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縣政府勞工局4月舉行聯合面試，求職者在登記時，仔細思量。（圖文／中央社）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評估，即使今年或明年經濟開始復甦，全球的工作危機可能還會徘徊6至8年。該組織的秘書長索馬維亞（Juan Somavia）也表示，全球每年約4千5百萬人進入就業市場，其中多數是年輕人，全球經濟必須在未來的5年內，創造出3億個工作機會，才有辦法回到危機前的失業水準。換言之，無疑地宣告「高失業率」與「長期失業」時代的來臨。
失業問題的轉型
我國主計處甫公佈的相關數據印證這樣的論述。5月份的失業率再創新高，細究5月份增加的失業人口，教育程度主要以國中及以下、高中職佔多數，大專以上卻反而下降；同時，新增失業者的年齡幾乎分佈在25歲到44歲，即非畢業生的年齡範圍，顯然畢業潮對於勞動市場的衝擊尚未反應在具體的數字上。
而根據教育部的估計，今年將有超過32萬的畢業生，其中有14萬人選擇進入職場，而目前初次尋職者的失業週數為38.4週，又較上月延長2.6週，也就是說畢業生平均需要9個月才能找到工作，失業率破6是遲早的事。
除一再攀升的失業數字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主計處的資料，5月份失業超過一年的「長期失業」人數直逼10萬人次，是近5年來的最高紀錄，再者，已經失業27週至52週者則有15 萬9千人，兩者共計25萬8千人，接近全體失業者的4成1。而在長期失業的人口中，青年族群（15歲至29歲）共3萬9千人，佔整體長期失業者的4成；而長期失業者中學歷為大專及以上者的比例為4成2，顯然打破過去我們認為長期失業的問題是集中在「中高齡」或「低教育程度」勞工身上。
在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辦公室所提出的報告《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對童工與青年就業的衝擊》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將對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就業者，造成不同類型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對於教育程度較高者而言，將遭遇無法尋找到符合其資格的工作；而教育程度較低者，則是因為在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中的廉價工作條件。
青年失業問題未受重視
台灣勞動市場在金融風暴重創過後已出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國內的就業安全制度不否足以承受驟增的失業率，勞動市場的數據上已經呈現出長期失業者的屬性有傾向年輕化、高學歷化，而過去的社會安全制度對於初次尋職或初入職場高流動的青年就業者皆無法提供協助。面對失業問題深化的嚴峻考驗，各國多以擴大且延長失業給付的涵蓋範圍與請領期間，作為因應的其中一種政策工具，但政府在延長失業給付的思維上，還是以中高齡、身心障礙者為優先，對比其他國家無論在涵蓋範圍、給付程度上顯有落差，無怪乎有學者提出質疑：「其他沒有特定身分的長期失業者，為何不納入？」無法以失業週數、就業能力等作為政策介入的指標考量，而任由勞工在市場中載浮載沈，無疑是政府的失職。
我們認為勞動市場的嚴峻，將造成青年世代的高失業率及進入非典型就業的趨勢，然而台灣的失業保險制度皆排除初次求職者、部分失業者，美國及加拿大的失業保險制度都有針對部分失業者之保障，可作為台灣政府的參考。
高教過量擴張 畢業即失業
高等教育的擴張提供數據上勞動力素質提升的現象，然而卻換來國內大專以上畢業生就業困難的惡果。政府過去在高等教育是否過量的問題上並未及時回應，再者，產業政策的制訂與推動，更未以創造高階、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為核心，遂導致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無法吸納高學歷的就業者。
其次，政府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無論從消極性的救助政策，抑或積極性的創造就業政策上，對於失業問題轉型後年輕且長期化的趨勢卻無提出相對的因應措施，而產業政策發展與高教過量擴張的結構問題，更沒有長遠的改革規劃，只是便宜行事地提出「大專生至企業實習方案」，來避免過高的失業數字所帶給政府的難堪。
團結找出路
金融海嘯襲擊實體經濟，勞動市場的胃納受到壓縮，工作機會的稀釋化，讓勞動者及其家庭明顯感受到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威脅。此時，社會政策的調整與介入將可協助經濟弱勢者走出貧窮困境，更對社會穩定、經濟回春有所助益。不過，保守主義政黨、雇主，以及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社會福利會扭曲工作意願的恐懼，強力抗拒高度「去商品化」的社會政策，頂多給予殘補式、短期性質的救助、就業計畫。
從過去的研究可以知道，社會福利政策如果要具有高度去商品化的效果，關鍵在於政策制訂時的權力基礎，如果工人（受薪）階級在政策制訂上擁有主導的力量，所產生的社會政策將具有去商品化的性質，亦進一步強化受壓迫階級集體行動的能力。反之，如果勞動階級無法團結，其政治力量勢必薄弱，政策的制訂將交由資本家、右派政黨，團結將遭到割裂、破碎與分化，傾斜的社會正義將永無翻身的一天。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