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為無聲者喉舌-專訪中國報導文學作家春桃、陳桂棣

2009/10/22

文/陳韋臻

「真話不能問世,假話便有了市場。」這句話不僅是春桃、陳桂棣兩位中國農村報導作家面對書籍被查禁、媒體全數封口底下,書寫出來的文字,更是兩位夫妻作家由於著作威脅到官員而後被告上法庭落下的無奈之語。在2003年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後,春桃與陳桂棣兩位作家儘管獲得了2004年的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在中國境內官方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毫無緣由地首先查禁了書籍,接續控制了全國媒體的出聲。原先書籍被各界讚揚,認為揭露大陸當代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現實問題,促成對三農制度的檢討時機,然而卻在兩個月後突然被勒令下架,與此同時,書中提及的安徽省縣委書記張西德將兩位作家告上法庭,指其妨害名譽,這一告,不僅案子纏訟了兩年,庭案結束拖延至今三年過去卻依然未有任何判決。

就是這場訴訟過程的不公不義,促成了今天《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書的內文,由《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對於三農問題的報導,轉向中國司法制度黑暗面向的揭露,想當然爾,在中國同樣無以問世。而農民調查三部曲的另一書《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則與《等待判決》一書一同在台出版。三本書,揭露的不僅是中國三農問題,更多是政府體制底下的權力問題以及言論、出版自由,乃至於人民上訪的遮蓋內幕。中國導演夏楠《東庄上訪村》紀錄片,讓北京東庄上訪村民訴說各自上訪的緣由及各地方公安的打壓禁制,2007年位於豐台區的上訪村由於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拆除。地方民眾反映民情的唯一管道-上訪,不僅毫無資源管道幫助,更由於上訪文化的興盛,導致地方政府因應對策的先進,不僅先行阻斷民眾陳情,更在民眾身上冠上上訪罪名。而春桃、陳桂棣兩位作家之書,正是具體而微地揭露了這項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卻也由此攬禍在身。

在接受《破》報訪問完隔日,兩位作家受邀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目前仍舊無法確定是否在書展結束後能夠返回中國內地或將滯留海外。記者透過電郵與兩位作家進行訪問、並由春桃主筆回覆,以下為專訪內容:

破報(以下簡稱破):首先可否談論最初在《中國農民調查》書寫前,最初接觸中國農村經驗所帶來的震撼?以及究竟是何種面向的關切,使兩位投入十年的時間調查訪談,書寫出這三本環繞著中國農民現況的書籍?

春桃(以下簡稱春):我們是農民的後代,小時候生活在農村,所有的親戚也幾乎都在農村,那些年,經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的話題,說生活過得很艱難,負擔太重。後來,我們在調查淮河污染的問題時,更是接觸到了大量不堪重負的農民,瞭解到了他們悲苦而又無奈的生存狀況,而這些情況,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竟很難見到,這讓我們感到震撼。於是便想:今日中國的巨大變化,是得益於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億萬農民引領了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是淪落到如此難堪的境地?於是,便萌生了寫一本《中國農民調查》的決心,要把農民的聲音喊出去,讓城裡人和決策者為農民做些事情。沒想到,書出版不久,即遭「封殺」;很快,我們又遭遇到了一場無聊而又荒唐的官司,受理法院執法犯法,顯然是要對我們進行政治審判,於是發現,我們本想為農民代言,可為自己講話都那麼困難,農民生存的法律環境可想而知,自然而然地,又寫了《等待判決》。去年(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我們很想解剖一下改革三十年來在農村工作上的經驗和教訓,於是選取了「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將它當成一個樣本,深入調查了它的滄桑變遷,我們在倍受鼓舞與由衷感佩的同時,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無不讓人感到震驚與悲哀,於是便寫出了《小崗村的故事》。十年間,我們寫出了《中國農民調查》三部曲,其實只是在完成一件事:為無聲者發出聲音。

破:農業問題,在書中是三農問題,也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政資源分配上的問題,更是對待城鄉發展差異上而來的。這些情形不僅是在中國產生,在許多國家亦如此,可否就兩位觀察,談論中國三農問題與全球農業問題之間是否有相聯繫互相牽動惡化的現象?又,僅存在於中國在地農業特殊的問題?

