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毓斌
上周台北高院對於蘇建和案的死刑判決，無疑讓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列入「非文明國家判決」的世紀大案，繼續折磨相關的受害者以及關心司法改革的人。如果我們同時對比另一件也是進行式中的「保存樂生療養院」事件的話，兩者所共同透露出來的一個訊息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可能正隨著某些執行（法）者的本位主義而逐漸崩落。在表面一切合法的框架下，執行者不僅無能回應社會早已超前的要求，同時更可能賠上社會對於制度的信任與期待。
政府組織與司法制度的形成，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防止社會衝突的惡化，藉由法令政策作為各界的最大公約數，讓社會不至於崩裂瓦解。而民主與獨裁社會的差距，在於這些法令政策是如何被制訂與執行的。理論上民主程度越高，制度趨近合理的可能性會越高。但實際上，從這兩個事件中，我們看到包含司法在內的廣義政治制度並無能彌補裂痕，反而在社會中造成了對立。
樂生院在四月中旬獲得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保證，在「兼顧人權」與「通車不延期」的前提下，交由行政院工程會研議新方案。但是，工程會顯然心裡只有「通車不延期」的前提。新方案雖多保留了數棟建物，但是幾棟最具歷史意義的建物仍逃不過拆除命運，所有院民於接下來六年施工期間必須遷移，而幾位工程師所警告的地下水與土質鬆動等問題，工程會與捷運局則充耳不聞。
蘇建和案也展示了驚人的相似邏輯，最高法院撤銷原無罪判決之後，高院同意讓李昌鈺出庭作證，讓人以為法院終於願意正視蘇案十幾年來薄弱的現場證據。但是，原來法官心裡在想的，還是如何辯駁蘇案律師團的無罪理由。結果，強姦罪名不成立，三人也未當庭收押，但仍維持死刑判決。多年來辯護律師團對於自白以及其他所謂證據的各項質疑，則完全遭到法官否定。
這些制度執行者行事各有所本，言必依法行事，那麼，錯在哪裡呢？我以為，他們錯在把制度往最保守的方向執行，他們沒有把社會變遷當作一回事，他們不知道不是所有人光看到捷運開通就眉開眼笑，不知道大眾也會關心老弱的痲瘋病人與歷史資產，不清楚有越來越多人知道光靠自白是不能判人生死的，也不曉得社會早已期待一個「無罪推定，證據說話」的司法。他們不知道，台灣社會已經不再只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不再只是「寧可錯殺，絕不誤放」，而開始對於人權與法治有更進一步的期待。
從這兩案來看，無論進步與保守的作法，都在執行者的權限範圍，完全不牽涉到法律修訂。讓人失望的是，在「樂生」這場推土機與人的戰爭中，工程會等技術官僚還是選擇了要院民讓路給推土機的方案；在蘇建和三人找尋正義的漫漫路程中，高院三位法官所選擇的，是安全地加入過往幾十位同僚的行列。這樣的選擇，對於這些執行者來說，或許真是心安理得的，因為一切看似沒有違法。至於，官方新聞稿偶而出現的「遺憾」字眼，只要躲回那個彼此加油且互相強化的同僚社群中，是很容易被遺忘的。
但是，制度在社會所留下的刻痕卻是難以遺忘的，這兩案勢將繼續運動下去，刻痕累積到一定程度，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可能會開始崩落，而這些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卻仍得以舒適地安身於官僚社群中，等著退休金或終身俸，運氣差一點的可以先蹲下等著再次躍高的機會。然而，請記著，樂生院的阿公阿嬤們，蘇建和、莊林勳、劉炳郎三個人，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沒有下一次，沒有屬於他們的「熱帶氣旋」。除了公民社會持續活躍地監督之外，我們誠心期待，這些制度的執行（法）者們能夠早日積極地回應外在新的社會價值的呼聲。 （作者為高雄市ＮＧＯ工作者工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