胳臂相交的性論述與性改革-專訪甯應斌與方剛

2009/08/27

文/陳韋臻

從1997年台北公娼制度被強行廢止的事件,不只逼出迄今長達12年的台灣妓權社會運動,同時標誌出了台灣妓權論述與田野訪談的起始,也將台灣支持和反對妓權的對峙情形血肉翻湧地揭示出來。而今,引用何春蕤教授的形容,在行政院人權小組對性工作改革提出建議後,我們站在「歷史的節點」這樣一個改變的時刻底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了一場名為「性工作:倫理與性別」的新書演講會,邀請中央性/別三巨頭之一甯應斌(另有筆名卡維波)、14年前在中國出版《同性戀在中國》而今成為大陸性/別發言問題人物的方剛,以及台灣率先投身妓權運動的王芳萍,三者分別由哲學論述、田野調查研究以及社會運動的角度,共同凝望著社會性態度改變的遠景,展開跨領域的對談。

在這場對於性工作/性氣質探討的會場,主持人何春蕤身旁坐的是哲學研究出身的甯應斌、畢業於性社會學的方剛(身兼人社院之下心理學系副教授及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另外還有工運出身且極少出現在這類「學術書籍」發表場合的王芳萍。在整個社會保守性態度驅策的彼端,王芳萍立足於勞動者權益的運動者立場,甯應斌和方剛則是從各自的位置投入。這場演講或許正是個縮影,隱微地呈現出這些向來被視為高塔上的學者,如何可能與運動互動,從學術研究之位作為社會的轉變效能。

論述作為運動的前景想像與串聯

平心而論,甯應斌的新書《賣淫的倫理學研究》,從書名到目錄都相當「學術」。然而實際上,包括前半部〈自由主義與妓權立場對反娼說法的批評〉,以及後半的〈女性主義的反駁/妓權派與自由主義者的回應〉,絕非超脫於社會現實之外的論述;相反地,這些書寫實際上凝視的正是台灣當下妓權運動常見的婦女團體反對語調,包括性工作者勞動的被剝削、賣淫的性別不平等文化現象,更甚是一般良婦們立足於傳統性道德的反娼說法,書中盡是縝密的對話和有力的反駁,試圖打破台灣以往所謂婦權派和性權派之間完全無法溝通的困境。除此,甯應斌從歷史中女性主義對婚姻結構的發展轉變,拉出一種對性工作新的思考模式:倘若常見認為性工作制度是種對性別結構和勞動者不利的結構,問題並不在於性工作的本質乃是極惡(賣淫並非必然的性別不平等更勝其它性別建制)與全惡(賣淫並非僅只是性別不平等),而是應該致力改善現下的不完善。甯應斌提供了一種邏輯在於,性工作被改善是可促進性別更趨平等的動能,也就是他所謂「文化意義的自折」。

「那麼究竟該如何去理解這些性論述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記者的提問下,甯應斌率先回答的是:「理論構成人們看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好個專斷的說法讓人捏了把冷汗,然而持續討論下,甯應斌解釋道,既定的理論實際上已成為人們不去質疑的常識,而新的理論將促成既定常識、觀念的改變。另一方面,持續以往信仰的「弱勢挺弱勢」,甯應斌提起,理論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是擴大運動主體的串聯:「一場運動參與者通常是與利益有關的人,理論提供其他非利害關係者進入運動,像是性工作和其他的關聯,可以連接不是因利益而參與的人,讓他們不是因為同情而加入運動聲援。因為同情而參與予的社會運動,是走不遠的。」

街頭運動缺席的性別田野補充

與甯應斌不同,執教於北京林業大學的方剛,在擔任記者十年後,開始自己進行性少數身分的訪談並撰寫成書,1995出版了《同性戀在中國》、《愛滋病逼近中國》及1996年《變性人現象》。方剛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之所以從最初開始寫作時便選擇性少數,大概與他童年時的經驗相關:「在我三歲時,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父親自殺了,他受政治迫害的。所以整個成長環境我一直被別人欺負、被別人打、一直是個弱者,包括整個個人環境和成長,都是一直被壓制的。所以到後來我作記者時,好像很本能地就站在弱勢的一面。」這樣一種生命背景,成為方剛以一名異性戀男子的身分持續關注其他性弱勢者的動能,在1995年大陸尚且談性色變之時,出版了第一本聲援同志的書籍;在41歲的年紀,出版了幾十本的書籍,成為大陸的「性學專家」。然而,方剛提起自己書寫研究的早期,倒也毫不避諱地說出當時自我眼界的狹隘:「因為我幼年弱者的處境,所以我發聲,在很多章節都在說:『同性戀者是我們的兄弟和姐妹』、『他們沒有任何的過錯』等非罪非病等道德問題,一方面這樣說,一方面行文裡的描述又一不留神,帶出主流異性戀的偏見,比如會突然冒出一句:『還是做異性戀好啊。』」他自己調侃並大笑。《同性戀在中國》出版後,隔年被查禁,但自此開始十年後,大陸進入了高亢談性的時期,甚至在2000年時,還有同志將方剛此書告上法庭,指他「歧視同性戀」。提及此事,方剛依舊大笑,言談中透露這不僅是由於當時他受到異性戀建構的遺毒使然,也認為此事揭露了大陸對於性態度的開放轉變。

而今年在台出版的《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則是方剛的博士論文,他跑到了深圳的夜總會中當經理待上兩個月,用田野的方式與這些男性性工作者對談,試圖探究面對不同情境時,這些男公關呈現出的不同性別氣質。彷彿是接續著他早期書寫的《男人解放》(1999)以及《男性要解放:中國男性運動的萌芽》(2006),方剛試著用田野調查(書末附錄有每位男公關的生命故事)的方式,打破男性同一的陽剛樣貌。當記者詢問為何選用女性主義者康乃爾(R. W. Conell)作為理論基礎,而不採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展演,方剛解釋,一方面在大陸社會學領域,並不將巴特勒視為一個正統的理論架構,這在論文評鑑上是最直接的障礙;另一方面,對他來說康乃爾所強調的社會不同情景,是他所意欲強調的。如同書中透過訪問呈現出的不同男性氣質樣貌,是真正面對碰撞社會不同情境而來的,或許當中並沒有顛覆主流理想男性氣質的企圖,然而這也就是真真實實的生命樣態。

如果說大陸在性工作以及同志街頭運動上,確實由於社會限制而無法現身,那麼除了在組織內部工作的社運者之外,方剛作為一名學者,上電視發表對於性態度解放的言論,並持續做田野、大量撰寫各種性少數的書籍,從文化生產上補足無法現身遊行抗議等社會限制,成為另一種學術研究的社會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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