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4日，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以”本屆美國政府關於美中關係的設想”為題在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發表主題演講。以下是演講的中文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IIP)翻譯。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屆美國政府關於美中關係的設想
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在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主題演講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2009年9月24日
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納特，感謝你的熱情介紹。
我很高興能再次來到這裡參加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這次活動。儘管奧巴馬政府（Obama Administration）不遺餘力地挖走了你們的每一位精英人物，但貴中心仍能蓬勃發展，我對此深為贊佩，而且從未產生過懷疑。在我參加的每一次會議上，似乎都能見到貴中心如此眾多的博學多才之士——不僅有庫爾特（Kurt）和米歇爾（Michele），當然還有吉姆·米勒（Jim Miller）和其他很多幫助貴中心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人士。貴中心在短時間內成為華盛頓地區一個不可或缺的景觀，的確是一個可觀的成就，尤其是你們的競爭對手如林，我還為其中一些機構工作過，能夠脫穎而出實為不易。我認為，今天你們發布的這項研究報告確實體現了貴中心的工作富於創新，善於抓住時機，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當然，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們下個星期還會看到很多有關活動，因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這當然也是你們將本次活動安排在此時進行的原因之一。回顧這60年，其中一半時間——大約有30年——與美國的關係並不好，關係最緊張的時期相互敵對，有很長一段時期互不往來。
因此，從某些方面講，從決策者的角度和美國的角度來看，意義更重大、影響更為深遠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而是美國和中國於1979年在卡特總統（President Carter）和鄧小平主政時期實現關係正常化30週年。我認為，從時間上講，這個時期大約也是中國崛起並經歷巨大轉型的時期，這並不完全是巧合——中國的崛起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兩國建立雙邊關係是原因之一，但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是中國根據本國國內形勢做出的決策。
我認為，可以恰當地說，儘管——我知道庫爾特和米歇爾才識過人，很有遠見，但我認為即使他們可能也沒有預見到新美國安全中心能有如此良好的發展。同樣，我想人們在1979年可能也沒有想到中國30年來能取得如此長足的進步。這段歷程的確不同凡響。對於我們這些多年來經常訪問中國的人來說，每次去都會看到巨大的變化就出現在眼前，令人讚嘆不已。
回首這段不平凡的時期，重溫當時的種種決策和美中關係轉變的歷程及以尼克松總統（President Nixon）為開端，後由卡特總統實現的遠見卓識，人們從根本上認識到，更有利於美國長期利益的不是試圖挫敗中國的抱負，而是探求中國能否與美國結為夥伴的可能性。儘管20世紀70年代的有關決策主要出於對冷戰（Cold War）形勢的考慮，因為當時我們的重點是爭取中國的幫助制衡蘇聯（Soviet Union），但面對今天的現實，重提上述基本認識甚至尤為重要。
國務卿克林頓（Secretary Clinton）最近在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發表講話時談到，有兩種不可迴避的事實決定了今日之現實。她是這樣說的，“首先，沒有一個國家能單獨應對世界上各種挑戰”，“其次，大多數國家對共同的全球威脅感到擔憂”。
在當今世界上，鑑於目前的這種形勢，進行國際合作的理由極其充分。如果我們能夠合作，各國可受益匪淺，否則便將蒙受重大損失。但以這種認識處理我們同中國的關係，不免從根本上面臨兩難的局面。考慮到中國的實力和影響日益增強，我們尤為迫切地需要同中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然而，中國自身的規模和重要地位也帶來了相互競爭與對抗的風險，結果有可能阻撓相互合作。
各位都知道，我是半個學者，因此我忍不住要發表評論，因為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來的歷史學家都指出大國的崛起會引發一系列衝突，結果打亂了舊秩序並對現有權力結構提出挑戰，因此中國的崛起也可能導致同樣暗淡的前景。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往往悲觀地談到，安全面臨的困境可導致各國採取行動保護自己的安全免受潛在敵人的威脅，但這類行動反過來又會為他們原來希望避免的衝突推波助瀾。
