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奕瀠】
▲1997年，王拓主持的春風文教基金會與文建會、中時人間副刊合作，舉辦「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的紀念活動。（本報資料照片）
▲王拓出席「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回顧研討會」。（本報資料照片）
編按1970年代末期，兩岸各自出現一個重大的文學事件：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中國的傷痕文學，並且同樣是對歷史的反思。只是傷痕文學反思的是特定歷史事件：文革，鄉土文學則是凸顯了台灣被壓抑的種種社會矛盾。
七○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重要時期，諸多文學、思想性雜誌在當時創立，包含《文季》、《夏潮》、《仙人掌》雜誌等等，並且有一股強大的「回歸鄉土」的呼聲，從文化藝術、民謠音樂到電影。
《文季》等相關雜誌培養了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等作家，雖然於1974年停刊，但卻讓「鄉土」與「現實」成為當時文學的風氣與討論字眼，這些作家也都被稱為「鄉土文學」作家。鄉土文學作家代表之一王拓曾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中，他指出小說家最重要的任務是，運用社會寫實主義來描繪鄉土的現實，而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反映人們生活和心理願望的文學。」 王拓力陳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這個稱謂，來取代「鄉土文學」這個標誌。
現實主義還是鄉土文學
王拓此文刊登於1977年4月份的《仙人掌》雜誌，同期還刊登了銀正雄和朱西甯的評論，這三篇文章揭開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相對於王拓的意見，銀正雄大力批評當時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朱西甯雖然肯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也同樣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在這篇〈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中，朱西甯表達對於鄉土文學恐流於地域偏狹，也有主張台獨之嫌。這些爭論的火花，也反應了七○年代的歷史探索和認同建構為將來台灣歷史的影響。
這起論戰其實是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有別於發生於三○年代咸認為「台灣語文運動」的首次鄉土文學論戰。二次戰後，「鄉土文學」一詞除了具有描寫農民及大眾生活相關文學的意思外，也是區別那些外省籍作家所寫的回憶式內向性文學。1965年，文學評論家葉石濤就曾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提出「台灣」與「鄉土」的關聯。即使到了七○年代，鄉土文學仍給人方言文學和本省作家書寫的文學的印象。
但發生於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直接與省籍議題相關。因為其不僅僅是文學界對文學寫作方向與路線的爭論，也是台灣作家對於戰後歷史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檢驗。由於七○年代的外交受挫，知識分子不分省籍都反思社會改革，強調重視台灣社會現實，並反思國族認同的現實意義。此外，部份作家如陳映真、王拓具有反美、反帝國之左翼思想，所以特別重書寫勞工與底層人物。但對於國民黨政府及反共立場強烈的作家而言，鄉土文學彷彿五四運動時期的左翼寫實主義文學再起，這些作家無法忍受這種傾向而提出強烈批評，掀起鄉土文學論戰高潮。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不談人性，有何文學？〉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無疑是共產黨的階級理論。其後，余光中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對鄉土文學做出更嚴厲的指控，在仍舊戒嚴的恐怖氣氛中，一口咬定鄉土文學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且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余光中的指控，讓文學界充滿緊張氣氛，也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注意與介入，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充滿了論戰文章。
論戰突顯矛盾
1977年，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當時總統嚴家淦呼籲作家「堅持反共文學立場」。翌年「國軍文藝大會」上，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和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強調要發揚民族文化，也要團結鄉土，認為鄉土之愛，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而停止了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也讓鄉土文學論戰終止。
回顧這場論戰，社會學者蕭阿勤在其著作《回歸現實》曾以「回歸現實世代」定義七○年代那些「在中國國族敘事中，重新理解台灣與定位自身責任」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因保釣運動與外交受挫，而重塑國族認同和社會實踐。當時的鄉土文學亦為其中的實踐場域。但隨著台灣文化主體意識升起，當代對「鄉土文學」的定義強調的是台灣本土書寫，卻忽視了七○年代重要鄉土文學作家和論戰主角陳映真所屬的「懷抱中國意識」的左翼作家，才是催生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角色。
雖然陳映真亦批評國民黨，但他認為台灣歷史與文學應從中國國族主義觀點來理解，也認為葉石濤等本省作家所稱的「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正名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和陳映真立場接近的《夏潮》雜誌，以及主張「去中國化」的《台文》和《笠》，雖都主張鄉土文學，但因所站歷史基點不同，在國族認同意識與對「鄉土文學」定義上也有極大的差異，因而形成「鄉土文學作家」內部的「鄉土文學論戰」。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認為，這個論戰最重大的意義是釐清了戰後台灣文學領域中，代表國民黨官方與代表本省人的情感，亦即「反共文學」中的流亡心態以及台灣人的「孤兒意識」，而這種孤兒意識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提昇，轉為強烈的台灣本土認同，五、六○年代吳濁流、鍾理和等台灣作家書寫的「孤兒文學」也衍生為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重要精神。
鄉土文學論戰是台灣戰後第一場重要文學論戰，其爭議反映的是台灣歷史的多重矛盾：黨國體制vs.反對力量，中國vs.西方，本土vs.西方，當然還有階級的矛盾。而這些民主的、民族的、省籍的，與階級的矛盾，也都是後來台灣政治社會的主要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