春:世界各國都會(或曾經)存在農業問題,或是農村問題;但同時既存在農業問題,又存在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恐怕只有中國。因為,建國以後,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治、一國兩策」,這就使得農村的發展成了問題;縱觀共和國歷史,每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犧牲的總是農民,國家為保證城市和工業的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和信貸的政策傾斜,讓億萬農民做出「奉獻」,長此以往,便使農民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業狀況也日趨惡化。「三農」問題交織在一起,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獨有的。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與《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中,經常出現農村人口移往都市中打工賺取費用的現象,這些現象是否嚴重到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或者產生出其他的社會與農業問題?

春: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轉移農民,像讓更多的農民去從事非農業工作,成為城市的市民,這是一切富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的必由之路。問題是,今天中國有大量的農民湧入各地城市去打工賺取費用,而外出打工的又多是農村中身強力壯、有文化者,在廣大農村留守的不是老人孩子,就是婦女,這就使得實現農業現代化,成了問題。不過,進城打工的農民,依然是農村人口,還談不到「農村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嚴格的戶籍和福利制度,又注定使得進城打工者無法融入城市,更享受不到城市人可以享受的那許多社會福利,由此造成的社會與農業問題,便難以避免了。 破:在近日內是否有回到安徽原先訪談的地方?是否有部份鄉鎮由於三農成為顯型問題而有所改變?改變何在?

春:安徽是我們的家,我們肯定會經常回去,十天前還在那裡待了半個月。我們發現,現在全國的農村都有很大的變化,安徽也不例外。這屆中央政府重視了「三農」工作,出台了許多惠農政策,比如:免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免除了農民子弟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初步放開了糧食價格和糧食市場,給種田的農民和購買農機具的農民一定的政策補貼;同時,還程度不同地實現了農村醫療保險。這些措施,使得農民的日子好過了不少。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被禁及2004年被安徽省張西德提告至今,中國媒體對此事的禁語現象是否有改變?

春:沒有。直到今天,還看不出有可能改變的跡象。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中國農村問題直接浮上檯面。《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與《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是否有在中國嘗試出版而後被禁?亦或是直接胎死腹中?

春:《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原是北京一家著名出版社特約的,我們拿出成稿後,他們送審了,但沒有消息;於是又找了一家,結果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胎死腹中了。《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由北京一家出版社送審後也是長期擱置,我們不得不換了一家出版社,才僥倖出版,但會不會有《中國農民調查》一樣的命運,不清楚,因為我們在書中寫到的小崗村的諸多問題,並不是有些人想看到的,而他們又手握生殺大權。

破:在書籍當中,除了三農問題之外,讀者看見了更多的問題,包括政治體系無法上下連氣,以及自由人權的問題,尤其在《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書中,揭露了作家寫作以及媒體報導上由政府阻絕的現象,對自由發言權利的漠視,除了直接使兩位作家被告上法庭,更同時關切到民眾知的權利。是否可以稍微談論一下目前中國禁書與箝制媒體的現狀及實例? 春:中國目前的禁書與箝制媒體的現狀及實例,無須累述,《中國農民調查》及《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個是在社會各界高度評價之時,突然「封殺」,且「封殺」得不須要理由,沒有正式的文件下達,不通知作者,我們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准出版、不准宣傳,甚至連有關《中國農民調查》的官司,也不准媒體介入;一個是直接「封殺」,一個是連出生的權利也被剝奪,這應該是最說明「現狀」的兩個實例了。

破:這幾本書籍及在社會上引發的效應,除了對三農的關注之外,在中國內地是否有產生對於著作及出版自由的相關討論出現?

春:廣大讀者喜愛的書,突然被禁,大家肯定會對「著作及出版自由」的相關話題產生議論,因為這首先違背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國憲法精神。但誰都知道,中國社會目前還處在一個非憲法的狀態,議論歸議論,只能是私底下的事,而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是受到嚴格控制的,它還不是「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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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的喉舌」春桃、陳桂棣致敬。

講真話的代價-

《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

■陳桂棣、春桃

 2003年11月的下旬,我們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最大的文學期刊《當代》雜誌發表。雖然《當代》用的不是全文,只是一個二十萬字的刪節本,它卻迅速在中國大陸產生巨大反響。

