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臻
如果說，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雪茄、鬍渣與貝雷帽早已是幅icon，那麼切（西班牙語打招呼的親切用語，如中文「兄弟」之意）的《切：28歲的革命》（CHE：The Argentine）以及《切：39歲的告別信》（CHE：Guerrilla）兩則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則是從大眾聖像回歸到切的生命和革命間的關係，重新面對這個四十年後的世界。當然恐怕所有觀眾都會嘗試著在螢幕上尋找我們所熟悉的切，無論是印在菸盒、煙灰缸、T恤、斜背包、小別針更甚是安迪沃菏彩色絹印普普樣版的帥氣形象，但也許即將無功而返，除了《28歲的革命》開頭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以鏡頭角度召喚出觀眾對班尼西歐‧狄奧‧托羅（Benicio Del Toro）之為切的短暫接合之外，兩部電影的低穩敘事，不過度誇耀切的獨特性，亦不堆塑切的偉大不朽形象，尤甚在《切：39歲的告別信》中，透過相較於《切：28歲的革命》更為日月流帳的剪接方式、田園效果的配樂，透露出切對於革命過度的浪漫和天真。史蒂芬‧索德柏並非瓦解了切的神話，但某種程度上絕對是將屬於我們這個世代對於切的盲目崇拜拉開了距離，這個距離包括了時間、地緣、歷史，以及屬於偶像明星的臉龐，如同導演在e-mail訪問信中所說：「我刻意選擇低限主義的手法與敘事策略來拍攝這部作品，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帶領觀眾繞過不必要的塗抹裝飾，讓我們幾乎在同一個水平上......」我們無法透過這兩部電影增添對於切的景仰，如果說這兩部電影興動了台灣對切討論的波浪，恐怕也是原本即存在於表面底下的。
象徵憤怒反抗之餘
必然，我們仍舊身處於資本主義底下的消費主義商品文化中，我們亦脫逃不出右手消費跨國企業商品左手緊握青春殘剩的絕望反抗旗幟，這個「偶像明星的臉龐」再如何蛻去光芒，亦無力絕殺其緊黏的左派抗爭精神對於現今世人的價值所在－儘管在許多時刻下也只剩這項安慰價值。像是上週六（9月5日）午夜在In 89豪華數位影城，即聚集了一堆以「向不朽的格瓦拉致敬」為名熬夜參加首映的人們，為數不少男女在身上穿戴切的相關衣物飾品，在攤販前購買卡通版切公仔、以預售票換取菸盒、海報，手拿著啤酒、City Cafe或可口可樂啜飲，聽濁水溪公社、假文藝青年的一半樂團、聽在各種性質場合皆可暢談的張鐵志念著透過音響呼嚕呼嚕的散文詩，這些儀式怕都比觀看電影還來得更為浮華且具象徵意義，象徵青年們自詡有感有力有怒且不宜家宜室。電影放映前刻記者看見工作人員拿著三罐可口可樂舉杯拍照留念，趨上前問，得到的回應是：「我喜歡切的文化價值...什麼文化價值噢？左派的精神...喝可樂是故意的，覺得這裡是切的活動，拿可樂拍照...我喜歡左派的精神，但我不是左派，所以我喝可樂不會有什麼自我矛盾。」在古巴革命時，切謹記上卡斯楚所言，在日記上寫下：「在與敵軍隊戰時，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手中的武器，放下它們就是犯罪，而且極為愚蠢。」而青年身穿切服，事實上我們不知道敵軍是誰，手中的武器就是可口可樂和香煙，究竟是對抗著自己即將落入的冷感安適，還是爛斃了的世界，誰也不可知；甚至，切的臉到底是搖滾明星、時尚偶像、還是無名氏，恐怕也不是過於要緊。
鮮血與理想堆砌出的革命歷史
