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庭瑤/專題報導
在戒嚴禁忌的年代，與馬克思、列寧有關的思想都是罪惡，警備總部不但查禁馬克思主義、新左派的書籍，連許多姓馬、姓左的都遭殃。作家陳映真被警總逮捕時，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誰？」
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書，其理論思想批判卡爾．馬克思且獨樹一幟，但查緝人員哪管什麼三七二十一，在機場全部查扣韋伯的著作，原因是：他名字也叫馬克思！
陷匪區作家作品也遭殃
甚至連法國作家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翹楚，只因為這位外國作家姓名發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書。
那段言論禁錮的年代，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又沒跟著來台灣的人，比如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皆在國民黨政府查禁之列，因為他們全「身陷匪區」。而這些大陸或香港文學家的翻譯作品，也照禁不誤。
出版商與政府展開鬥法
也因此，當時許多翻譯書都沒寫明譯者。翻譯家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傳》，雖譯筆一流，仍因人在「匪區」而遭查禁。作家巴金翻譯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麵包與自由》、《我底自傳》，出版社自動把譯者改名成「巴克」，以避開警總審查。
因為查禁，出版商與政府展開大鬥法，金庸許多武俠小說過去都是用別名，化名為「司馬嵐」、「迅翟」、「司馬翎」，才有辦法在台出版。而《射鵰英雄傳》一書，因毛澤東曾寫過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讓金庸被視為「附匪文人」，逼得出版社將書名改為《大漠英雄傳》。
在戒嚴時期的肅殺政治氛圍，也使得國內包括作家李敖、李喬、金庸、柏楊、陳映真和許多黨外運動人士的作品，都因為直接批評或被認為含沙射影地諷刺執政者，而遭到禁絕，讀了這些書代表「思想有問題」。
陳映真小說集《將軍族》出版時，立刻被禁。查禁的理由至今仍眾說紛云，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描寫向日葵，而這是中共的國花；還有人認為，是因為一篇內容描寫了一位青年為了不讓鴿子停下來，向空中揮舞紅色旗幟。
只能在舊書攤尋尋覓覓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在一九六○年代遭停刊，李敖出版自印的《傳統下的獨白》、《文化論戰丹火錄》等十餘冊書被警總查禁；柏楊的十餘本以「集」為名的書如《玉雕集》、《高山滾鼓集》等也在查禁之列。
如郭良蕙的言情小說《心鎖》和諸如英國作家Ｄ.Ｈ.勞倫斯的名著《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都列為「誨淫」著作；至於「誨盜」著作，如李宗吾教人皮厚心黑、鋸箭補鍋的《奸詐厚黑學》，市面上絕看不到，只能在舊書攤中千挑萬選，才能尋覓得到的禁書。
教部從昨天起在國家圖書館舉辦「戒嚴時期查禁書刊展」，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匪偽書刊分五主題，總共近二百件遭查禁的圖書及期刊雜誌。其中收藏最老的禁書，是中國美學家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於一九三一年上海開明出版社出版。
扁批評查禁公文很可笑
一張張戒嚴時期的禁書公文，也展示在館內，查禁理由都是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陳水扁總統昨天在國圖看到當時教育部頒布查禁其著作《黨外之路》的公文時，直說「很好笑」；副總統呂秀蓮則說，「他們（警總）查禁我的書，從來不發公文。」
有趣的是，那段言論不自由的年代裡，政府愈是查禁，好奇的人則愈多。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楊渡就說，「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剎那，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
堪稱「禁書王」的李敖也說，「閉門雪夜讀禁書，這是一個樂趣，關著門下雨下雪的晚上看禁書，這是人生的一個樂趣，現在翻禁書就不稀奇了！」
進行查禁竟成免費廣告
在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禁書變得可笑而且詭異，愈禁就愈賣，禁不住也管不了。最弔詭的是，當權者為了維繫政權，進行查禁的同時，帶來的反而是「大量促銷」，審查竟然成了最大的「免費廣告」，成為回顧戒嚴年代禁書史的最大諷刺。
禁書，禁錮的是讀者的心靈，還是當權者的視野？當權者禁書，甚至焚書，真能關得住一顆顆驚悸的心？戒嚴一紙禁書令下來，理由無奇不有，「戒嚴時期查禁書刊展」彰顯禁書時代的荒謬現象，讓年輕世代了解台灣曾經走過什麼樣的封閉歲月，才能避免重蹈歷史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