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 回顧環境運動的一些提問與對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 秘書長

責任主編:陳寧

2000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自「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獨立而出,時間倏忽經過10年。回顧過往歷程,不僅只是一個環保團體在台灣社會參與環境運動過程裡尋求定位、掙扎前進,也正是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劇烈變動的年代。為了開啟更多環運內外部對話空間,綠盟於10週年會員大會邀請各環運先進、工運幹部、政治參與者(但立委田秋堇因故未出席)座談,並邀請資深運動媒體幹部─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分享其觀察與提問,作為對話引言。

礙於當天時空限制,無法擴大參與並有充分對話討論,今日藉此專欄整理提出孫窮理談話,與經他引起的再提問和思考,希望能持續在組織內與環運社運界延伸更多回應與對話。

提出運動路徑的可能性

孫窮理說:「環評這件事不能說國家在退縮,應該說國家在進攻,國家在依據現在開發單位的需求不斷進攻環評制度,它不是代表環境,它代表開發單位,不斷地攻下它的山頭。」

分析10年環評過程事件:從2001年廣輝電子環評事件陳水扁下跪求環評過關,同年經發會提出將環評變成諮詢性措施,而後彰火環評發現審查會時苗頭不對,直接撤案避風頭。2007年環保署藉周富美事件將民間人士和記者阻擋在環評會場外;2008年馬英九政府循彰火模式,讓審查會時決定不予開放的宏都阿里山BOT環評撤案迴避;2010年中科三期違法一案,環保署卻認定環評通過便是「事實行為」無法撤銷,而堅持繼續開發。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環保署逐漸傾往2001年經發會所提方向:把環評制度變成諮詢性的措施。

值得討論的是,同一時間民間人士也隨新任環保署長張國龍進入環保署。對此制度和運動路徑,環運界是否應有仔細的討論、辯論,進而提出對未來方向和發展過程的再思考?

筆者認為,最初環評制度是民間力量匯集衝撞,才在政府體制內形成阻止不當開發的工具,綠盟包括前身環盟台北分會的中堅幹部,在進入環保署後也堅持依環評法行事。但在面對環評制度本質上的不良因素,與政府代表利益團體強勢操作和介入,從結果看是節節失守,因而近年環運界也持續發出對環評制度的檢討批判。

但是各個環境事件有其不同條件,不同環評案例中也往往出現可合作的專業進步力量,如何看待此一運動路線操作,是揚棄、修正或有其他可能,仍在發展中,值得關注。

打破專業迷思

孫窮理說:「環境運動在這10年來一直上不去也下不來,整個運動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何謂上與下?所謂「下」,是能夠去對群眾進行組織動員工作,但近年來不斷在退散;所謂「上」,是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看法,目前也沒有充分論述。

其實上去下來之間,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東西,叫「政治」。以歐巴馬旋風式掃過美國政壇當選總統為例,重點是他對美國經濟產業與社會發展提出了部分願景,包括教育、綠能產業、醫療改革。所以簡單來說政治就是「我們要什麼」,就是「我們」跟「什麼」如何被定義的問題。

孫窮理說:「現代政治藉專家或專業去達成它的使命,環境運動越來越變成環保署那間辦公室裡的運動。」使每個環境運動者都必須越來越專業或裝得專業。但應回頭再思考與批判何謂「專業」。

從吳焜裕反省健康風險評估侷限的文章,可看出很多所謂專家不斷在踰越自己的領域不斷從專業領域限制之外去發言。另外,專業本身也被入侵,研究案背後的支持基礎、研究者與開發單位和國家的關係是什麼,一直沒有被清楚揭露。在批判後還要進一步問該把「專業」放在什麼位置?孫窮理認為,「專業」頂多可以回答的就是:「我告訴你『我們要什麼』之後,你告訴我這樣做有沒有不妥當」。

筆者認為,反核運動很早就開展出「擁核專家」與「草根專家」的運動論述。綠盟也曾在參與福隆沙灘環境變遷監測過程中,嘗試發展所謂專業支援在地觀察與在地智慧的可能性,但發現,現今專家依專業層層分工後窄化的視野和語言,一時間難以框架與回應居民自生活經驗整合長期時空變化所發出的因果推斷與提問,組織者就算想藉由發展PPGIS(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等工具建構對話平台,也需要更多時間和資源的持續投注;學界人才濟濟,但民間社運資源經常是趨近零!

另一個狀況是,居民也被專業外衣所束縛,放棄自邊緣批判發聲的直接力量,反要求組織者變得更專業或提供專家背書!孫窮理問:環運該如何回應?

夾在一片呼求專業聲浪中,持續摸索發展建構多方對話平台,是筆者認為環運組織者應該戮力的方向,且於不同專業領域中尋找具有對話可能性的專業者合作,也是不容放棄的工作。未來在核四安全監督多元面向,貢寮再生能源與永續生活實作農庄與建築、農藝設計專業者聯結,和貢寮雙溪河流域水土林海整合願景結合空間、生態和水利專業人士,都是綠盟正在發展的運動面向。

收納各地環運差異節奏

孫窮理再問到,從反核反焚化爐反水庫運動等等,每一場具體的在地的抗爭都有它的節奏:「今天環境運動有沒有這樣一個容器,去把各地各有起伏的環境運動收在裡頭?然後,可以帶出一些什麼樣的東西?」以反焚化爐為例,那時候看到遍地烽火,可是每一個地方組織起來的時間都不一樣,各有各的節奏湊不到一起,這邊起來的時候那邊高峰已過無法銜接,明明講的東西都一樣,就是沒辦法串起來,組織者變成各地救火隊拚命跑每個地方,這是當時反焚化爐行動網的背景狀況和問題。

孫窮理自稱沒有在做經營群眾組織的工作,所以不太能置喙在組織者位置能做的事情。但是起碼在思考論述方向上,環運界應該去想怎樣在各地不同節奏之間拉出它的共通性。以上綜合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就是孫窮理期許環運未來發展出一個跳脫所謂專業、所謂個案領域的論述。

筆者認為,發展論述須有一些背景和支持的空間,因此某些評論面向是可以理解的,像如今台灣許多環保團體,連組織生存的基本條件都沒法站穩(如營運資金資源、支持群眾數量萎縮等),如何憑空奢談大論述?不過筆者仍是覺得,在面對現況困境時,若能拉出不一樣的思考空間,刺激不同的對話可能,將會有不一樣的行動方向、論述與力量產生。

開展世代對話平台

今年環境NGO會議才剛結束,許多環運前輩感嘆會議開再多無用,只是和尚在對和尚唸經。綠盟作為一個環保團體,企圖把回顧過去10年展望未來10年的環運反省討論,放回台灣社會變化過程的真實基礎下,透過不同社運領域的觀察分析、刺激對話,產生進一步反省檢討,辨識清楚目前組織與運動位置的困境、機會和資源,是為邀請孫窮理談話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組織經營與環運工作者世代經驗傳承上,筆者也深切希望綠盟與台北分會環運先輩能參與這樣的辯論對話,清楚呈現出該被彰顯的努力與成就;目前擔負組織經營重任的中生代夥伴,也能透過這些提問和再思考,形塑出獨立判斷、論述與行動能力;新加入的新世代朋友,能因此獲得共同語言與對話平台,無畏地提出大膽建議和挑戰。

其實談出什麼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形成和維持開放對話空間所能創造的集體智慧與力量,這才是所有社會運動參與者應該培育傳遞的火炬。

(本文原登載台灣立報「環境前線」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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