對於這種現象，導演史蒂芬‧索德柏的看法倒是較為樂觀，在信中他回覆道：「儘管有許多人是不明就理的穿上了那件印有戴著貝雷帽長髮男子標誌的T-Shirt（我遇過有小朋友跟我說Che是樂團主唱！），但只要有人能理解Che對全人類與受壓迫者的關懷與不捨，進而願意付出一己之力，讓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我想，不妨將那樣的氾濫是為好事。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此刻，Che的實體圖像與象徵意義已然成為全世界所共有的珍貴財產。就像Che曾經說的－革命者永遠投身在需要他的戰場。只要世間仍有絲毫不公義的存在，Che的普普風頭像將永遠以各種形式流傳下去，不管是T-Shirt、打火機、煙灰缸、帆布袋......」如果我們願意相信，各種形式的切商品購買也都是一種投身戰場的形式，也許我們便得以相信，青年們透過切的此曾在，是願意與自身和社會維持某種程度的對立的。
至於切究竟對於在南美洲紅色革命底下，構成倖存者何種印象，或許就不是台灣青年所關切的。那些在當初古巴革命期間逃到美國的民眾，以及許多對中南美洲抱有革命想像的人們，兩造之下對切的評價，乃是從「殺人機器」到「解救農民」的天壤差異，史蒂芬‧索德柏在《切：28歲的革命》中至少試圖納入了前者的立場，使用時空剪接的方式，讓世人對切不同的評價皆可被看見，導演對此說道：「關於Che的兩種極端評價，我都不刻意張揚，也絕不刻意抹去。在電影中，當Che以古巴代表身分參加第十九屆聯合國代表大會時，紐約街頭變有許多前古巴流亡政府的遺緒對他咆哮抗議。所有的革命都必然是激烈的，手段極少能溫和、寬厚，自古以來皆復如此。只是，有的血是因為獨裁者的私利、鬥爭而流，而有寫鮮血，則是實踐所謂「轉型正義」前提下的必要之惡。對此，我沒有贊成或否定之意。歷史本來就是一個無休止對話、辯證的過程。」
索德柏認為，儘管對於切的歷史定位，至今尚處紛擾不休的狀況，但他所做的就是透過「新聞片段、機密史料、他自己書寫的日記、或是周遭親友的口述，在某種程度上『客觀』建立一個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人物形象」。這樣的客觀敘事，在電影當中無可置喙，回到現實，倘若我們都同等經歷過三年前《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的洗禮，且有幸在今日看見切拋棄摩托車改深入叢林革命的兩部電影，進一步理解古巴在切革命後的今天，四處都是可口可樂廣告牌誌，且是由古巴革命時來到美國的可口可樂總裁羅伯托‧古茲維塔（Roberto Goizueta）所加遽擴張的成果，也許我們在面對「革命」一辭時，將得以稍加止步，理解除了浪漫的革命情懷之外，歷史鮮血持續要思考的轉型正義，以及革命後的責任而不僅是理想，也許我們進戲院看切生命便不只是停留於儀式象徵的附加。
這是一部電影，而不是革命
文／李靜怡
不是所有拿著槍的電影都是很像的。雖然台灣、南美洲與美國稍有不同的《切》預告片，都想暗示你這是個磅礡洶湧，充滿著熱血與子彈的電影，但是你在預告片看到的人在空中爆炸、火車飛出鐵軌以及軍人帶著砲奔跑的畫面，就差不多是本部片的武打精選了。真正出現在本片最多的其實是走路與爬山。五年前，剛拍完《瞞天過海2》的索德柏還說自己應該差不多開始發展別的專長像是畫畫、拍照，暗示一種過度漫長的電影事業，一個間歇插著藝術旗幟或是商業大片的版圖，最後他還是和製片即本片男主角班尼西歐‧托羅拍了這部傳記電影（biopic）。
可以想像要籌拍切‧格瓦拉電影會引起多少關注，不管是把切t-shirt當作滾石樂團舌頭在穿的恍神年輕人，或是對第三世界革命有很多幻想的人，但當導演堅持要用西班牙文拍攝全片時，美國資金立刻撤光光，不但因為美國佬認為格瓦拉在南美叢林用英文命令大家作戰也很ok，還因為電影公司要搭配美國境內的預付電視系統，所以資金本身血統意外的政治正確。要檢視好萊塢電影導演的拍攝動機多半有點奇怪，雖然為了格瓦拉接受超過150場專訪，某些時候表現出強烈政治參與度的索德柏說：「至少現在開始有人聊到格瓦拉了。」但國內資料似乎還是熱情有餘，描述索德柏如何從年輕時代就景仰格瓦拉，熱血籌拍他的傳記電影，雖然他明明說了製片人找上他之前，他根本不太認識這位大哥，而且要是格瓦拉真的建造了理想中的世界，「那我根本不知道，在那個世界我應該站在哪裡。」
