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導言﹞
勞工運動與政治-融合的可能

編按:位於香港的「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AMRC),固定發行有以英文出版的季刊Asian Labour Update,每期都有一個專題,來報導評論亞洲勞工及工運的現狀。2009年春季號(70期)的專題為「亞洲工運與政治」(Labour Movement and Politics),因工運與政治這個主題向來為台灣工運人士所關注,苦勞網特別把這一期的專題文章翻譯出來。此期專題文章的全文可見此鍵結

「亞洲工運與政治」系列共有七篇文章,前兩篇為專題導言及東亞總論,接下來三篇分別是關於印尼、韓國及香港的案例,以及最後是關於兩個印度總工會的訪談。我們將以此順序分別刊登於苦勞網首頁。首篇為專題導言,由苦勞網特約記者易禹昕中譯。

圖片說明,從左上到左下,順時鐘方向:印尼工會KASBI發動的遊行(圖片來源:KASBI);2007年泰國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圖片來源:Sri Wulandari);香港職工盟李卓人及譚俊賢的競選活動(圖片來源:香港職工盟);韓國進步新黨的候選人(圖片來源:Park Hak-ryong)。

﹝專題導言﹞ 勞工運動與政治-融合的可能

亞洲的勞工運動運用各式各樣的手段來防止勞工被資本控制,企圖改善工作環境,並參與他們身為勞工與公民所應得到的福利決策。最廣為人知的關鍵手段,即是於工作場所的勞資集體談判。他們也可能會採取比如罷工、抗議、示威甚至博取社會同情等手段,不管其行動對象是雇主或政府。而另一個主要管道則是法院內的訴訟,循法律程序對抗資本。這些作為都是憲法所保障的,但卻為規制性的框架─如勞工法、工會法、言論自由規範等─所限制。經由上述框架提供給工會和工人的力量,儘管是保護手段但同時也限縮了他們談判、抗爭的管道,這使得改善勞工的處境出現障礙。當工人企圖尋求法律外的解決方法時,他們立刻就被認定是違法的、甚至是罪犯。工人們被迫同時在政治及經濟議題上抗爭,但國家與其相關機構企圖把勞工的合法訴求侷限在經濟議題上。這就說明了工運在國家與政治裡所能獲取的立即利益──而「政治」的概念於此通常被限縮在選舉政治。

進入選舉這個競爭之地,目的是要確保自己在決策過程中以勞工代表身分獲得「檯面上的一席之地」,並限制資本家精英對於立法體制和政府機關之控制。這些精英理所當然地將勞工的存在看作是服務於經濟與產業的、而非經濟與產業服務於勞工。當前迫切需要的是,要在政府設定的規制框架下獲得發言權。那麼,當越多的基進團體願意往前一步進到體制內,這個既存的民主競技場可以被用來挑戰現行國家經濟走向嗎?問題的答案往往就在勞工權利運動中的一個爭議性主題。正如張大業在關於東亞總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亞洲的我們大多必須面對「市場民主」:一種與資本主義發展一同演化的政治體制,並因此而為資本主義服務。藉由在其中行動,我們有可能改變市場專橫地主導社會的現狀嗎?或者我們需要將同時挑戰整個政治體制作為前提呢?這些辯論對工運從不陌生,許多團體都將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做為行動策略方針。

在印度,不同的總工會體系與其所屬的政黨聯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已經證明對工會在罷工等對抗性行動時的行動自由產生重大影響。兩位印度主要工會領導人在這次專題中接受訪問時分享到,工會與政黨的強力結盟,常導致在其中的工會對於原來的目標做出妥協並犧牲其獨立性。在韓國,從「民主勞總」發展出來的「民主勞動黨」已經成立數年,不過他們也還沒能藉由聯合進步社運與勞工運 動以組成一股重要政治勢力。在印尼,政府強硬的反共立場營造出對勞工運動進入政治的強烈反對力量;然而印尼1998年的政治改革已經為工人組織化的空間開了一扇門,在被隔絕於政治活動32年後,重組以及開發更多政治參與的活動形成好幾個不同的方向:成立勞工政黨、與政黨聯手或從外部著手選舉策略。

從我們多年觀察各國勞動法的結果顯示,勞工政黨並沒能夠阻止勞動保障框架的被侵蝕。如事實所顯示的,勞工政黨冒著被拉進選舉政治所產生的風險:為了在權力遊戲中生存而妥協,在其中獲取權力的手段(選舉)成了他們自己的終結。這些付出最後有多過收穫嗎?或者是否可以有體制內外互相呼應的策略,換言之即是貫穿為勞工爭取權力這個同一目標的多重策略?有沒有可能在選舉競爭的內部與外部進行合作,而不至到了最後為了相反目地在努力呢?

