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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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工運的歷史紀錄」的討論紀錄。
工運的歷史紀錄
記錄女性運動者為何如此重要?書中主角之一、前任韓國女性勞動者聯會( Korean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s United)主席的李喆順在與談時回憶,70年代韓國戒嚴,運動者很容易被列入黑名單或坐牢,因此根本無法保存資料,因此當時女性運動者的運動經驗、甚至死亡的紀錄都很少;但事實上,當時工運的主力是女工,女工運動延續到1985年的九老工業團地團結罷工,影響了韓國的民主主義、民主工會發展。
李喆順說,經歷運動的人通常是平凡、貧窮、沒受到社會保障的人,這些人隨著時間逐漸淡出運動,寶貴的經驗因此流失;更重要的是「女性運動者面對家庭和運動的矛盾、被公司開除的恐懼...這些複雜的情緒及情感應該被傳達出來,它不僅是韓國的歷史,更應該要向世界分享」,講到此,或許是回憶及自己和同伴的經歷,李喆順立即泣不成聲。
《鐵絲網上的薔薇》作者朴敏那感嘆地說,「或許大家無法想像,在韓國那樣的歧視及對立是多麼的深」,在台灣,不論是政府與勞動者、工人與資方、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都較韓國要來的好。面對韓國當時軍事政權、性別不平等、資方剝削嚴重的情形,朴敏那從大學便決心投入女工運動,她在參與1985 年的九老工業團地團結罷工時遭資方解雇,後來加入韓國女性勞動者聯會。
朴敏那說,在出版這本書前,便已經訪問過許多女工,「雖然自己也身為女性,但透過訪談,我才開始了解許多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雖然因為預算因素,最後只能選擇其中8位較具代表性的女工,但朴敏那說,在訪談過程中,與受訪者的關係更加密切,也讓她深刻感受到這些偉大女性的實踐,而她們在回憶過去時,努力克服內心的恐懼及矛盾,過程令人感動,也讓她堅定記錄的決心,希望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儘管這本書在韓國的銷售成績不如理想,但朴敏那笑說,目前該書已翻成英文及中文在不同國家出版,她也因此造訪了日本、中國、台灣,未來更期待到世界各地舉辦新書發表會。
與談人郭明珠也分享自身經驗,她在大學畢業後,到工會工作,同事幾乎都是男性,雖然在自主工會的年代有許多女性運動者,但當她們從學生跨到組織者的身分時,思考的是如何將「學生的知識轉換成組織者的手腳」;到中時工會時,強調的是戰鬥力及民主精神,凡事都公開討論,這段經歷孕育出她的運動理念,但也因為忙碌於運動,無暇記錄當時的經驗。而在北市產總的8年,郭明珠回憶,面對當時「閹雞」或「半閹雞」工會的工作環境,推動組織工作愈發困難,更不用說要記錄自己了。
最後,郭明珠選擇離開工作崗位,從事紀錄片工作。她說,一開始根本不知道紀錄片對於運動有什麼作用,她的第一部作品選擇拍攝平凡的女工生活,因為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是可以穿透時代,感動世人。近年來,她重新思索拍攝影片的意義,並持續關注停管工會解雇爭議,至今仍自詡為組織者的她認為,影像紀錄能夠延伸戰鬥的時間和地點,不僅是抗爭現場,也擴展到學校等場所。
另一位與談人、《工運年鑑》代表陳政亮則指出,工人、工運紀錄者因為工作性質不同,無法長期從事運動;但另一方面,運動者也不太有時間記錄自己,而這也造成雙方的合作及衝突。他指出,80年代的記錄工作大多是民族主義式思考,加上缺乏階級想像,所以記錄最多的是「阿嬤」;到了90年代紀錄相對變少,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記錄者與運動者分道揚鑣,因此促成《工運年鑑》的誕生。
「每段歷史描述的背後,都具有獨特政治意識,《工運年鑑》也不例外」,陳政亮說,工會抗爭的紀錄極為重要,而個別生命史則具有啟蒙效果,能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因此,《工運年鑑》以編年體編寫工運事件條目,另一方面,也會訪問、補充事件背後的生命史。
這其中的政治策略想像,不單是記錄歷史,也希望藉由回顧事件批評台灣工會,但奇妙的是,《工運年鑑》將主要購買群亦定位在台灣工會,「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罵工會,又要想辦法賺他們的錢」陳政亮開玩笑地說。要實行這樣的策略,前提是經濟必須完全獨立,不能接受工會贊助,因此,他毅然將原先接受世新大學補助的《工運年鑑》抽離至苦勞工作站,成為其中一支獨立的工作小組;其次,為了確保銷售量,他將《工運年鑑》定位為「工具書」,意即工會購買後,便能迅速知道工運圈大小事,彼此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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