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9-15 * 中國時報 * 【張鐵志】
美國知名左翼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在八月初訪北京，卻意外點燃一場中國知識界關於左右的辯論。
八月下旬廣州《南方都市報》專訪喬姆斯基，並採訪知名自由派學者徐友漁教授對於喬姆斯基的看法。徐教授說：「中國的左派抓住喬姆斯基的主要觀點，借題發揮反對和阻擋改革開放…，喬姆斯基這樣的左派對於市場經濟是一種極端批評的態度。但中國只是剛剛開始學美國的市場經濟，那麼在現實中究竟應該批判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國有壟斷完全沒有擺脫的情況下，就算市場經濟有很多問題，但它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以及處境與美國完全不一樣。」
他又說：「西方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派生到上層建築上，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喬姆斯基一方面享受到了西方制度帶來的好處，同時卻不太強調在別的國家地區這些東西是何等寶貴，還需要多大代價才能得到。不得不說，他的現實感還是存有問題的。」
上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周保松教授又在南方周末為文〈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挑戰徐友漁觀點。他強調喬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樣，支持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並解釋喬姆斯基如何從自由主義出發，來反對毫無節制的市場資本主義。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自由派不可以視他為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同時用他的思想來推動中國的開放改革？」周保松教授認為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自由主義，亦即同時強調政治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是適合於中國處境的，尤其應該為自由派所接受。
過去十多年，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辯論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要分歧。所謂新左派是持著左翼立場批評全球化與中國國內不平等，批評西方民主形式與普世價值，認為中國不需要追求自由主義式民主。他們的主張或是強化國家能力，或者緬懷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甚至肯定文革，或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更肯定中國模式，因而被自由派批評是執政黨或者專制體制的理論捍衛者。誠如周保松教授指出的，喬姆斯基或大部分西方左派是肯定自由與民主的，但中國新左派確實在這個立場上是刻意缺席。
徐友漁教授的論點則是典型的自由派觀點。一方面，他們不同意西方左派以及中國新左派對市場經濟的激烈批評，認為目前在中國仍由官僚和權貴主導經濟資源，重要的是去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深化市場改革，而不是去否定市場本身。另方面，他們更反對西方和中國新左派對於西方民主的批判，因為目前中國缺乏形式民主以及對自由人權的基本保障。
自由派基本上認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後極權/後社會主義的威權國家機器，所以他們在採取政治自由主義時，也認同了經濟自由主義，因為他們擔心西方左翼所強調的國家在經濟生產和分配的角色，在現實中國的脈絡中只會強化這個威權政府。簡言之，中國需要民主與市場，而且這兩者是彼此支持的。
這個情形部分類似台灣當年主流反對運動：面對威權體制與黨國資本主義的結合，他們也強調市場化、私有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自由派的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不僅是政治不自由，也是社會不公正，所以對追求中國轉型的力量而言，無論是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或者西方強調政治民主與社會平等的社會民主派，可以是民主派或自由派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民主所強調的平等與市場必然產生的不平等本質上就有著多重矛盾。
中國的改革必須超越現有的新左派與市場自由派，找尋一條更符合自由與平等的民主之路。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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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們的時代－喬姆斯基與中國的左右之爭
理論前沿【英文摘要】English novelist Orwell has questioned: "How can we know so little, given that we have so much evidence?" To this question, Chomsky steered his research in media studies. He analyzed Orwell's Problem and concluded that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terfered with people′s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at ideology blocked their perspective. He spent his life in pursuit of Plato′s Problem and Orwell′s Problem, which are adverse but interrelated. Orwell′s Problem, which Chomsky hasn′t done with, is open to be developed in two level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ublic′s escape from freedom and media control, mechanism of social control in media discourse.
