明办公,顺便接在此做采购的妻子返家,不料遇上因工伤而失去右掌的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内侧的保安室门口,截住正要外出的生产经理赖振瑞,与其发生争吵。林裕腾和展明副总经理邵正吉闻讯赶来。在争吵中,只有左掌的刘汉黄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捅向这三人,导致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重伤。
一下失去儿子与弟弟,让林裕腾的母亲伤心欲绝。这个一月瘦4斤的老人,并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辛酸话。这场伤害,让她最介怀的是,“他(刘汉黄)说台湾人死了应该,这是什么话?我们也有保安,结果站在那里看,还有200名工人,都在那里看,也没有来帮忙,真的太离谱。”
这个现象,同样让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简称TIWA)顾问陈素香不解:刘汉黄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致于走到这样毁灭性的地步?她不希望自己正在救助的外籍劳工HADI也被雇主逼绝了,而走到这样失控的地步。
为寻求答案,7月12日,一场因刘汉黄砍杀事件延伸而来的讨论——“职灾移工处境论坛”,在TIWA、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简称工伤协会)发起下进行。
这些长期与外籍工人、工伤员工接触的台湾民间团体人士,试图通过刘汉黄的处境来寻求答案:离家打工,却遭逢工伤巨变,而身心创伤,又因为缺乏社会资源,必须独自面对漫长而不对等的协商过程,终至崩溃的经过。而协商、解决机制的协调难题,使得悲剧加速。
两起相似境遇的案例
台湾的工伤发生率高已非新闻。根据台湾工伤协会的资料,目前台湾有36万外来劳工,其中制造业大约占18万人,去年有1577名制造业外来劳工发生工伤,277名断手断脚,18名死亡。但是近年因外籍劳工取代本土工人从事高危险工作,使得工伤情况日益严重,而政府与雇主只管引进外籍劳工,中介只顾收取高额中介费,完全无视于相关工伤预防及安全训练。29岁的印尼籍劳工HADI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伤。 2008年1月6日,HADI在台湾一家塑料裁切工厂上班,厂方在没有为他做职前培训的状况下,就要他上工。1月18日,他因机器操作错误,几乎切断右手臂,最后做了截肢手术。出院后,他就被雇主要求继续用另一只手工作。
无法彻底修养,使得右手复原不佳。2008年8月31日,医生再次帮HADI做重植手术。去年9月4日出院后,他又被雇主要求上夜班。两个月后,HADI实在无法负荷,向TIWA申诉。
为了替HADI争取权益,陈素香和同事们,与官员、雇主、人力中介展开多次协调,并屡屡被质疑:“你是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要帮台湾人才对啦!”陈素香因此数度与雇主、中介拍桌互骂,最后勉强达成“雇主同意让劳工休息两个月”。
两起事件,同样断臂,主角同样是来自贫穷地区的外来劳工,雇主同为台湾人,只不过,广东东莞这起事件中,杀死雇主的刘汉黄来自贵州,是贫穷地区向富裕城市流动的外来劳工;发生在台湾的工伤事件主角HADI,则是从印尼跨海来台的国际劳工。不同的是,HADI遇到了TIWA,在漫长谈判过程中,给予他支持。而刘汉黄有点孤立无缘。
刘汉黄来自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25岁。2008年9月22日,他独自一人,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工作,操作冲床。
9月28日下午,进厂第七天,一台运转中的冲床机器砸了下来,刘汉黄右手掌部、手指立即被砸碎,虽紧急送医,但因伤情过重,医生不得不将其右手掌做切除手术。据说,刘汉黄在进车间前,没有得到厂方的专业培训,厂方也没有为其办理工伤保险,所以他的工伤得完全由厂方负担。
从那以后,刘汉黄和众多不幸工伤的民工一样,拿着一纸《劳动能力鉴定书》,在政府和法院之间来回求索,并守候在厂方想与老板谋求和解。
虽然法院于今年5月一审判决,厂方需赔偿刘汉黄177293元,但厂方随即提起了上诉。基于刘的请求,一审法院执行了财产保全,查封厂方价值约17万元的机器。刘汉黄的官司大抵已经赢了大半。
得知厂方上诉后,刘汉黄于6月14日站在厂房阳台边,以跳楼要胁厂方尽快赔偿,经警方劝阻,刘汉黄答应次日下午和厂方商谈。然而,6月15日中午,刘汉黄在工厂大门口与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一场杀害随即发生。