有媒體稱《中國農民調查》的發表「如雷行天」,有的形容發表後引起的轟動是「石破天驚」。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僅僅因為說了真話,僅僅因為將中國農民悲苦無奈的生存狀況,和中國農村改革艱難而曲折的歷史如實寫出來,就引起這樣大的震動。

 那種熱烈的場面,一度使我們受寵若驚。因為我們曾經以為,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滾滾而來,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轟動效應。《北京日報》副總編嚴力強在評論這部作品時,他既批評又表揚的一段話,也許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儘管這篇已經看不到多少『文學』味,大塊的議論敘述有點難以卒讀,作為讀者我還是原諒他們,因為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個題材上做到兼顧,我敢肯定。況且,能把頭緒紛繁、敏感厚重的題材駕馭到這個程度,已屬難得;文中可以看得見的艱苦也是俯拾皆是。」由此看來,《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大陸引起的轟動,不應該是作品的文學性,而是作品中揭示出的中國「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嚴峻性。

 中國的「三農」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問題。它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它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執政黨所面臨的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改革這麼多年了,最受傷的是農民。

 中國九億農民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與富足,中國就仍然是一個落後國家,這一切是不會因為載人飛船上天或是拿到一百塊奧運金牌所能改變的。奇怪的是,問題就客觀地擺在那,不知道是說不過去的呀,可是,這麼多年以來,在我們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上,不可能知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中國的農業真危險,能夠看得到的,幾乎全是形勢一片大好。

 距離,會使人們產生認識上的偏差,就像美國一次民意測驗,居然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李光耀是中國現任的領袖,許多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瞭解同樣也是一無所知的。因此,說了真話、道出實情的《中國農民調查》,它所引起的反響,除去震驚,更多的還是來自社會各界的讀者良知上的認同,來自大家心靈深處的共鳴。這就是: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不只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應該侷限於官場,應有來自民間的聲音,應該有更多的人為中華民族擔當一份責任。

 我們確實也是把《中國農民調查》作為一份病理報告來完成的,它顯然涉及到九億個沉默的生命。我們不能不通過這部作品,告訴所有的讀者:在對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調查中,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當然,我們曾經做過預測,相信這本書只要能夠與讀者見面,它就不會是無聲無息的。正像評論家何西來先生所說:「這不是一本『報喜』的書,更不是一本粉飾升平的書、貼金的書,而是一本把嚴峻的真實情況推向讀者,推向公眾的書,是一本無所隱諱地把中國『三農』問題的全部複雜性、迫切性、嚴峻性和危險性和盤托出的書。」

 因此,可以說,無論對於作者,還是讀者,這在沒有也不習慣於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可能都是史無前例的!

 也許我們真的創造了一個奇蹟。不禁想到在奧運會創造出跨欄奇蹟的劉翔,想到他在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名人面對面」欄目的一次採訪。劉翔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這樣說道:「我跑瘋了,我跑傻了,過了終點線我也沒停,我還在衝,衝到了標槍的場地上,那裡的裁判員把我攔下來,這時我才緩過來,回頭去看大螢幕,十二秒九一,哇,這麼快!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沒想到自己發揮得這麼好,一切的一切就像上帝安排好一樣!」其實我們在寫《中國農民調查》這部作品時,也是寫瘋了,寫傻了,寫得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把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情世故全拋到了腦後。寫到「禁區」,或是「雷區」,別人肯定會繞過去,我們卻沒有停,還在衝,只管一門心思地往下寫,就像吃了豹子膽!

 確實是「毫無隱諱」了。書中所涉人物,上自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省、市、縣、鄉各級官員,直至廣大農民,而且用的是真名真姓;所涉內容又全是望而生畏的「禁區」,不僅怵目驚心地講述了曾經震驚過中央卻又長期鮮為人知的幾起涉農大案,還首次公開披露了正在試點之中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艱難的決策與推行過程中大量的幕後故事。

 正因為是這樣的與眾不同,新疆奎屯市老幹部活動中心的高國存讀者,在來信中才會這樣寫道:「你們的膽略驚天地、動鬼神。這絕不是逢迎之詞。我這個六十七歲的老知識分子,是從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我敢說,就憑這本書,在剛解放時,殺頭;在反右時,劃極右;在文革時,亂棍打死無疑。幸在今日,得逢天時之利,能夠出版,算是你們的萬幸。」