今天，這些學術觀點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中國的政治討論中顯然都產生了強烈的迴響。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個難題呢？一方面需要保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適應中國的崛起，適應印度（India)和巴西（Brazil)等其他大國的崛起。我認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戰略挑戰之一。而應對這個挑戰的關鍵就是我所說的戰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
戰略性保障取決於一項關鍵的相互約定，或許也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條件。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必須明確表示，我們已準備好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大國的“arrival”（到來），這裡借用你們的措辭，很貼切；中國也必須向全世界其他國家保證，中國的發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長的作用將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為代價。維護這項條件必須成為美中關係的重點。戰略性保障必須通過各種途徑強調並增進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同時直接消除導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不論是在政治上、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
戰略性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持續對話得到實現。人們不應該忘記，幾天前基辛格國務卿也提醒我，當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與周恩來經過長達約25個小時的交談，我們才打開了對華關係的新時代。進行廣泛對話的重要性是我們決定促進和拓寬美國與中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核心。戰略性保障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通過提高透明度實現。 為了我們的努力切實獲得成功，不能只靠言辭，必須見諸於有保證的實際行動。我們必須各自採取具體步驟，處理和解決彼此關注的問題。在執政的前8個月，奧巴馬政府主要以前任進行的重大努力為基礎——我需要強調保持美中關係連續性的重要意義，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發展到今天這個重要階段——有力的事實說明，應該有理由相信這種方式能夠產生實效。
今年2月，國務卿克林頓首次以國務卿的身份出訪中國，著重表明我們堅持這個目標的立場。今年4月，奧巴馬總統和胡主席在倫敦G-20峰會期間舉行會晤，雙方承諾為建設21世紀的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共同努力。通過隨後的一系列會談，包括不久前在紐約舉行的會談以及總統擬定的中國之行，我們都看到我們決心在這個基礎上再接再厲。
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為美中兩國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合作帶來的實際利益提供了明顯的例證。中國和美國實施了有史以來兩個規模最大的刺激經濟方案––兩國互相協調並與全球其他國家的政府互相協調。中國已率先恢復增長；令人欣慰的是，我們不僅看到世界許多地區正開始出現好轉，而且還開始看到，為保證危機不再重演，人們正在進行新的努力，尋求更高層次的全球性機制。關於我們談到的恢復國內秩序的問題，中國認識到，中國必須盡其努力，成為全球消費一個更重要的來源。共同的義務要求增長應有更堅固的基礎，我們將在匹茲堡的討論中看到這一點。
當然，這方面的努力不僅要求美國和中國付出共同努力，所以我們的全球合作也非常重要。然而，沒有美國與中國的有效合作，成功的前景將會更暗淡得多。美國和中國認識到兩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為此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相互合作，我們正逐步發展類似的合作。我們美國一方承認，廢氣排放造成了氣候變化的危害，對廢氣排放承擔著我們的歷史責任，因此應義不容辭地在國內採取有力的措施，同時也需要尊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乎實際的發展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也日益認識到，中國必須尋找方法，降低繼續尋求發展對氣候造成的影響。兩國在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表明了一項共同承諾，要求擴大在低碳增長方面的合作，同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成功地達成一項國際協議，我們將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會議期間共同努力實現這項目標。我認為，奧巴馬總統和胡主席在聯合國氣候問題首腦會議上發表的講話，進一步明確了這個共同承諾的精神。
