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圳龍華的官員感嘆，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對中國的意義，“我們也正在考慮”。
本報記者 徐志強 丘慧慧
深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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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老大的工人“吞吐量”
三五成群的年輕姑娘和小伙子們或背著行囊，或提著行李，擁在深圳龍華的富士康“普工招聘點”前，等著大門裡的人喊自己的名字。
這天是6月15日下午，陰沉的天空撒著零星的雨點。他們等待著，手裡攥著身份證和各種學歷，以證明他們符合公告上的招工條件——“中專、技校、職高或高中畢業”、“16.5到20周歲”。
兩天前的“虐工傳聞”絲毫沒有影響找工的人，她們依然如潮水般湧向富士康這個全球最大的代工廠，日復一日。
雖然這份工作月薪只有300-500元，並且工廠地處偏遠、距離深圳市區一個多小時車程，周圍環境雜亂、休閒娛樂場所奇缺。
6月13日，富士康被英國《星期日郵報》指為“血汗工廠”。該報導稱，“蘋果的旗艦產品iPod主要由富士康的女工生產，她們的月收入僅有27英鎊(約合人民幣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5個小時。”
但招聘點門口紅火的場面，印證了富士康外聯部官方人士“很多人擠破頭都想進富士康”的斷言。
深圳公開數據顯示，富士康僅在深圳龍華保稅區工廠的員工人數即高達13萬人，在深圳多家工廠的員工將近20萬人，全國各地工廠員工33萬多人。按照富士康16日給本報回復稱“普通工人流動率在30%”計算，富士康深圳每年更換員工在7萬人之多，這是一個極高的“吞吐量”。
由於以出口加工為主業，極少直接面對中國市場，因而，儘管已經蟄伏內地將近20年之久，這個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商在中國內地還是一個隱形巨人。半個月前，中國海關總署發布了2005年中國出口百強名單，台灣鴻海集團下屬的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名列榜首，出口值達144.74億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摩托羅拉出口值的2倍多。
而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團(2038，HK)的旗下公司之一。根據海關的數據，其大陸兄弟公司2005年出口總值有3家進入出口百強，總出口值達到189.7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百強出口總值的12.9%，從 2001年開始，富士康中國出口老大之位就無人能撼。
女工趙霞的每一天
富士康女工趙霞(化名)對此一無所知。作為深圳富士康流水線上的一名女工，18歲的趙霞 (化名)從沒聽說過蘋果iPod，她最熟悉的是每天等她來加工的17英寸或19英寸顯示器。她只知道，每天自己經手加工組裝的顯示器，大都在兩三天內直接被裝箱出廠。而出了廠就等於出口，直接銷往國外。
趙霞幾乎已經習慣了目前的加班節奏。
清晨6點，趙霞會準時起床，匆忙洗漱後，跟同屋的11個工友姐妹陸續走向馬路對面的廠區吃點東西；7點半，進入裝配顯示器的流水線，進車間前，保安要嚴格檢查，小女生趙霞把她喜歡的影星梁詠琪的照片貼在工卡背後。由於在無塵車間，她要帶上厚厚的口罩，套上全身相連的隔塵服，“就像個外星人”，然後在流水線上重複裝配的動作，一直到11點半。
“4個月前，我第一次進裝配間，穿上這身衣服後，呼吸困難，竟暈倒了。”談起那次意外，趙霞顯得不好意思。她躺了幾個小時，到下午就好了，她把自然的恢復理解為對環境的適應。 “我見過好幾個跟我一樣的工友，剛進來也暈倒過，有些人臉上還起過紅疹。不過我現在基本適應了。”儘管她現在依舊覺得“帶著口罩還是很難受”。
上午這4個小時裡，趙霞要一直坐著，因為這個環節的流水線只有一米多高。在以前幹活的那個環節，她要站滿4個小時。 “我寧願站著，坐著更難受，因為不能抬頭，一抬就碰到機器的隔板。”
說到工作環境的艱苦，趙霞提到了不久前的一次反抗。因不滿於公司高負荷的工作，她所在工作線上的9名女員工曾組織過一次集體辭職，但最後公司以調換車間的方式迅速平息了此事。
那場沒有結果的“造反”後，趙霞和她的姐妹們又回到了既定的節奏中：1個小時的午飯和休息後，從12點半到下午4點半，又是同樣的4個小時。從5點半到7點半是慣例的2個小時加班時間。 “回去後，什麼都不想，就想馬上睡覺。”
就這樣，週一到週五，每天加班2個小時，週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個小時，一周中，趙霞一般要“坐”滿70個小時。
如果遇到趕貨，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10個小時，仍按10個小時算，超過的部分算做是“員工對公司的貢獻”。
