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風式隆重登『台』的美國牛肉，在發現美國狂牛症新病例後，又必須黯然下台了。」這句話不是預言，不過是4年多前筆者的一段紀錄。
2005年4月，當時民進黨執政政府允許美國牛肉有條件進口台灣，不過在6月時美國出現第2起狂牛症個案，因此又暫停進口。不過在隔年1月，這段禁令又解除，美國不帶骨牛肉再度進口台灣。
2008年，韓國反對進口美國牛肉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撼動李明博政府、撤換內閣，不過最後仍在經濟外交壓力下，「原則上」允許30月齡以下美國牛的進口。
此時，在台灣，也隱隱約約可感受得到美國打算擴大進口牛肉的盤算。果然在今年10月22日，「兩方決議」大幅度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令人意外的，不僅是帶骨牛肉，連絞肉、內臟、頭骨也在「議定書」上的允許範圍內。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國牛擴大開放進口，從來不是公共衛生、醫學或是環境的議題，完完全全是政治議題，而無論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台灣在與美國的外交談判中，從來都不夠「牛」，一再退讓、一再引發爭議。
而從美國牛擴大開放進口爭議來看，不單純是兩個國家政治談判問題，也凸顯國家、人民對「食品安全」要求的層次，以及在此應持有的政治態度。
美國牛不安全？總是要從「狂牛症」談起，其實導致狂牛症的致病變異蛋白普立昂（prion）在人類社會由來已久，不過對這個蛋白質可以造成人類、動物大腦嚴重破壞、空洞的機轉，人們不過在近3、40年來才有進一步的瞭解。過去，由於這一類的怪病、即我們現在所知的「庫賈氏症」，僅發生於少數人身上，醫學技術還未發展、也還未對其有高度興趣。
直到1990年，人類大量的肉品來源之一，牛隻出現了問題，甚至在之後轉變為人類的流行病時，學術關注才有了「藉口」，其實我們在科學上對相關傳染病的知識、對抗能力，還是很有限。
但最糟糕的問題還是在「政治」與「利益」。
在1986年就發現狂牛症案例的英國，一開始是噤聲不語的，《蛋白質殺手》一書的作者麥克斯形容得很傳神：「英國總理佘契爾夫人告訴選民，最好的科學家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如果英國人知道這位鐵娘子話有多麼不可靠，大概更早就會把牛肉漢堡扔掉了。」
這句話就是真正的關鍵！
人類為了生產大量肉品、及其背後龐大的利潤，而利用違反大自然的配種方式，讓羊隻出現「羊搔癢病」；為了更龐大的畜牧產業利益，而用來自其他動物的骨粉、肉末等本來的「廢料」，餵養、茁壯牛隻，而導致了狂牛症。這一連串剝削環境、抗拒自然，而導致動物、或說是「人類食物」出現致病變異蛋白質，也「回饋」到了人類身上。此時，一向支持、利用工業畜牧的政府，為了盡可能保有原有的經濟利益，選擇在當下隱瞞世人。
工業化農牧業發達的大美國，在2003年發現狂牛症病例，不過在其後要求各國重新開放進口美國牛的過程中，美國一直強調如何調整、修正國內畜牧養殖產業，如何將狂牛症的病牛剷除殆盡，以及如何在屠宰牛隻、加工肉品的過程，做了最盡善盡美的措施。
但是，還記得4年多前的紀錄吧！當時的美國、民進黨政府也是如此回應反對者，「人家已經大大改善」了，不過一個「公開的」狂牛症病例打了說這句話的人一巴掌。現在國民黨政府也說，美國、我國都有更嚴密、完整的食品檢驗體系，自能篩選，讓風險物質不得進口。但在美國不帶骨牛肉進口的這幾年，我國與日本就有數起、找到「夾帶」帶骨、脊髓等不應進口的違規案件。
而美國肉品屠宰的清潔、把關，我們可以放心？如果稍稍注意一下，這幾年美國肉品因大腸桿菌污染、而造成食物中毒的案例，似乎也沒法讓人安心，何況就在台灣還在驚訝開放進口美國牛幅度之大時，美東就出現因牛絞肉遭大腸桿菌污染，而導致28人不適、兩人死亡。而美國利用基因改造食物，大量畜養動物的方式，也令人捏一把冷汗。
實在很難相信的不是「牛」，而是「人」。
先前韓國大規模的抗爭行動，雖然是進口美國牛、觸動韓人最敏感神經所起，但整體運動訴求越來越明確在反對政府在醫療、公共服務、教育私有化，以及許多管制傳媒自由等改惡措施上。
在台灣，反對的聲音、力量極小，又不時地變成在野黨的政治操作議題，也許都消減我們對美國牛議題的重視。但是，我們應該自問，可以容許國家政府將經濟利益擺在前頭，將食品安全的責任交由人民自行負責嗎？可以認同美國牛爭議背後的意識形態嗎？能否任由政商誘發無止盡對肉品的需求，讓人們自私違反自然原則、剝削環境的行為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