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曾喪志地幾乎成功「自殺(p.342)」的黛安,透露身心崩潰的警訊。然而長期與這些傢伙打交道,亦使她而認識了權力最真實的樣貌。她發現「專家」、「知識」其實就在抗爭者自己的身體裡,「權力」當然也是。
有關資本主義體制、支配政治結構的部分,尚稱好批評,比起無情律師的背叛更令人心碎的,恐怕是黛安最熟悉的瓦利(按:不是瓦礫)所說、恐怕也是多數漁民心中的話「…要是妳肯罷手,他可以幫漁民弄些好處的。媽的,妳照他的話做,之後,或許我們就能讓化學工廠稍微站在我們這一邊,幫我們對付公園和野生動物部門(p.68)」。
瓦利是真性情的,他甚至與支持台塑的工人、嘲笑黛安的補蝦人都同款。他潑的冷水在某種程度上很是真心,因為漁民已經夠弱勢,如今還得擔心污染的消息傳出後,對此地魚貨帶來更多打擊。漁民的態度讓她長期處在孤單的處境,這其實也是社會運動經常性的困境。自覺理性的常民(ordinary peaple)常以社會運動敵對方的姿態現身,然而我們又絕不能夠簡單地批評他們無知、無意識,或愚蠢短視近利,因為「普通人」所思考的焦慮的眼前的生存問題,往往也是社會運動無法承諾給予、直接與立即幫助的。
面對身邊許許多多長期表現出無情態度的人,黛安選擇更富有反身同情心的態度,她深知遭遇的是自己的生計、村人的生計,是面對大自然的抉擇,是個人最純粹的相信,以及,是用身體換來的答案。最後我們看到了,台塑的怪手駕駛員說「誰沒有補蝦的親戚?(p.66)」然後替黛安劃了重要的施工地圖,補蝦人也圍在黛安差點沒沈沒的船邊默默支持。描述這些場景的時候,她提醒,運動需要思考如何連結眾多富有差異的、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家庭生計與家人的、不滿的,甚至很討厭社會運動的普通人,因為她知道自己也曾經是。
聯合再困難,黛安也並不是完全孤立。狠心地在絕食七日後才現身的社運者瑞克亞伯勒漢就是支持者之一。瑞克亞伯勒漢抓著這麼多組織團體,會不會使得他也是個竄權的代理人,很值得深入。不過多數時候只是輕輕點醒黛安某些必要的運動主體問題、陪伴,使得他的匯聚眾多抗爭者的「傳道」般的社運辦公室,還不這麼快成為社會運動的盜穗人。
另外,除了黛安蝦房裡的女伴,越南新移民也是黛安的重要幫手。這些「越南示威者根本不在乎。他們新來德州,有著夢想,因此有純淨的力量,十分不可思議,而且他們對此的信仰比任何人都要虔誠,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人能阻擋他們的示威遊行。」但或許我們同樣必須注意,越南新移民在這個時代與地方,是相對更受壓抑的社會群體,涉及與德州白人補蝦人之間有所矛盾的種族問題,不過書中再沒線索讓台灣讀者理解這部份的差異。
同樣涉及文化、社會背景的,還有很容易直觀地落入女權觀點的性別議題。黛安多次提及她生長的五旬節教派背景,她的故鄉是保守派大本營的美國南部,而且是七○年代。種種深具地方感的原因,使她深刻體會到「德州南部一直以來都自成一國,…我們自有一套規範。女人絕食抗議行不通就是行不通(p.285)」。雖然這不代表今天、台灣,性別壓迫會輕到哪兒去,但除了給她更多尊敬,所謂「自成國度」應該要複雜的理解。
現身在相對保守的美國白人州,允許我們正面地那怕是更加激賞的看待黛安對環境的情緒,包括她、她與父親的對話所描寫的身體記憶,與勞動、自然韻律的關係,但是也要小心過份鄉愁。德州可是極右派大本營。循著這樣的感覺及同樣的語境,她所謂「熱情團結的島」的脈絡是否值得持續不加批判的適用,也要小心,畢竟她認識的是解嚴前五年的真實的陳定南,不是陳定南的公事包。
換句話說,她在某個歷史時刻,對「在地感(361)」凝聚起來群眾,有著熱情的認識,卻同時可能忽略了這些運動語言的危險性。我們或許要謹記,在地感與黛安被貼上的「保守蝦人」標籤幾乎是同義反覆,誠然土地認同可以產生群聚,但也正是這種頗有純粹與本質主義味道的團聚方式,可能排掉了那些越南移民,在地感與保守或進步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脈絡性地與文化性地理解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很重要,在同樣的意義下,我們也就不能認為瓦利瞎掰「你以為我們這國家怎麼來的啊…這地方可是有好長一串的反抗史,我可是正港的美國人。(p.242)」。在自由主義政治充分體制化的美國,某部分的社會科學界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其實跟瓦利所知的世界是同樣的。在這兒,社會運動只是幫助社會自由多元的形式,抗爭受接納的程度是有限的、極端是不允許的,這仍是先前提到的那張「協商」面具。
這些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待持續補充和辯論,在有更豐富的相關知識以前,對於黛安最後深沈地感覺,或許更可以先放在她作為個人的感受和情緒。她提到「有人跟我講了,好吧。當我安靜下來,為了聽那些話而努力閉氣,我聽到的是一個女人可以拒絕緞帶和珠飾,但她最好別拒絕自家縫的衣服。因為若她拒絕了,她會付出慘痛代價。如果她拒絕了,每個人都會拋棄她,誰還會在乎她?地域會先凍結一切。一個女人只能坐在那裡,自己,一個人,直到審判之日來臨。……說來奇怪,冒著生命危險有時反而讓人有種解脫感。海是這麼告訴我的。雖然她的左胸長出汞污泥超級基金場址,右胸冒出一大串氯乙烯、鄰苯二甲酸,但她還是選擇原諒,就像慈愛的祖母一樣。(p.417)」,暴露了唯有黛安個人才能體會與承受的,因堅持抗爭而導致「家庭關係的風險(p.390)」。這毋寧是社會運動再怎麼強調豐富多樣的連結形式,都很少論及的部分。
最後必須說的是,兩位台籍的推薦序寫得真不好。前者對「人生的意義」有浪漫祈願,後者則推崇「人生的抉擇」。黛安,她沒得選。要不放棄海灣與捕撈,要不就得起而抗爭。顯然,黛安的行為既不被他面對的人們所理解,也不是早已將自由多元政體內化了的台灣所能理解:抵抗者,有所「不得已」;如果拒絕無法成為選項,就不是真自由,那麼就讓人生「成為一場絕食抗議 (p.313)」吧!
最後的最後,黛安使用的「不斷更換電話公司」來躲避斷話危機,或許對運動者來說頗帶有深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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