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安息的歷史

2010/02/28
台灣大學研究生

剛好落在禮拜天的二月二十八日,少放了一天假,讓人更不容易注意到,好像原來還有個什麼紀念日的存在。

因為擔任台灣大學農化系教授張則周,所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學助理,我有幸能和數十位選修此門課的台大學生,在這天上午,走訪了位在六張犁山上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墓」,以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透過曾參與「白色之路青年體驗營」的志工們的熱心協助、安排,幾位白色恐怖受難者也受邀到場,為同學們解說,並分享自己的受難經驗。

自己也經歷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張則周老師,也在課堂上簡短提到,在台大就讀一年級時,只因為聽了一門課,就被警總帶去問話,一問就是十一年又四個月的一段往事。課堂上的學生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於這些「過去」,雖有耳聞,也深感悲傷、惋惜,但在實地走過歷史場景之前,我們仍然可說是一無所知。 六張犁山上的安息曲

蔡焜霖,台中清水人。頂著一頭白髮的他,站在六張犁山上的墓地中,緩緩訴說著那段幾近5、60年前的往事。

只因為就讀高中時,曾在一位老師的推薦下,讀了一些書,19歲那年,彰化憲兵隊派出便衣,將當時在公所上班的蔡焜霖帶走。他的手被繩子牢牢綁住,穿越過大街,然後由巴士載走,「像一條狗一樣被牽著」,他這樣形容著。

但之後在獄中被刑求、逼供的過程,卻是連狗也不如了。蔡焜霖說,他曾和二十幾個人同時被囚禁在約三坪大的房間內,睡覺的時候就像沙丁魚般擠著,每天清晨五點,就心驚膽跳的醒來,聽著牢房外傳來的點名聲──公布今日槍決名單。

軍法審判不斷秘密進行,蔡焜霖回憶,等待判決的過程中,牢房中的夥伴相濡以沫,對遭判有期或無期徒刑者,大家紛紛向其道賀,說「你真是撿到了」。而每當有人即將赴刑場時,眾人則齊唱安息曲,送朋友最後一程。

在六張犁山上的微風中,蔡焜霖沉默良久,原本正暗自臆測,他是否因著哽咽,而不發一語,但過了片刻,他低聲吟唱起,仍銘刻在他腦海中的那段旋律…

在獄中,蔡焜霖思考過很多問題,想著當權者為何要如此對待什麼都不懂的年輕人,一群沒有拿槍、沒有搶劫,甚至沒有殺過人的年輕人。半個世紀後,面對一群和當時的他們年紀相仿的台大學生,蔡焜霖徐徐的說,很多受難者,不是什麼英雄,只是些喜歡看書的年輕人,對文學、藝術有興趣,或者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憂心,想做些什麼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站在無數年輕時代即逝去的屍骨上,同學們紛紛面色凝重,自己也數度快抑制不住眼中淚水,但仍直挺挺矗立在這片土地上的長輩們,要比我堅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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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03361 (有些受難者連姓名都無法得知,只能在墓碑上記下受刑的時間或地點。攝影:陳寧)

誰敢說自己是自由的?

今天也一起參與行程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說,她於台大求學的時期,曾經在《TIME》(時代)雜誌上,看過一篇描述拉丁美洲刑求囚犯的文章。雖然在戒嚴時期,這些國外的書報雜誌都必須經過檢查,提到不利當政者的部分,就會被剪掉、整頁撕掉,有時候甚至直接整本禁掉,但透過這篇描述拉丁美洲情形的文章,讓她得以依此為憑據,來想像、了解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遭受的非人待遇。

人總喜歡用「連禽獸也不如」來罵人,但周婉窈認為,禽獸也不會如此殘忍的對待自己的同類,唯有人才會如此。她說,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的社會良知受到迫害,「但沒被抓的人,難道有辦法說自己是自由的嗎?」

帶著兒子一同前來為同學導覽的陳新吉,笑著說,是想讓大家能藉著看到兒子,好知道自己年輕時的樣貌。二十二歲那年,正在當兵的他被逮捕,即使受刑的時間只有五年,陳新吉形容自己,即使出了小監獄,卻像進到更大的監獄裡。