我們的合作還為應對北韓最近的導彈及核試驗建立共同戰線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與六方會談的伙伴進行合作，我們達成了一致立場，隨後促成安理會在北韓進行導彈試射後發表主席聲明，另在北韓進行核試驗後，又通過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874號決議。自從該決議通過以來，我們為實施更強硬的措施進行了有效的合作，我們希望將有助於恢復六方會談，敦促北韓重新承諾無核化的義務。
同時，我們有必要表明，為了通過五常加一（P5+1）的模式處理伊朗核計劃問題，應該有同樣的可能進行合作。中國還發揮了積極作用，加強與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接壤的西部邊界的安全與穩定。我所說的不僅是中國已進行的經濟投資，如對艾娜克（Aynak）銅礦的投資。中國還在訓練阿富汗人及伊拉克人如何排除地雷，並為鼓勵巴基斯坦政府打擊危險的極端主義分子儘自己的努力。
中國向非洲之角派出驅逐艦打擊海盜活動，表明願為保障全球共同利益發揮建設性作用。 我們已為消除跨國恐怖主義的威脅共同努力。中國以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為開端，開始為支持國際不擴散體制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們繼續為此進行努力，並鼓勵中國加強出口管制等措施。顯而易見的是，近年來中國正越來越多地與我們有著共同的關注，並開始為解決這些問題承擔更大的責任。
合作的領域不斷擴大令人讚嘆。然而，必須認識到我們既不能忽視，也不能淡化繼續存在不信任和分歧的領域，貴中心今天發布的報告重點談到了其中很多方面的問題。
消除疑慮在軍事活動方面尤為關鍵。我認為，在聽了前面的一些討論後輪到我發言正是時候。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及其全球利益的擴展，其軍事開支也很自然地有所增加，中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實力都有所增強。在某些情況下，實力的增強還伴隨著相應的行動，中國要求對專屬經濟區（EEZ）行使權利的範圍過寬就是一個例子，已引起美國和中國的鄰國對中國的意圖提出質疑。
中國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有權保障自身安全，但其實力和行動也要求增強自身的責任，向其他國家承諾發展軍備不構成威脅。我們已經重啟高級別軍方對話，這是一項積極舉措。我希望這能有助於我們緩和目前的某些緊張狀況，例如南中國海問題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部隊的活動。我們之間的這類磋商必須穩步、持續地進行，不應該輕易受到分歧的干擾，成為時斷時續的對話。
我們還在敦促中國提高其軍事透明度，從而消除亞洲和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對其意圖的疑慮，避免其周邊地區出現不穩定和緊張狀態。我們對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積極對話感到高興。我們鼓勵中國和台灣都尋求有助於信心建設的措施，增強台灣海峽兩岸的聯繫和穩定。
彼此不信任的風險在戰略核武器和太空領域尤為嚴重，在網絡空間也日甚一日。在上述領域實現相互保障需要克服很多困難，但我們已從冷戰中汲取了教訓，深知這是避免災難性的對抗和誤解的關鍵。雙方都必須以創造性的思維考慮如何解決這些棘手的難題。
資源競爭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中國增長迅速、人口眾多，對油、汽和礦物資源的需求急劇上升，但資源重商主義不是適當的應對手段。中國的這種傾向已經引起了合理的關注，不僅來自美國，還來自我們的其他夥伴和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
問題不僅在於中國的重商主義傾向擾亂了市場，還在於這種行為導致中國同伊朗（Iran）、蘇丹（Sudan）、緬甸（Burma）和津巴布韋（Zimbabwe）等國進行有問題的接觸，破壞了中國作為一個願為地區穩定和人道主義目標做出貢獻的國家的形象。
美國和中國在保障穩定的、可持續的能源供給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我們決不會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同時還迫切希望爭取中國的幫助，以便今後建立正常運轉的市場並增進我們共同的能源安全。與此同時，中國必須表明，中國將作為一個建設性的參與者進行努力，不會為保障自己的能源需求而損害他人的利益。