如張大業所說,工會通常把以政黨的形式「做政治」當作政治化的「單一」途徑,卻不幸地忽略了其它的方式。有許多方式和層次來促進勞工對其工作和生活的民主控制,當我們現正處於資本擴展其影響力、控制我們生活中以往未受影響的部分,並進而藉此挖空工人權利的時代。這個進程與其影響,也就是勞動的非正規化,已經成為Asian Labour Update頻繁討論的議題。伴隨著工會以及集體談判實踐的建制化,勞工運動參與政治的爭論也需要新的檢驗:以往的經驗是否完整考慮到現今勞工工作時身處的體制和環境,以及當前社會中勞工的需求?若沒有,我們是否有成功調整那些策略與假設,並為建立一個可以精確反映我們當前困境與可能性的策略而做出最大努力呢?

在亞洲可以清楚地發現於不同國家背景間,勞工運動發展的巨大差異。然而全球的共通要素是資本的宰制,以及資本向國家強力影響,進而產生(或強迫產生)經濟發展作為國家進步首要關鍵的傾向。現存既有的民主形式,天生地是由市場驅動的,我們很容易就掉進了接受這個國家既有形式的陷阱,而專注於某個在其中成功抗爭之個案。在一些國家中,勞工運動投入大量時間、努力與金錢於這種希望,因為他們認為經由政治來體現與促進勞工權益是有效的前進方式。

當資本與政府堅決地規制他們之時,全國層級的勞工運動正掙扎著要在不同的策略中尋找平衡點以增加對抗能量。在自由/市場模式的經濟和政府下,不管以何種型式或層級涉入選舉,每個勞工運動都應該持續強調建立平等、公正以及永續發展模式的訴求。同時,我們希望繼續發現並分享散佈在不同的對抗資本「戰線」中成功的抗爭經驗──不只是透過選舉,尚有社區、家庭以及其它不同的戰場,藉以達成工人們所追尋的真正民主。

點閱 亞洲工運與政治 可閱覽本系列報導全部文章

回應

資本主義不是問題所在,這就是工運常常碰上的盲點。因為資本活動是符合人性的資源運作。並且比用其他方式取代資本還有效,定價的觀念與波動價格,均會使一些事務產生負面情緒,例如你幫我搬一個枕頭,卻認定我該給你一個蘋果,但蘋果對我來說可能比你這個人還重要。因為這些不對等交換,所以才產生資本交易。

而工運常常失敗的問題不是妥協,而是資本家就是從勞工中產生,因此並不是資本家跟勞工的對抗,而是人性在不同環境裏的對抗,當一個勞工身處在勞工環境時,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當然會不爽,而如果能爭取更好的優勢,當然要爭取。但如果一個勞工忽然升值成為資本家時,他會發現在資本運作就是必須壓榨勞力與控制成本才能賺錢,自然又會要爭取屬於資方的優勢,而當然也要爭取。

所以是立場與立場的需求決定了人性的方向,而並非是制度與勞工或資方的問題。

樓上的仁兄,人家用心在認真的討論,就你高明用"人性"兩個字就給一筆抹煞,那也太容易了吧,倒要問你什麼是人性?是不證自明?少來這一套,顯得你太沒有討論的誠意了。

巴西的魯拉算是最經典的代表了,二十年的努力,讓巴西的左翼有很高的期盼,但最後他還是失望了,所有的運動都難免被捲進選舉政治之中,2004年起,巴西的左翼開始批判魯拉工黨,2006年的第二輪投票中,他們還是痛苦的幫魯拉順利連任,以免大右派重新上台;但他們還是沒有停止對魯拉的批判,即使最近魯拉的聲望扶遙直上。

他們在談論的主要魯拉完全是未對整個新自由主義政策作根本性的調整,大部份的政策還是向資本家、大地主傾斜。但工會大致上是支持魯拉的,他們會為魯拉找藉口說魯拉也有很多難處,PT在國會一直是.......

政治的確在選舉過程中可以激發 群眾的熱情,但也很容易把人民的熱情消耗,進入一個從希望到失望的惡性循環中,讓每一個投身運動的人都變得很尷尬。而人民熱情也在此過程中慢慢降低。

什麼樣的政治參與形式,可從這個循環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