机场抢救劳工
在7月12日论坛讨论结束时,有一民众,做了一个既幽默又苦涩的结尾:“台湾就是因为有TIWA、工伤协会,所以台湾的老板可以少死几个。”
另一个NGO办公室里,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的秘书长黄小陵,也正在思考着刘汉黄因工伤杀人的事件,她在协会中处理的是台湾本地的劳工职灾问题。
过去,在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尚未成立外劳服务站时,许多工厂主面对外来劳工工伤时,经常买张机票把人送走,不顾劳工回去之后,还要面对庞大的医疗费、巨额工作中介费。
为了防止这类悲剧发生,TIWA当时仅有的三位成员,经常全天候待机,随时准备赶赴机场。与机场外事警察合作下,在重重包围中,他们将伤者抢救下来,让他们先进行紧急医疗、接受庇护,如果与资方协调不成,就进入冗长的官司阶段。
这类抢人大战,直到2006年1月才得以告一段落,台湾“劳委会”终于在中正机场成立服务站,只要那些被雇主强行遣返的外来劳工到服务站表明意愿,即可接受安置。
因为长期为工伤劳工服务,陈素香很能体会职灾者的痛楚,因此,她认为身为一个为外来劳工发声的NGO组织,也应该为刘汉黄发声。
她的想法,与黄小陵不谋而合。
“苦主的悲哀”
在讨论是否要救援刘汉黄时,TIWA现任理事长顾玉玲提醒说,1986年救援原住民青年汤英伸时,汤父曾说,“不能不考虑苦主的悲哀”。这确实是很大的顾虑,对台商家属而言,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行凶者接受法律的制裁是必然的,何来救援的道理呢?
汤英伸乃台湾原住民中的邹族青年,当年才19岁,就读于嘉义师专,因家贫而休学,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因无法忍受雇主的苛刻虐待与歧视,欲求去而不得,愤而杀害洗衣店夫妇及其两岁女儿,而被判死刑。此事件震惊社会各界,普遍视为社会正义向法律倾斜的血案,虽然历经各方营救,汤英伸仍然伏法,这是当年台湾本岛劳工的巨大悲剧。
映照着TIWA与工伤协会长期处理个案的经验,每一个案例都得面对巨大且难以撼动的体制压迫,以及漫长的协商过程,还有截肢断掌之后难以调适的身心残破,加上劳资双方悬殊的社会资源和支持,都让人无法预料悲剧会在那个时间点发生。因此,对于刘汉黄的社会处境,大家都从过去处理的个案中,有过深刻的体会,而难以无动于衷,所以,连署的决议很快便通过。
陈素香强调,救援刘汉黄并不是认为台商雇主该死,而是认为如果有一个较为尊重劳动者权益的处理体制,这种毁灭性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虽然顾虑台商家属的苦情,TIWA仍然决定于6月30日展开救援刘汉黄的连署行动—— “吁以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职灾工人刘汉黄”。截至目前为止,连署团体达35个,个人连署505人,连署还在持续中。
“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
虽然遭遇不幸,但林裕腾的母亲并不后悔到大陆设厂。她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谁也料想不到。
另一名受害者邵正吉,出身于普通的劳工家庭,与林裕腾的母亲是亲姊弟,做了十几年的组合机器生意之后,因经济不景气而结束营业,转而到台中港上班,由于常常需要在五根大烟囱爬上爬下,姊姊见了不忍,便于4年前邀他到大陆工厂工作,帮忙管理工人。
邵正吉今年刚50岁,两个女儿尚在上大学。他的家境并不富裕,邵去世后,他的孩子只能靠助学贷款以及打工来完成学业。他的妻子说,不知道邵正吉在东莞到底做怎样的工作,只知道是要管人的,偶而放假回到家中,他也很少谈及工作上的大小事。
对于这场灾难,林家、邵家经过讨论后,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再向媒体提供任何信息。全程参与事故处理的林裕腾表妹柯慧汝说,不想引起彼此的仇恨,更不愿媒体聚焦在仇恨上。
柯慧汝希望劳资双方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不是制造两边对抗的气氛,更不要放大冲突,不要让事件延伸出二度伤害。“除了悲伤之外,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式,让这个事件看到有意义的一面,受害人不至于白白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