另一個往往導致關係緊張的領域是我們的經濟關係。我們的雙向貿易和投資使我們兩國受益匪淺，我們的增長和繁榮都有賴於此。但貿易也不免造成了關係緊張和誤解。這就是我們在兩國對話中如此重視雙方經濟關係的原因。我們正在這方面取得進展，例如雙方正努力達成一項雙邊投資協定，與此同時中國正採取步驟，爭取成為WTO等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名建設性成員。
我想談談最近發生的有關輪胎的爭端。這場爭端突出地反映了雙方經濟關係中的某些風險。有關經濟民族主義情緒不斷上升的預言和貿易戰一觸即發的評論數不勝數。但同樣很明確的是，這是一種最壞的估計，絕非不可避免。對於這個問題的實質，我們的確同中國政府持不同意見。因此，總統做出了他的決定，我們依照這項決定加徵了關稅。
但重要的是，這都發生在美國和中國所接受的WTO的框架內，也沒有超出兩國雙邊諒解的範疇。我堅信，美中雙方都要求防止這一特定的分歧引發貿易戰或保護主義的蔓延。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將歸功於我們已經建立的合作與對話的良好渠道，使我們能在全局之下處理這些爭端。
有人說人權問題與我們的戰略關係毫不相干，因此不應在我今天討論的問題之列。不僅如此，中國有些人士甚至認為我們關注人權、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問題，用意在於削弱中國，因此與我一直在談的基本精神不符。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毋庸置疑，我們捍衛人權，因為正如奧巴馬總統所指出的，人權體現了我國人民的本質。但我們也認為，一個尊重法制和國際慣例的中國可以打消別國的疑慮，相信中國能為本國人民促進穩定和增長，同時在國際上也將採取同樣的行為。
如今，戰略保障不僅涉及中美兩國關係。我們的合作夥伴，尤其是亞洲的合作夥伴必須能夠同樣確信，中國的作用日益強大，不至於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這不僅需要美國維護其本身與各國的雙邊關係，特別是與日本、韓國及澳大利亞等主要盟國的關係，而且需要我們發揮主導作用，改善和加強某些對中國實現發展的環境產生影響的地區性和國際性機制，使其變革具有建設性，而不至於導致不穩定。
奧巴馬總統稱這個新時代是相互接觸的時代。我們正在調整和加強在亞洲的地區性合作。正是因為如此，國務卿克林頓最近宣布我國加入《東盟友好合作條約》 (ASE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我們在為地區性對話與合作發展新的渠道的同時，還將堅持維護與我們主要盟國的關係。這符合我們與中國關於亞洲和平穩定的共同構想。
在涉及國際體系的問題上，我們必須確保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國家，能夠在交往中採取適宜的姿態，不至於引起恐懼或不信任。這要求促進有關機制的廣泛性，使其充分反映今日世界的實際，不再逗留在1945年或1970年代。這還要求提高這些機制的效果，有助於我們共同解決相互依賴帶來的問題。我們在採取這些政策的同時，將歡迎中國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希望看到中國提供保障的跡象和表示。中國如果準備採取適宜的姿態，必須明確發出這些信號。
面臨不確定的狀況，任何政府的決策者一般會做最壞的打算，高度警惕未來潛在的威脅。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有必要這樣做。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做最壞的打算的同時，也不可忽視積極的結果；我們歡迎產生積極的結果，同時避免墜入自以為是的驚恐。你們的報告援引我的前任里奇·阿米蒂奇(Rich Armitage)的話說：“任何人，包括中國領導層，都不能斷定將來的結局。結局如果不好，對我們也不利；結局如果很好，對大家都有利。我們必須為此努力。”副國務卿是一位智者。 (笑聲)
奧巴馬總統在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指出：“我所相信的未來是：中國是國際社會強大、繁榮和成功的一員；屆時我們的國家將不僅是出於需要而且也是出於尋求機遇成為合作的伙伴。未來並非一定如此，但是，如果我們堅持進行像今天即將開始的對話，並基於我們聽到和學到的內容行事，這應當是一個能夠達到的目標。”
奧巴馬政府將堅持美國在對話中採取的立場。我們準備接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許多領域，我們已經對此表示歡迎。中國也同樣有必要表明，中國將履行自己的義務，使美國、亞洲鄰國和全世界相信，我們不必對中國的影響擴大有任何疑慮，北京方面也認同我們有關地緣政治的新構想，要求以雙贏的方式解決問題，不再陷入你死我活的爭鬥。有了這一戰略性保障和建立以互信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共同承諾，我堅信我們不僅能成功地採取共同行動，而且能夠實現我們的共同利益。這對我們大家都大有裨益。
謝謝諸位，現在我準備回答你們的提問。 (掌聲)
（回答問題部分略）
斯坦伯格講話的英文原文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