 但是,我們堅信大家會理解,我們所以寫《中國農民調查》,完全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甚至可以說,是對執政黨的信賴與期待。

 當然,驟然被捲入到一個好評如潮的巨大的浪渦之中,我們並沒有喪失理智,因為我們瞭解國情,感到事情不會就這麼簡單,因為,在中國,講真話的時代還遠沒有到來。然而我們仍然沒有想到,就在《中國農民調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宣傳部便對此書的宣傳「叫停」,並要求各地書店將該書「下架」。

 昨天還是浪湧風馳,所有的媒體無不表現出高昂的激情;一夜之間,有關這本書的消息就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消失得乾乾淨淨,好像那一切原本就沒有發生過。這種巨大的落差,過去了很久,我們還都像被置身於一場惡夢。

 我們至今鬧不明白,深受社會各界喜愛的《中國農民調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被「封殺」的真正原因,沒有誰直接告訴過我們。為此,我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屈辱與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又只能選擇沉默。

 不過,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緊隨其後遍布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盜版書,迅速走進了千家萬戶,竟給了我們一種苦澀的欣慰。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日子裡,回憶起過去曾經發表過的激勵過我們的好文章,就倍感珍惜。

 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黨國英在一篇文章中就這樣說道:「也許再過一百年,我們的後人將不大理解我們這個時代,但我們這個時代又是真實的存在──在這個時代,講真話需要勇氣,需要冒險。大家希望聽真話,因為冠冕堂皇的話太多,而真話卻不是到處可以聽到。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滿懷感激地閱讀陳桂棣、春桃夫妻的著作。」

真話不能問世,假話自然便有了市場。於是,我們作品中批評到的一個官員就站了出來,以損害了他的名譽權為由,將我們告到他所在城市的法院。接著,這家地方法院,就又以國家審判機關的名義,迅速將這個一般意義上的所謂的名譽權糾紛案,演變成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及其作者的政治審判。

 司法腐敗,這是中國的一個老問題了,我們無力扭轉,所以撞向這個體制時,注定會受到傷害。但是我們仍然十分自信,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背後,有著太多太多的讀者在支持著我們;更何況書雖被禁,但書中這一章寫到的「白廟事件」是否就構成對這位官員的名譽侵害,畢竟還只是屬於事實與法律層面上的具體問題,與書的被「叫停」不應該是一回事,而且支持過我們的那許多的記者們,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要有新聞輿論的監督,我們對打贏這場官司,仍然是有著足夠的信心。甚至,為表明我們的一片愛國之心,當然也是遵照我們所在城市的市委領導的要求,莊嚴承諾:不接受任何境外媒體的訪問。

 可是,有一天,當我們突然了解到,中國(當然只能是中國大陸)所有新聞部門都被告知,不准介入到我們的這場官司中來時,我們感到了巨大的震驚。不是說要「以法治國」嗎?禁止新聞媒體的接觸,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之公器」,將不再准許對這一案件的審理進行正常的輿論監督;所有關心我們的讀者,也都被剝奪了依法享有的知情權。

 沒有人可以公開站出來聲援,不能說大家全是在明哲保身,但我們看到的,確實又是中國大陸傳媒的一次集體失語!

 這以後,我們的一切的奮鬥,已不再是為九億農民呼號,而是在為我們自己伸張正義。因此,這期間,大量的故事注定會滲透著血淚,帶雷攜電!

 現在,驚動了海內外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名譽糾紛案,終於沉寂下來。雖然這場官司打得艱苦,打得悲壯,更打得荒唐,但一切畢竟都水落石出了,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卻是,庭審結束已三年有餘,最後的判決仍遙遙無期。不用說背後的故事一定很精彩,因為黑箱使得案情極不透明,許多事還只是「懸疑」的狀態,也許這樣也最符合事物的邏輯。

 當然,我們知道,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現在就來講述有關《中國農民調查》的這一場公案,仍然有著不小的難度,但是為不再受到良心與道義的拷問,也好向關心我們的讀者有個及時的交待,於是我們陸陸續續地寫出了有關這場官司的故事。當然,一切還得實話實說……。

 (本文為《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序文,發言權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