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
20國集團(G20)上周五在美國匹茲堡成功收割一年來協同政策的成果,更決定要將G20的領袖會議常態化,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這項決議看來是理所當然,卻也未引發太多共鳴;但這不啻是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社會的一大警訊。試想,有了G20,台灣目前擁有正式會員權利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重要性勢必大降,已在跑龍套的台灣再這樣打混,屆時恐怕連出場的機會都沒了。
經濟性峰會一般是傳遞政策訊息多過實質作為,常被視為徒具形式意義;由G20取代原有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更因為參與者包含工業國家與新興國家,立場更難協調,故而代表性雖擴大,運作效率卻受到質疑。再者,去年引發經濟大蕭條危機的金融海嘯,是促成G20緊密合作的即時黏著劑,如今危機漸退,各國保護自身利益的政策需求可能更甚於擴大協同,過去十個月的成功並非未來繼續合作的保證;因而對G20將發展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首要溝通管道,國際間多是冷眼以觀,且保守看待其成效。
但是,從G20三次峰會的成果,尤其是這次聲明而言,G20的企圖心及共識性是遠勝以往的。例如本屆公報要點即明訂:先進國家須讓出國際貨幣基金(IMF)至少5%的投票權給新興國家;還要求各國財長須在11月協調振興措施退場的時程、規模及順序;更明言明年3月以前消滅避稅天堂、明年11月要提出金融業新資本標準等;最為關鍵的是,G20還約定明年2月實施對等檢討機制,以評估成員國是否落實政策等。這些具體且有時間表的規範顯示,G20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是玩真的,而非僅限於鬆散的意見交流。
G20全球經濟協調機制走向常態化,反映了兩個關鍵意義。第一是正視新興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此次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勢力版圖正快速重整,缺少新興國家的參與,政策協調成果將因不完整而打折。其二是看到經濟全球化下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其無礙於各國因勢利導的政策特殊性,但跨境事務的高頻出現已是常態,缺乏國際溝通的政策,將會積聚有如此次金融海嘯般的風險。
舉例來說,在確保全球平衡成長這個大目標上,中國、德國和日本等出口大國必須增加消費,高負債的美國則須降低消費。這個說來簡單,但調整過程必須是一協調的行動,假若美國減少消費,而其他國家卻未增加支出,其結果可能稍稍修正失衡的現象,卻會導致全球總需求的萎縮,阻礙經濟的復甦。在國際金融監管上也是如此;G20雖然對提高資本適足率有共識,但若沒有一致的標準,就可能形成國際監理套利的空間,形成另一種風險的集聚。
上述意義放到台灣來看,或許做為政策追隨者,我們目前能做的只是儘量完整蒐集相關資訊,做為政策調整的依據;但是,做為前20大經濟體之一的台灣,仍應思考如何融入這樣一個對話機制。現實狀況任誰都知,台灣的主權問題是參與國際組織的最大障礙,這是我們以關稅領域參與WTO及APEC的主因;但G20的崛起,雖不致取代WTO及APEC,但兩大組織恐將也是唯G20馬首是瞻。昔日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多夾雜政治性目的,但其真正功能是在掌握趨勢、主張權利、引入外部改革壓力,而台灣長期被拒於門外的無形損失已在發生之中。因此,切莫輕忽G20常態化對台灣的影響,更要展開必要的研究與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