對趙霞而言，加班是提高收入的唯一路徑：由於每月底薪只有400元，這些加班費構成了她的主要收入，平日每小時加班費5元，週末每小時6元，這樣，一個月加班費680元，“再加上50元全勤獎，100元左右的績效獎，一個月一般能超過 1000塊。”對於加班，趙霞很矛盾，“加班確實很累，不加班工資又少。”
想到這點，趙霞就願意忍受平日的辛苦。 2年前趙霞從老家一所電腦職高畢業後出來打工，在東莞呆過，不過工資比這裡低，加班也更多，唯一好的地方是東莞消費比深圳低。 “2月中旬來富士康後到現在，拿到手裡有3000多塊，匯了1000塊給家裡，如今除了身上剩的700塊，其它都不知道做什麼花了。”
趕上淡季，週末不加班，趙霞就會去上網看電視劇，宿舍樓裡有一個網吧，有20多台電腦2元/小時，包夜10元，“不過很難占到位，大家平常沒什麼娛樂，又都忙，一有閒就都來擠”。
趙霞只是覺得累，她絲毫不知道，她的工作時間已超過了公司客戶的要求——蘋果在其供應商的準則中要求“除非緊急和特殊情況，一周員工的工作時間應嚴格限制在60個小時，並保證員工7天中有1天休息。”
“代工王”的利潤空間
在富士康科技集團鴻富錦保稅工廠門口，可以看見穿各種顏色T卹或襯衣的工人成群結隊地進出，標誌著他們屬於不同的事業部，他們上衣右邊都縫有“富士康科技”字樣。
各大車間裡兵馬俑般整齊羅列的勞工正在述說著中國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產生的魔力：這是富士康多年保持高產值、低利潤率“規模”戰術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在富士康公司網站上可以看到，最近幾年富士康正在力導從“製造的富士康”邁向“科技的富士康”，但是無論從員工構成，還是主營業務收益看，製造、加工、裝配等低附加值產業依舊是支撐富士康的主業。多年來，富士康能佔據全球PC連接件、電腦機殼80%份額，其殺手鐧就在於“低成本”、“低利潤”背後的規模。
富士康官方在16日接受本報採訪時說，深圳龍華的20萬員工中，普通工人佔15萬-16萬人，文員和技術、研發性人員為4萬-5萬人，車間工人仍佔大多數。
一位1998年即進入富士康，目前負責生產線管理的中層員工說，“從進公司到現在，相同崗位的工資就沒漲過”，因為公司不愁招工。
技術人員小張有些嚮往地對記者表示，“聽說日資和台資的待遇普遍沒有歐美企業高。”他做研發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
幾名穿工作服的男員工蹲在摩托羅拉手機的代工車間門前，利用休息空隙猛抽了幾支煙。記者了解到，他們的底薪有500多元，比趙霞稍多些，“男女沒有差別的，這個要看熟練度。”
但他們說，車間工人都乾不長，“做到一年一年半就都走了”。
低於標準線30%的底薪
一個埋頭抽煙的長發小伙子突然抬頭問記者，“今年深圳最低工資標準是多少？”
得知今年7月1日後，按深圳勞動與社保局規定，關外將從每月最低580元漲到700元，他沒有表現出絲毫愉悅，只是掐滅煙頭，嘆聲“又要開工了”，走回車間。
趙霞似乎也對底薪的調整充滿懷疑，實際上，她現在的底薪只有400元，比目前規定的580元低180元。
深圳市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告訴記者，“我認為台資企業中勞工待遇改善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流動性大、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劉開明對近日的富士康“虐工傳聞”不感到吃驚。從1990年代，劉開明就開始關注深圳勞工人群，並對富士康做了長期調查。他指出，“從1990年代到現在，包括富士康在內的台資企業勞工的基本面一直沒有多大變化”。
據劉開明調查，“目前月收入少於800塊的肯定拿不到最低底薪標準，月收入800元-1200元的50%的人達不到最低薪標準，他們的收入都是拼命加班掙來的。”
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副總兼運營總監李金明表示：“公司的製度是7天休息一天，員工自願加班，平常加班工資是1.5倍，週末是2倍，國家假日3倍。”他稱，7月1日前，公司堅持580元的最低標準，7月1日後會上調至700元。他認為有員工說底薪300-400元，“是對發工資的結構和時間有誤解”。
富士康 衛生部的負責人在接受公開採訪時說，富士康衛生部“從最初建立到現在從沒有發現過一例職業病和過勞疾病”。而記者從員工處得知，在塗裝廠和沖壓廠的員工比較容易出現各種病症，“我在顯示器事業群做過塗裝，後來臉上經常過敏，出現紅色斑點， 醫院表示是職業引起，但是不做鑑定，只開藥。 ”
深圳龍華，富士康工業園佔地近1500畝，7個生產大區從A到G排列，處在輿論漩渦中的蘋果iPod生產車間位於G區，記者無法接近。在D區的東頭，可以望見華為大樓。一位深圳龍華的官員感嘆，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對中國的意義，“我們也正在考慮”。
他舉例，同為高科技企業，華為2006年以`460多億元的產值，上交國家財政49億元；而年產值高出2000億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稅收優惠後，“去年的財稅貢獻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