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獨立樂手無償在「貢寮諾努客」演出,呼籲民眾一起反核,吸引數百人參加、支持。(圖文/胡慕情) ■王舜薇
過去幾個月,其他綠盟同事曾經在這個專欄探討過領薪專職在環保團體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環保運動在參與群眾、形式上的改變等觀察與分析。其實,這樣的寫作,也反映出環保團體對於群眾不多、財源吃緊等普遍性困境感到焦慮的同時,必須藉由與公眾的對話來尋找新的出路,而不僅僅是將問題化約成整體社運氣氛低迷所致。這篇文章僅就個人經驗提出一點粗淺的反省,這些見解或許天真、或許見樹不見林,但希望能拋磚引玉,並為自己的參與下一個階段性的註解。
年輕世代的困惑
身為七年級世代,我與周遭許多朋友的社運經驗多半源自大學時代參與相關社團,在學長姐的引導下到個別組織或者運動中當見習生,或者有些人是跳過社團的集體性,因著本身對特定議題的興趣,直接參與各領域的運動。若要談與環境運動的結緣,我們這一代幾乎沒有經歷過老一輩視野中的好山好水,出生成長期已經是台灣環境開始面對考驗的時候,無緣見證環境從好至壞的歷史過程(甚至直接成為潛在的災民),對環境議題的關懷可能來自學習經驗中接觸到的相關思想,或者因為某些環運界前輩的風采而被引領入門。
等到我們踏出校園,仍抱持著對於社會的理想,幸運地尚未背負太多經濟、家庭壓力時,到一個學生時代就慕名或當過志工的團體中冀望貢獻己力,在專職的位置上承擔更多的責任。雖然對於「義工當兼職用、兼職當全職用、全職當超人用」的台灣NGO勞動法則並非沒有所聞,但是實際體會才知道,事實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就許多環保團體而言,因為來自民間的捐款不足,為了組織運作的經費,必須多多少少拿一些政府資源,「偷渡」我們想要傳達的理念。然而,光是依規定執行專案、核銷經費、會計結算,幾乎就要癱瘓原本吃緊的人力,阻礙組織的正常運作,又在募款未能好轉、長期依賴政府補助的情況之下,形成惡性循環,難以脫身。
這些實際的內部問題,也具體反映到外部的困境。除了經濟面的因素,年輕的專職對於環境運動越趨菁英化、專家化感到無力。屬於公民參與的圖像在哪裡呢?接手前人開闢出的議題戰場,卻不知道從何著力,只知道「風起雲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環境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棘手,當林林總總的障礙擺在眼前,難免也會陷入「是否要將社運專職當成主要生涯規劃」的天人交戰。
最近跟一位學生時代一同參與社團、在學時期就投入社區工作至今的朋友聊天,除了討論彼此共同的迷惑,也對自己的「條件」重新提出審視。一個結論是,面對這麼多的困境,我們需要提出文化的、觀念的、形式上的另類思考,逼迫自己成為「催生者」而不再只是舊形式的「領養者」,並在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中,確立社運專職的位置與內涵。
期待新的環運文化
如同我們在分析問題時不停被前輩提醒要「注意歷史觀」,什麼樣的人會被什麼樣的議題和其參與方式吸引,值得所有行動者省思討論。以環境運動為例,台灣早期的草根環境運動往往透過一些儀式性、宗教性的社區活動來聚集、教育。現在,網路和大眾媒體的蓬勃,使人們的生活狀態乃至思維方式都有相當程度的轉變,傳播方式的無疆域性,或許正好與環境運動追求打破地域侷限的目標相輔,不再把問題限縮在愛鄉愛土的單一面向。
拿綠盟在今年暑假與鐵馬影展合作舉辦的「貢寮諾努客」活動為例,這並不是一個「無緣無故」長出來的文化活動,而是奠基於反核運動過去累積起來的人脈和社會支持力,以演唱會和市集形式包裝成的「試水溫」行動。我們觀察到,許多來參與的年輕世代也許並不真正清楚能源政策的戰局走向,也無法清楚論述出一套核能危害的說法,但對於「反核」這個長期的社運品牌熱情有一定的溫度。價值觀的磨合可以不需要是痛苦而長期的抗戰,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嘗試。論述環境議題固然有一定的專業性,但若不發展出一套公民看待問題的意識,不免又會流於菁英,造成少數參與,最後難與敵對面抗衡。
總而言之,環境運動還需要很多新嘗試、很多對話的起頭,用創意和另類觀點吸引不同屬性的群眾,讓更多聲音安其所、展其才,對環保團體而言,也才是「公民行動」的具體落實,讓行動者和參與者相互健全起環境運動的體質,並藉著不斷的對話和理解,消弭社運專職對於自我價值的不安感。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