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向上的性觀念翻轉途徑:《賣淫的倫理學探究》

2009/09/03

文/yeastiness

在四年前的《性工作與現代性》中,甯應斌透過高夫曼(Erving Goffman)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為路徑,證成性工作的非異化性質;四年後,他再度深入性工作的合法性與倫理問題,出版了《賣淫的倫理學探究》,不僅呼應著他在前一書中所言:「性工作的充分發達與全面發展才是消滅『伴隨性工作的不平等』的先決條件,而不是等到這些不平等都消失後才能全面發展性工作。」更在此書中將對話目標擴大,一一回應的同時,也一一瓦解慣見各種對性工作的污名或定見。

如同甯應斌在〈序〉中所說,書名使用「賣淫」二字,除了是考量哲學慣用語之外,更期待在掏空當中污名後,讓人們如同面對「賣書」等販賣常態去面對「賣淫」二字。於是,首要甯應斌梳理了各種市面上經常聽見面對性工作的指責與制止之聲,像是傳統性道德與法政(與經濟)哲學的立場,更包括台灣常見如勵馨基金會經常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剝削」的大磚頭,或者像是性工作當中「性別不平等」的結構。對此,書中除了交代自由主義者,如Raymond Belliotti和Lars Ericsson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底下的性工作不同的詮釋外,更進一步論及所有雇傭關係(不管是教授、鞋子工廠工人)之間具備的不同文化意義,就如同賣淫與其他不同產業的認定差異一般,因而無可簡約地聲稱,我們要消滅不平等產業而後發展出一個全新的公允的無階級差異的任何(包括)性工作。

至此,我們已察覺到甯應斌延續了《性工作與現代性》當中極為基礎的態度,也就是性產業的改革空間。往後,甯應斌轉入探究女性主義者Carole Pateman和Laurie J. Shrage對上述自由主義者所展開的性工作觀點論戰,例如Pateman立足於激進女性主義的立場,當我們將性視為構成自我認同的要緊點時(而「性」在起碼是傳統父權體制之下,幾乎等同於「女人」的身分),Pateman認為「妓女不可能只販賣性服務,她賣的是她的身體」,因此生成了我們經常耳聞的「賣淫改革無望」論。相對於這類早在80年代即以攻佔所有人們耳目眼心的觀點,甯應斌則指出,一種手術式將女性與性切割的方式,並無能於改善性/別不平等;理應著手之道在於透過「性平等的達成」,來造就「性別平等」的遠景。就如同在酷兒理論中所堅持的,當「優等」同性戀-例如知名主持人蔡康永-與愛滋或濫交劃清界線時,社會對於蔡康永的接納,並不意味著對於性少數身分的認同,更甚是一種將更為底層的性身分往下排擠的階級重製作用。

另一方面,在面對採取「容忍」賣淫的女性主義者Shrage方面,甯應斌則點出了Shrage面對文化意義成形過於悲觀的看法:「霸權式」以及「由上而下」的,並由此,轉入甯應斌最終所意欲陳述的「文化意義的自折、歧義與非本質主義」,也就是賣淫產業結構的「性別不平等」並非是屬於賣淫的「本質」,引用一句幾乎可作為本書核心之語:「(賣淫)制度的變化會帶來其文化意義的改變」。簡言之,當我們賦予性工作合法性之時,這種合法性地位將同時提供性產業減低剝削的改良空間,並同時讓性工作的合法性逐漸反饋至社會性態度的開放及逐漸促成性/別的平等。

東方人經常說「情理法」,揭露了我們將情置於法理之前的觀念,而在此,「情」或許也可解讀為一種傳統道德概念之使然。在這個立法的時代底下,我們的思維亦可逆反過來,透過性產業法律的制定與修正,由下至上扭轉性態度與觀念,則為必然可為之舉。別忘了,在法律規定室內空間不准吸煙後,社會對於吸菸者的歧視是愈加彰顯且具有「合法性」的,在此時此刻的台灣,約莫早已忘了早年電影院中可以吸菸的正當性了。惡法為法,良法更應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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