叛亂罪犯的紀錄,一直跟著陳新吉,讓他找不到任何得以謀生工作,他不斷的哀求警總消去紀錄,卻始終得不到回應。夜裡,陳新吉更因為不斷夢見獄友們赴刑場之前,曾交待他「向獄方要回母親送的毛毯」、「將遺書交給家人」的種種話語,天天在睡夢中驚醒。

DSC03380 (陳新吉先生向學生介紹獄中重刑犯所使用的手腳鐐。攝影:陳寧)

後來,陳新吉自費出版過回憶錄,即使前陣子輕微中風、身體微恙,還是用宏亮的聲音,帶領學生們,一一介紹景美人權園區中的種種。獄中五年,換來的是無法與這些記憶脫離的一輩子。

說不盡的歷史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永遠也說不盡,寥寥數字記下的,也不過是片段到不行的片段。算起來,知道六張犁山上原來有著這麼一處,白色恐怖受難者埋骨之地,還是第一次,而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去參觀,則是第二次。

利用短暫的自由活動時間,和一位展場人員聊起園區內的狀況,她直言,會來參觀的人簡直少之又少,偶爾還會有學生們來參訪,更不用說一般的家庭,根本不會想到要來「這種地方」。

的確,對一般人來說,白色恐怖是個熟悉不過的名詞,但對於「那究竟是什麼」,我們又知道太少,更多時候,那甚至直接被簡化成一種政治語彙。而歷史從來不曾真正被客觀中立的書寫,尤其當它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之一。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有選擇讓自己不要只相信教科書,不要只聽一種聲音。

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沒有追思儀式、沒有道歉、沒有關於賠償問題的任何討論,這群台大的學生們,在受難者前輩的帶領下,拜訪了六十年前的老學長姐們,並聆聽他們的故事。正如張則周老師所言,這些長輩們的回憶,「是很重的」。這難以承受之重,還需要更多人共同面對、承擔,而我們,才正要踏出第一步。

回應

其實近代史上類似228屠殺或白色恐怖的悲劇,在國際上也發生過. 比如外省人提到就咬牙切齒的南京事件;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等等.

但是日本軍閥戰犯被審判吊死,日本人也吃了兩顆原子彈,死亡數百萬;德國納粹戰犯也被審判吊死.

唯獨228屠殺數萬台灣人的國民黨外省人,不但沒一個受到司法懲罰,,他們還升官發財,榮耀子孫. 國民黨外省人馬英九,朱立倫胡志強,張小燕...還飛黃騰達,統治台灣.

台灣人命這麼賤嗎!

人要記得歷史,才能反省自己及社會,才知道什麼是社會公義

七年級生的我,似乎不清楚二二八大屠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如果這一代的人們都不清不楚這個屠殺的悲劇,我們如何可能避免未來的危機?

二二八不僅應該被記住
更重要的是:應該怎麼記住
民進黨執政時每年都轟轟烈烈地紀念二二八
似乎記住了什麼
但是它們的記法卻和混淆了現實
以致於在動員歷史遺留的對立時(這裡不只是本省/外省的二分法而已,難道沒有階級的問題嗎?)
卻對發生在眼前的經濟的兩極化(及其成因)不聞不問
這使得歷史成為遮蔽現實而非澄清現實的工具

七年級對於228事件的印象大多集中於
教科書上的說法 那種感覺好似無關痛癢的一種紀錄
公視曾經播出相關記錄片
對照當時受難者所說 就更能夠體會過去那種肅殺 悲悽氣氛

而如今的轉型正義 不應由政黨的色彩來彰顯以失焦或再度被消費
應該轉作一種接近大眾 多重聲音的探討
此文章發人深省

若人民不去平反、清算過去被統治者壓迫的歷史,

現在的自由民主,都只是可以說改就改的習慣而已。

哀悼白色恐怖受難者與犧牲者。

『慶祝』228和平紀念日
<img src="http://udn.com/NEWS/MEDIA/5445869-2287929.JPG>

有受難者的名字寫錯了
蔡焜霖
是不是能夠更正

講白了,那段歷史就是國民黨 (和背後的老美) 怕共產黨拔掉它的政權?

