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ee
中國央行上週六發表聲明說﹐將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靈活性。此舉被讚揚為一項重要的經濟舉措。實際上﹐這更多地是為了在週末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G20峰會前﹐把全球注意力從中國的匯率政策上轉移開來﹐而不是中國政府下決心從根本上把增長模式從出口導向型轉變成內需主導型。
中國政府接受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有利於中國長遠利益的看法。正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承認的一樣﹐中國“不均衡”的經濟過於依靠出口和固定投資﹐而對內需的依賴不夠。中國約有一半的基本消費品和燃料需要進口。通過升值人民幣令進口商品更加便宜將是增強民眾購買力的一個途徑。
中國還面臨來自美國的強大政治壓力﹐需要升值人民幣以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美國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又像2005年時一樣揚言﹐如果人民幣不很快升值﹐將用稅收打壓中國出口商品。美國總統奧巴馬上週強調了這一說法﹐他在致G20的信中強調“市場決定的匯率對全球經濟活力至關重要”。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的匯改聲明可以被視為一項政治藥膏﹐因為從經濟角度講﹐上週六的聲明中有充足的線索讓人相信任何匯率調整都將是小幅的。聲明中沒有給匯改設定時間表﹐並且排除了“大幅升值”的可能。正如2005年至2008年的情況一樣﹐更加“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可能只是意味著人民幣盯住的一籃子貨幣的構成規則有所調整。除聲明本身之外﹐有多個理由可以說明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不太可能大幅升值。
首先﹐有相當多的中國共產黨官員認為﹐華盛頓方面正試圖通過在匯率問題上向北京施壓來造成中國增長放緩。這些官員回顧了80年代美國國會提出類似要求時日本的經歷。東京方面最終與華盛頓在1985年簽訂了升值日圓的協議。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美元兌日圓從240日圓跌至160日圓﹐不過美日兩國之間的經常項目失衡並沒有受到影響。當日本的增長隨後放緩時﹐東京方面增大了政府支出並降息 ﹐引發了房地產泡沫﹐泡沫最終破裂﹐如今依然在困擾著日本經濟。
在創紀錄的政府支出和銀行放貸(其中很多被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官員用來投資於房地產資產)之後﹐中國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需要為樓市降溫。2009年底﹐新屋開工數較上年同期增長了近一倍﹐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的房價在短短幾個月中就漲了約50%。北京方面無力承受出口的下一步下滑﹐因為政府已經承諾要通過減少政府支出和銀行放貸為房地產降溫﹔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支出和銀行放貸提振了中國經濟。
其次﹐北京方面仍更加關心在國內創造就業崗位﹐而不是恢復宏觀經濟平衡。儘管官方的失業率在體面的4-5%之間徘徊﹐這些數據衡量的對象不足中國總體勞動力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官員私下裡向我承認﹐失業率很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一倍以上。據官方數據顯示﹐2008 年發生了12.7萬起“群體事件”﹐較2005年的8.7萬起有所上升。其中絕大部分是因為失業問題、或工資太低或拖欠工資﹐以及非法征地造成的。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之後的一年中﹐約失去了2千-4千萬出口相關製造工作﹐正因為如此﹐北京方面突然叫停了2005年至2008年實施的人民幣兌美元逐步升值的做法。
政府幾乎不會允許對出口業的任何進一步打擊。就在2010年3月份﹐北京方面還對1,000多家出口企業進行了全面的壓力測試﹐以確定人民幣的大幅升值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參與測試的大部分企業當時的利潤率都在約2-4%。測試的結果顯示﹐人民幣兌美元每升值1%﹐勞動密集型出口商的利潤率就會下滑約1%﹐這讓央行幾乎沒有調整匯率的空間。
此外﹐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實施的政策增強了國有企業的實力﹐卻犧牲了私營領域。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至2009年刺激資金和銀行貸款中有80%-90%發放給出了國有企業。2008年以來﹐在國有企業增長的同時﹐私營領域無論是相對值還是絕對值都出現了萎縮。這非常重要﹐因為無論是出口還是非出口領域的私營企業在創造就業崗位方面都比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一倍。
北京上週六發表的聲明忽視了國內經濟學家的呼聲。中國的經濟學家一直建議領導層取消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或至少大幅升值人民幣。鑒於政府對就業的極度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這首先就要求對中國富有活力的私營企業投入更多關注以推動就業崗位的創造﹐致使共產黨對經濟力量的把持逐漸放寬。不幸的是﹐北京方面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中國央行的聲明遠遠沒有開啟恢復全球平衡的新篇章﹐而最好被理解為權宜之計﹐為的是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週六抵達多倫多之前﹐減輕他面臨的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採取措施的政治壓力。
(編者按:本文作者John Lee現為悉尼獨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外交政策研究人員﹐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訪問學者﹐曾出版《中國會失敗嗎?》(Will China Fail?)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