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畢恆達】2009.11.13 03:46 am
最近針對台大醫學系學生不認真上課的批評，教務長與醫學院院長不約而同歸因於，這是一門由「校外年輕女教師」所教授的課程。不只與事實不符，而且傳達了對於「年輕」、「女性」教師專業的質疑與偏見。
西方早就在八○年代編纂「無偏見／無歧視字典」，致力於消除語言中的性別、年齡、種族、地理、身心等歧視。只是在台灣我們仍然不時會看見，將新生訓練稱為 Freshmen Orientation（儘管有一半的大學生是女性），或將智慧鐵人創意大賽命名為Intelligent Ironman Creativity Contest（儘管第一屆冠軍隊伍為北一女中），將系主任稱為Chairman（儘管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主管）。
語言承載了許多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也傳達了說話者的立場與觀點。當我們使用「愛心媽媽」這個詞語來指涉關心、收養流浪動物的人。它是讚詞，還是強迫她們你丟我撿、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說詞？我們能否接受對流浪動物「安樂死」；它們其實並沒有瀕死，又何樂可言？同樣都不是台灣人，來自歐美國家的稱為「外籍人士」，來自東南亞的就變成「外勞」。而學術界也不自覺有類似的偏見，討論東南亞（弱勢國家）移工，就使用「族裔」的理論，而討論歐美（強勢國家）的移工，就使用「文化」的概念。
名詞隱含價值；怎麼說，更是傳達了不同的意義。例如「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奠定了趙傳在歌壇的地位，但「我很溫柔，可是我很醜」，恐怕就無人傳唱了？再舉一例，我們經常看到媒體有這樣的報導「每隔００小時就有一位婦女遭強暴」，假設我們將之改成「每隔００小時就有一位男人強暴女人」，他們建立在大約相同的事實基礎上，可是前一句強調的是女性受害的嚴重性，後一句強調的是男性成為加害者的普遍性，前一句呼喚的是我們要幫助女人、改善婦女的處境，而後一句則提醒男人應該要自省，不要成為加害者。同理，若要制訂一條性別平等的法令，任何委員會中「女性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和「男性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二」，這兩種寫法有沒有差別？
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命名」的重要性。當絕大多數的性侵加害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的時候，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會模糊了男人對於性暴力所應擔負的責任。從「大雄毆打玉珍」、「玉珍遭大雄毆打」，到「玉珍挨打」，再到「玉珍是受暴婦女」，男性逐步消失不見，「受害」則逐漸變成女性的認同標記。使用被動式，讓性侵與家暴變成女人的問題，而男人則在此圖像中遺漏了。
語言歧視並非只停留在文字的層次，它潛移默化形塑了我們的價值，進而影響行動。以世界地圖做為比喻，非洲的面積相對於中國加上美國的面積，何者為大？很多人可能會很訝異，非洲的面積居然比中國、美國、印度、西歐、北歐，再加上阿根廷的面積還要大？原因是，我們已經太習慣於教室牆上那幅過度誇大北半球面積的麥卡托或羅賓遜投影地圖了。如果以為語言是客觀的，以為有簡單素樸的如實描述，也就會錯失了檢視自己價值觀點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