感謝訪客指正,已修正受訪者姓名。

給一樓
台獨教父台灣人李登輝也統治台灣好久好久
台灣人還真賤

七年級不清楚二二八大屠殺.
但是我保證你一定十分清楚更早發生的南京事件.

這就是台灣的教育問題所在:
外省人以國家軍隊屠殺數萬台灣人平民,沒幾個人知道;
反而日本人戰爭中殺幾個中國人,就天大地大,永遠仇恨日本!

所謂的南京大屠殺根本都是騙人的
這是支那方面用來騙取日本同情與金錢的騙局
換句話說這根本就是支那的提款機
大家不要被騙了

陳明忠: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

◆台灣的統派對大陸不太瞭解

問:聽您這樣說,我想請您特別從左派的角度,談一談大陸現狀,以及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陳:台灣一直認為大陸比台灣差,實際上大陸現在已經開始有點錢了。現在不是在講“和諧社會”這個概念嗎?這表示大陸已經有能力從內部來改變自己。例如以前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強調“大家都要富起來”;以前只講“效率”,沒有講“公正”;以前談到經濟發展只看GDP,現在強調要“以人為本”。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概念,就表示說大陸已經有能力改善過去因為引進資本主義成分所造成的那些毛病。

以前大家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是不對的。它把大陸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統一以後可以各搞各的。其實,就我的看法,我認為大陸現在比較接近列寧所說的“特殊的過渡時期”,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這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國家的力量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後的目標是要達到社會主義,但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很多的台灣左派朋友都搞不清楚這點。列寧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說現在實行的就是社會主義,而是表示要堅決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意思。”中國的革命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階段,一個是社會主義階段。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實施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條件,所以必須通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階段,先創造出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然後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問:中國革命的歷程很複雜,有“文化大革命”,又有改革開放,兩方面相差這麼大,您怎麼看?

陳: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我想講一點自己的親身經歷。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了。我看《中央日報》,看到它所“揭露”的“真相”,剛開始不相信,以為是國民黨造謠。後來看到一些《中央日報》刊登的傷痕文學,就知道是真的,於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這個樣子,我這一輩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嗎?我吃了那麼多的苦,只要革命的理想能實現,又有什麼關係。但是如果革命搞錯了,我豈不是白活了嗎?為了這個,我痛苦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終於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劉少奇一樣,可以說是兩階段革命論者。我主張先用國家的力量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搞現代化,但要朝著社會主義目標,就是鄧小平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進。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現代化,就不能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也不能讓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那樣的話,什麼社會主義都不要講了。

問:大陸近年來爆發了很多的維權運動,不見得直接挑戰政權,而是在抗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某些嚴重的不公不義。對大陸內部的弱勢者維權運動,統派是選擇不發言呢?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陳:實際上,我必須承認,台灣的統派實在對大陸情況不太瞭解。這主要是因為資訊不足。如果像鳳凰電視臺能夠進來,也許還可以瞭解一些,但現在不能進來。所以坦白說,不是我們不願意談,而是不瞭解,資料太少了沒辦法談。我們只能在摸索中看問題,但不會看到西方或台灣媒體罵什麼,我們就跟著罵。我們很關心大陸,但有我們的關心方式。

最近的十七大,據說已開始實行“黨內民主”,可見大陸也不是沒有注意到政改問題。但我們確實不知道,他們的長期規劃是什麼。大陸的體制不可能不改,我們都關心,但我們沒有必要和西方媒體“同一口徑”。

◆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

問:這兩年,綠營人士一直在談“轉型正義”。您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國民黨關過那麼久,獄中還備受刑訊,好不容易撿回一命。您認為找出當年刑訊你、迫害你的第一線“加害者”,要求他們吐露“真相”,是好的做法嗎?

