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不利於中國工資增長

2010/07/30

Ronald McKinnon

中國最近的罷工事件──特別是在廣東和珠三角的制成品出口中心──出乎多數觀察人士的意料。上海、北京及其週邊的用工短缺也不是個別現象。很多地方政府、特別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今年已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15%到20%。

由勞資糾紛造成的工資暴漲無疑會讓北京感到不安。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工資增長應當反映其製造業生產率相當高的增長速度。工資加快增長會給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帶來很大的好處。首先﹐中國的工資水平會進一步接近更加成熟的工業國家﹐從而減輕抵制中國出口商品的保護主義壓力。其次﹐工資水平提高會扭轉勞動力佔中國國民收入份額的下降趨勢。減少企業利潤所佔的份額(過去幾年已變得過高)、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國的消費自然就會上去﹐貿易順差自然就會下來。

為讓工資增長更加有跡可循﹐中國的長期匯率政策應該是怎樣的?世界上很多地方﹐特別是亞洲﹐其本幣匯率都以美元為標準。中國的進出口產品多以美元計價﹐國際資本流動也是如此。中國淨儲蓄餘額主要體現為流動性美元債權的大量積累。在這個向美元看齊的世界﹐要鼓勵中國工資持續高增長、與生產率增速相匹配﹐關鍵是確定完全可靠的人民幣兌美元固定匯率。

相比之下﹐強迫中國讓人民幣升值則會適得其反。如果中國雇主擔心人民幣匯率會在將來走高﹐它們就更不願意在當前承諾大幅增加工資。否則的話﹐如果出口企業允諾給出人民幣高工資過後發現人民幣匯率也已經上升﹐以美元計算的實際工資增幅還要高出許多﹐那麼它們就有可能面臨破產。在一個他國(包括美國)競爭產品都用美元計價的世界﹐人民幣兌美元牢牢固定後﹐ 中國雇主就可以更加準確地估計﹐什麼樣的工資增幅才是和勞動生產率將來的預期增速相匹配的。要是哪一位雇主給的工資少了﹐其他企業就很有可能挖去他最寶貴的員工。

日本以前的經驗說明了日圓兌美元匯率對於決定工資增速的重要性。在經歷二戰過後的通脹亂局與經濟失序之後﹐日本政府於1949年在美國的財務援助之下統一了混亂的匯率(拋棄多種匯率和支付限制)﹐並將匯率中間價固定在360日圓兌一美元的水平。在這種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日本上演戰後奇跡: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國內生產總值和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開始以每年約9%的速度增長﹐貨幣工資增長速度達10%以上﹐超過美國的兩倍。在批發物價穩定的情況下﹐貿易大致實現平衡﹐國際競爭力也大致平衡。

但在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逼迫其他工業國家──日本、加拿大和西歐國家──對美元升值﹐震驚世界。尼克松對所有工業進口產品徵收了一種關稅﹐直到其他工業國家同意本幣升值才予取消。在過後的12月份﹐所有這幾個工業國家都同意升值。日本升值17%。早至1970年﹐美元貶值預期就造成大量熱錢流出美國。外國央行為防止本幣升值超過同尼克松約定的幅度﹐通過買入美元進行了重手干預。這樣導致的結果是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範圍內的貨幣失控﹐大通脹﹐經濟週期大起伏﹐以及經濟增長遲滯不前。

由於當時日本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工業競爭對手﹐美國開始錯誤地逼迫日本強制實施日圓的進一步升值。1995年4月﹐日圓從1971年8月份的360日圓兌一美元升值到80日圓兌一美元。熱錢流入開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80年代末的樓市和股市泡沫。但泡沫在1990年破滅後﹐加上估值過高的日圓進一步升值﹐日本經濟跌入一輪通貨緊縮低迷期﹐至今尚未復元。到70年代末﹐貨幣工資增速已經跌到低於美國的水平﹔而在2010 年﹐日本的工資水平事實上還出現了下降。

中國應當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長期來看﹐匯率升值和貨幣工資增長是互為替代的。而無跡可循的匯率升值加上與之相關的熱錢流入﹐對經濟的長遠損害還要大得多。最好是將匯率牢牢地固定在6.83元人民幣兌一美元的水平﹐就跟過去兩年一樣。然後溫和地向反對者解釋﹐北京充分尊重──甚至鼓勵──工人善意爭取加薪﹐以匹配製造業生產率的高增長。

但美國國會又在威脅﹐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就會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為控制貿易保護主義的政治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在6月19日讓人民幣對美元脫鉤﹐並成功地──至少是暫時成功地──消解了美方的壓力。

但如果是系統地讓人民幣升值﹐或者是揚言要進行系統性的升值﹐熱錢馬上就會重新開始流入﹐並在更長期內減緩貨幣工資的增長。另外﹐不連貫的大幅升值也不會化解局勢﹐因為它不太可能降低美國人如此關注的貿易順差(即淨儲蓄)。

在這種不必要的政治危機背後﹐是一種得到普遍認可但實際不成立的經濟信條:匯率可以用來控制任何國家的貿易餘額﹐即該國儲蓄與投資間的差額。相反﹐這種不平衡來自於美國的巨額存款缺口──巨大的財政赤字加上極低的個人儲蓄率──和中國因高額企業利潤、政府收入而產生的“過剩”儲蓄。

不幸的是﹐華盛頓仍在進行的人民幣匯率辯論不只是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事實上﹐威脅升值很有可能妨礙中國工資水平按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速而增加的自然過程﹐從而導致更大的勞資沖突﹐甚至是中國泡沫的日本式破滅。

(作者羅伯特•麥金農為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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