常開玩笑說自己是西班牙的布來德‧彼特的托羅，也曾經在充滿政治熱度的西方媒體記者前發飆，「我希望你寫你想要的，隨便那是什麼，我根本不在乎！」甩頭就走，雖然他在籌備七年內讀了所有能見得的格瓦拉資料、和格瓦拉的弟弟、仍然在古巴生活的家人、遺孀與兒時同伴見面，甚至在書展上偶然遇見卡斯楚，卡斯楚開心地說，他很開心有演員這麼認真地研究格瓦拉生平。但是這些事實橫置在導演為其他戲宣傳時閒聊的性、變態與好萊塢主題之中，像是在LA派對時，喝兩杯酒就一定掏出大老二要大家看看的A片男星、或是他愛看的電視節目，「某些極度實境節目令人匪疑所思，如果是假的你大概知道那就是假的。但像有個節目拍攝各式有古怪問題的人－一個暴食症女性在餐廳吃完飯就會開車趕在先生回家前飆回家，然後催吐在塑膠封口袋裡，然後把它們藏在衣櫃，每個禮拜她要花半小時把衣櫃裡的嘔吐物拿去丟。你會想，攝影機在哪、收音在哪、這一切到底怎麼拍的？」別搞錯了，他是一個好萊塢導演。
文化媒體推波助瀾下，往往扭曲了很簡單的事實，這是一部電影，而不是革命。此時在文化媒體上宣揚格瓦拉信念的文化知識分子可能還沒有電影導演誠實，或是對於遠方文化中的人物，大家總有著過激的美化，所以可以想見台北的切電影放映時，那種模擬的熱血，而不太可能像在其他國家放映時，一半的觀眾尖叫與怒罵：「謀殺者！」喜愛歷史的人或許知道，格瓦拉向來毀譽參半。
既然這是部電影，還是把它當作電影來談。真正有趣的是導演的捨棄。索德柏著名的不是他與大咖明星合作，而是他讓人覺得大明星很會演戲，這樣的奇蹟在布萊德‧彼特、茱麗亞‧羅勃茲、喬治‧庫隆尼身上都發生過，也是少數可以挖到一堆大牌讓他們集體降價，現場氣氛還很和樂的導演。而傳記型電影最好考驗導演與演員功力。身為史上第三位拿過奧斯卡獎的波多黎各裔演員，托羅超越了美國螢幕上，固定的、懶散的拉丁風味角色，也是少數堅持不更改南美姓名的好萊塢演員。他的表演方式激烈與深沈，注重細節，成為風格強烈的性格演員（character actor），是那種導演甚至時常要精算他／她們出場時間，以免壓倒性地蓋過其他表演者的強硬配角。他爆炸性的演技讓西恩潘對他說：「你讓我想到《疤面煞星》的艾爾‧帕西諾。」
而索德柏相反地，是沒有一個固定「帶著走風格」的導演。他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就看盡所有電影，而且什麼都喜歡，26歲拿坎城大獎，還是當時獨立電影改革的重要人物。有點像李安，沒有強烈風格但什麼都可以拿起來玩的導演性格，他擅長抓住一個主角，把主角發揮到淋漓盡致，專注在單一主角的電影，通常讓他最受好評。所以，不管是估計過這樣組合的觀眾，或是純粹對格瓦拉有既定印象的人，應該都預期會有個充滿革命張力與激情的格瓦拉。格瓦拉是詩人，也是游擊隊，要拍多激烈就可以多激烈。那個會堅持只出現在片單一次以至於擔任攝影師時都要編個化名的內隱型導演，應該會讓托羅衝在前面。但是，他沒有。不管是格瓦拉身為知識分子的陰沈、革命中逐漸失控的屠殺都被捨棄，甚至真正激烈的英雄主義都沒有，除了幾個浪漫的抽雪茄大特寫以外，這部片有大半時間—在爬山。格瓦拉教訓游擊隊員對人民要有禮、關心、兄友弟恭，大概才是不斷重複的重點。
導演是因為想抵抗眾人預期所以選擇自然主義？或者，拍片超過十五年以上的他必然走向拋掉形式的簡約，像是老了，什麼都不好玩了，或是拍出大師感的最後之作才是心頭大事？或者，強硬演員想突破激烈形式的表演，抑或是拋下特有表演方式的他，其實沒辦法支撐傳記型電影？其中一個可能性或許可以從索德柏談話看到隱約，當他進入叢林拍攝時，感受到了一種單純，一種他認為格瓦拉不斷回到叢林的原因。所以，游擊隊員在螢幕上，沒有太多比例的激烈打鬥，而多了許多像是在叢林間不斷徘徊受苦的修煉，這或許是索德柏與托羅，對歷史出人意外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