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郭董」和「南港的郭董」

2010/05/31

苦勞網特約記者

責任主編：徐沛然

中央研究院與鴻海在南港202兵工廠的爭地風波（參閱：當國防部打開202兵工廠大門…），在媒體上暫時告一個段落，中研院假藉「環評」止息爭議，鴻海與台北市政府則是暫且休兵，靜觀其變；而實際上更隱晦的檯面下政治角力也許不知在什麼地方繼續上演著；幾天之後，鴻海在深圳的富士康工人「十幾連跳」事件，又再度震憾社會。

「南港的郭董」和「深圳的郭董」，是那麼真真實實的同一個人，挾著巨額的資本在兩岸之間遊走漁利，這個人，投影出未來兩岸經濟發展圖像；在南港，郭董虎視眈眈，要拿下202廠市中心的大片土地，靠炒作獲利，地價飆漲，賺的是社會大多數的人一生積蓄；在深圳，分潤國際大廠油水，在產業鍊上獲利不多，便從工人的體力、精神、社會關係中榨取，賺的是工人的身家性命。

在「十二連跳」事件之後，我們看到郭董的「危機處理」，找高僧、社工、心理治療師、加高防護網，甚至宣佈拿出27億，加薪22%，用對他來說，罕見的低姿態，要扭轉社會的觀感。但是，其實這個姿態，一點都不低，也一點也沒有對症下藥。

如果如同鴻海所宣稱的，富士康工人的薪資已經高於深圳其他工廠，那麼，很明顯的，「自殺潮」的發生，並不是因為工人的薪水過低，而是「勞動強度過高」和「工人的疏離感」；那麼，「加薪」有什麼用呢？如果郭董願意拿錢出來，卻沒有把22%的人事成本，用在降低勞動強度，減少工時、恢復工人的社會關係，如此不對症下藥，怎麼看，都不像一個講求效率的大資本家所為。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不願意這麼做，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全球流動、佈建生產線的台商，除了我們經常理解在世界各地找尋廉價「勞動力成本」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動能，那就是在找尋可以遂行這種「管理手段」的社會，而在這裡，對郭董來說，「管理手段」比「勞動力成本」更重要；跨國的勞動力成本落差很難改變，但是，對「管理手段」的挑戰，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2001年，台商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發生勞資爭議，當時在尼國加工出口區正太廠的工人組織工會遭到打壓，他們一年甚至只有一天休假，發生了大地震，也不能回家救災；在跨國聲援的行動裡，我們發現了，在尼國，年興採取的「軍事化管理」制度，並不只是一個形容詞，年興公司聘用台灣的退休將領，實際在加工出口區設立了一套軍事化管制工人的手段。

這種現象不只是發生在外移的台商資本，2006年，高雄市捷運發生「泰勞抗暴事件」，1,700多名泰勞，擠在僅供800人住的宿舍裡，那裡面，形成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世界，宿舍區，泰勞們唯一的休閒，就是拿代幣玩賭博性電玩；漂洋過海的移工，在本地原本就沒有社會關係，在工地和宿舍，又處在高度壓縮的環境裡；最後高捷案讓我們看到的是人謀不臧的盤剝體系在其中謀取暴利，最後也以「弊案」告終。

高強度的生產線、軍事化管理、隔絕工人的社會關係，這些發生在尼國、也發生在台灣的移工和深圳富士康工人的身上；當然，尼國的工人最幸運，她們的背後，是拉丁美洲工人革命的傳統，有組織工會的條件；高捷的泰勞雖不幸，但是抗暴事件仍給予了這個社會，與虛偽的政治人物重擊；富士康的工人最不幸，在這樣的生產線後面，這些年輕的中國「農民工第二代」，無法屬於農村，也不屬於都市，迎接他們的，是每天12小時，以七秒鐘為一個迴圈的重複工作，他們不能與上下線的同儕談話，也不能建立自己的社群；在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由中國共產黨控制下唯一官方工會的體制，以及高壓的政治氣氛下，當然也沒有組織工會、爭取權益，或者起碼一吐心聲的機會。

人被撤徹底底地當作機器，這是最深刻的不幸，而郭董的利潤，就是這不幸的代價。

回到「南港的郭董」，天光驀然亮了起來，「數位環保科技城」、南港三鐵共構、新信義計劃區、南港展覽館，各種各樣建基在不幸工人背脊上的房地產宣傳倡言著都市的美好，但是，如果在深圳富士康裡的是「非人」，那麼未來的台北城裡，大概就得住滿了「偽人」，為炒作土地而帶動假性需求，泡沫經濟虛華的街景連結著無力負擔的生活，從中國的「非人」身上剝來的資本，拿到台灣的「偽人」身上，再剝一次，這就是偉大的ECFA、偉大的「黃金十年」。

尼國工人組工會，是拉美版的抗議形式，高捷泰勞抗暴，是台灣版的抗議形式；而深圳富士康工人的自殺，那可能是中國版的抗議形式了；在「深圳的郭董」和「南港的郭董」身上，我們看到「非人」與「偽人」之間，透過他，而建立起命運共同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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