陳:什麼轉型正義!就是要算舊賬,要清算嘛!我覺得,民進黨真是沒政治智慧。民進黨現在要算舊賬,所有外省人都不安,他們又怎麼會跟民進黨同心協力搞台獨呢?台獨是搞假的嗎?我認為他們只會操弄族群,很沒出息。

我被國民黨關了21年,我太太10年,我的大舅子被槍斃。論仇恨,可以算“苦大仇深”了吧!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國民黨邀我到中央黨部講話。我去了。我跟他們說,我今天不是來跟國民黨算舊賬的。當年國共內戰,我們心向共產黨,被國民黨搞得家破人亡。應該說,內戰讓很多人受苦。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你們兩黨應該和解,不要再因為兩黨不和,讓無辜的百姓受牽連。如果你們能這樣做,我們的苦就沒白吃。我向連戰強調,兩岸分裂是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造成的歷史悲劇!而今幾十年都過去了,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何況是為了中國如何現代化的路線不同而產生的國共內爭!俗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因此,作為國民黨党主席,你有責任與義務前去大陸與共產黨和解。連戰聽了很感動,原來就想去大陸參訪卻猶豫不決的他,於是當場決定到大陸去,以党主席的身份和共產黨談。共產黨對他也非常禮遇。

我去國民黨黨部,我的一個難友非常不諒解,從此以後不跟我講話。當年我第一次坐牢,刑期已滿,國民黨還不讓我走,要把我送到小琉球。那時候我身體很差,長期得肺病,很瘦。我那位難友認為,我會死在小琉球,所以他透過別人通知他父母,由他父母賄賂相關人員(他們有管道),我就被釋放了。他對我有救命之恩,他不跟我講話,我很難過。但我認為,我沒做錯。我是為所有的台灣人(包括外省人)著想。

(呂正惠,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宜中,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員。本文共2.4萬餘字的繁體字版,全文刊發於2008年5月台灣《思想》雜誌)
http://mag.chinayes.com/MagazineBase/M55/1471/20081124164758256_8.shtml

那天我也在,雖然因為太早起頭腦不是很清楚。
聽過蔡伯伯不只一次的講述,每次都還是讓我動容。

目前整理出來的槍決名單已經有數千人
六張犁也僅兩百多具而已

除了家屬領回的以外
還有更多,至今未知埋骨何方....

明忠看起來像個沙文主義的左派呵。在蘇聯入侵匈牙利及史達林之後,左派已經大幅檢討列寧路線的問題,堅守列寧路線,是誤解馬克思主義之歷史 (也就是因時地而異) 批判。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在事件的前因後果上,顯然還有太多混淆。兩者有部份關聯,卻不能相互等同。這在時間的序列上,還有牽涉者的性質上,都不能輕易的打迷糊仗。

在台灣,重要的問題是「記憶與遺忘」的戰爭。過去國民黨政權的殘酷鎮壓,可以說使得人們失去了許多「原本可能擁有的記憶」。白色恐怖中,受難者的性質非常複雜,不過從現在的漸次理解中,我們可以知道,包括懷有政治理想的百姓或是無辜受難者,包括親社會主義或是台灣民族主義的當事者,都是不同時段的鎮壓段對象。所以,這次活動的主辦人張則周老師,在北京長大的山東人;與上面提到的蔡焜霖先生,在台中唸書的鹿港人,就不會因為種種悲哀的機遇巧合,同樣到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服刑,甚至還編在同一隊。

不過,上面有位鈴木旗雄先生。您或許對對岸的中國有敵意,或是對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有所不滿。不過,我認為像是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就「人命不該被輕賤對待」的普世立場來說,應該與其他的屠殺事件,在倫理上都有同等的悲劇性質。在台灣或彼岸的中國,這兩個國家,對於「二二八事件」或「南京大屠殺」的部分論述,多少都已經夾雜了神話色彩。但是,如果要說這件歷史事件「實然上」完全沒有發生過,我想,這是我所可鄙的反動說法。在台灣,也有許多反動派不斷強調「二二八」只是捏造的謊言。如果你不能夠對已經出土的檔案、證言,作過誠懇的考察,就指稱那是謊言,在我看來,兩種反動言論是一樣可恥。

台灣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如果在歷經那樣多的血淚後,能教給我們後世子孫什麼,不是任何民族主義史的偏狹「反省」,而是立基於「人之所以為人」這樣更寬廣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