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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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工運的歷史紀錄」的討論紀錄。
工運的歷史紀錄
記錄女性運動者為何如此重要？書中主角之一、前任韓國女性勞動者聯會（ Korean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s United）主席的李喆順在與談時回憶，70年代韓國戒嚴，運動者很容易被列入黑名單或坐牢，因此根本無法保存資料，因此當時女性運動者的運動經驗、甚至死亡的紀錄都很少；但事實上，當時工運的主力是女工，女工運動延續到1985年的九老工業團地團結罷工，影響了韓國的民主主義、民主工會發展。
李喆順說，經歷運動的人通常是平凡、貧窮、沒受到社會保障的人，這些人隨著時間逐漸淡出運動，寶貴的經驗因此流失；更重要的是「女性運動者面對家庭和運動的矛盾、被公司開除的恐懼...這些複雜的情緒及情感應該被傳達出來，它不僅是韓國的歷史，更應該要向世界分享」，講到此，或許是回憶及自己和同伴的經歷，李喆順立即泣不成聲。
《鐵絲網上的薔薇》作者朴敏那感嘆地說，「或許大家無法想像，在韓國那樣的歧視及對立是多麼的深」，在台灣，不論是政府與勞動者、工人與資方、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都較韓國要來的好。面對韓國當時軍事政權、性別不平等、資方剝削嚴重的情形，朴敏那從大學便決心投入女工運動，她在參與1985 年的九老工業團地團結罷工時遭資方解雇，後來加入韓國女性勞動者聯會。
朴敏那說，在出版這本書前，便已經訪問過許多女工，「雖然自己也身為女性，但透過訪談，我才開始了解許多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雖然因為預算因素，最後只能選擇其中8位較具代表性的女工，但朴敏那說，在訪談過程中，與受訪者的關係更加密切，也讓她深刻感受到這些偉大女性的實踐，而她們在回憶過去時，努力克服內心的恐懼及矛盾，過程令人感動，也讓她堅定記錄的決心，希望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儘管這本書在韓國的銷售成績不如理想，但朴敏那笑說，目前該書已翻成英文及中文在不同國家出版，她也因此造訪了日本、中國、台灣，未來更期待到世界各地舉辦新書發表會。
與談人郭明珠也分享自身經驗，她在大學畢業後，到工會工作，同事幾乎都是男性，雖然在自主工會的年代有許多女性運動者，但當她們從學生跨到組織者的身分時，思考的是如何將「學生的知識轉換成組織者的手腳」；到中時工會時，強調的是戰鬥力及民主精神，凡事都公開討論，這段經歷孕育出她的運動理念，但也因為忙碌於運動，無暇記錄當時的經驗。而在北市產總的8年，郭明珠回憶，面對當時「閹雞」或「半閹雞」工會的工作環境，推動組織工作愈發困難，更不用說要記錄自己了。
最後，郭明珠選擇離開工作崗位，從事紀錄片工作。她說，一開始根本不知道紀錄片對於運動有什麼作用，她的第一部作品選擇拍攝平凡的女工生活，因為平凡小人物的故事是可以穿透時代，感動世人。近年來，她重新思索拍攝影片的意義，並持續關注停管工會解雇爭議，至今仍自詡為組織者的她認為，影像紀錄能夠延伸戰鬥的時間和地點，不僅是抗爭現場，也擴展到學校等場所。
另一位與談人、《工運年鑑》代表陳政亮則指出，工人、工運紀錄者因為工作性質不同，無法長期從事運動；但另一方面，運動者也不太有時間記錄自己，而這也造成雙方的合作及衝突。他指出，80年代的記錄工作大多是民族主義式思考，加上缺乏階級想像，所以記錄最多的是「阿嬤」；到了90年代紀錄相對變少，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記錄者與運動者分道揚鑣，因此促成《工運年鑑》的誕生。
「每段歷史描述的背後，都具有獨特政治意識，《工運年鑑》也不例外」，陳政亮說，工會抗爭的紀錄極為重要，而個別生命史則具有啟蒙效果，能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因此，《工運年鑑》以編年體編寫工運事件條目，另一方面，也會訪問、補充事件背後的生命史。
這其中的政治策略想像，不單是記錄歷史，也希望藉由回顧事件批評台灣工會，但奇妙的是，《工運年鑑》將主要購買群亦定位在台灣工會，「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罵工會，又要想辦法賺他們的錢」陳政亮開玩笑地說。要實行這樣的策略，前提是經濟必須完全獨立，不能接受工會贊助，因此，他毅然將原先接受世新大學補助的《工運年鑑》抽離至苦勞工作站，成為其中一支獨立的工作小組；其次，為了確保銷售量，他將《工運年鑑》定位為「工具書」，意即工會購買後，便能迅速知道工運圈大小事，彼此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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