【關鍵詞】喬姆斯基/奧威爾問題/媒介控制
N. Chomsky/Orwell′s Problem/media control
【正文】
同大多数关注媒介控制的知识分子一样，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追寻的是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即媒介为什么会反民主？同大多數關注媒介控制的知識分子一樣，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追尋的是對事實的理解和解釋，即媒介為什麼會反民主？ 媒介为什么会被各种利益所控制进而控制大众？媒介為什麼會被各種利益所控制進而控制大眾？ 应该在哪些方面改变媒介？應該在哪些方面改變媒介？ 与众不同的是，他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养成的对语言的敏感融入到了这种理解和解释之中，揭示出政治认知的内在问题：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與眾不同的是，他把自己半個世紀以來所養成的對語言的敏感融入到了這種理解和解釋之中，揭示出政治認知的內在問題：我們為何相信所屬的統治集團的宣傳，儘管其主張與眾多明顯的證據相悖，甚至與我們的常識相悖？ 他一直批评行为主义语言观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和操纵说话者的物理环境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语言行为”，这又使他对媒介控制的理解和解释含有对政府和媒体语言使用的剖析。他一直批評行為主義語言觀的目的是“通過觀察和操縱說話者的物理環境來預測和控制人的語言行為”，這又使他對媒介控制的理解和解釋含有對政府和媒體語言使用的剖析。 更为重要的是，在奥威尔问题的统摄之下，他建构了反思媒介控制的独特话语，为我们认识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媒介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考方法。更為重要的是，在奧威爾問題的統攝之下，他建構了反思媒介控制的獨特話語，為我們認識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媒介控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考方法。
一、奥威尔问题的内涵与意义乔姆斯基一生都致力于解决人的本质问题(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一、奧威爾問題的內涵與意義喬姆斯基一生都致力於解決人的本質問題(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他认为，要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一个是奥威尔问题(Orwell's Problem)。他認為，要解決人的本質問題必須回答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一個是奧威爾問題(Orwell's Problem)。 罗素曾对柏拉图问题做过最好的表述：“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为何他们的知识却如此丰富呢？”[1]37与此相对，奥维尔问题则是：“为什么人对事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1]39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悖论：人有充分认知外部世界、实现自由的能力，但在认知的过程中，人又无处不受到控制。羅素曾對柏拉圖問題做過最好的表述：“儘管人類在其短暫的一生中與世界的接觸是如此有限，為何他們的知識卻如此豐富呢？”[1]37與此相對，奧維爾問題則是：“為什麼人對事實似乎知之甚少，儘管現實中的證據是如此豐富？”[1]39這兩個問題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個悖論：人有充分認知外部世界、實現自由的能力，但在認知的過程中，人又無處不受到控制。
乔姆斯基认为“柏拉图问题”具有科学意义，与语言研究联系密切，他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揭示人的认知方式进而揭示人类心智的本质。喬姆斯基認為“柏拉圖問題”具有科學意義，與語言研究聯繫密切，他希望通過語言研究來揭示人的認知方式進而揭示人類心智的本質。 至于奥威尔问题，他认为这是个严肃的现实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紧密相关。至於奧威爾問題，他認為這是個嚴肅的現實問題，與政治經濟問題緊密相關。 他试图通过大量的事实剖析来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压制和扭曲，统治阶级如何掩盖事实，歪曲、操纵和控制信息从而控制民众思想以便维护其统治。他試圖通過大量的事實剖析來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壓制和扭曲，統治階級如何掩蓋事實，歪曲、操縱和控制信息從而控制民眾思想以便維護其統治。 柏拉图问题涉及到认知的许多方面，可简单表述为：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少，我们的知识为何如此丰富呢？柏拉圖問題涉及到認知的許多方面，可簡單表述為：儘管生活中證據如此之少，我們的知識為何如此豐富呢？ 特别是：我们为何具有如此复杂的母语知识？特別是：我們為何具有如此復雜的母語知識？ 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我們如何獲得這些知識？ 相反，奥威尔问题是一种政治质疑：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多，我们为何如此无知？相反，奧威爾問題是一種政治質疑：儘管生活中證據如此之多，我們為何如此無知？ 特别是：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特別是：我們為何相信所屬的統治集團的宣傳，儘管其主張與眾多明顯的證據相悖，甚至與我們的常識相悖？ 在形成政治观念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对众多显而易见的证据视而不见。在形成政治觀念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對眾多顯而易見的證據視而不見。
对于柏拉图问题，乔姆斯基从语言学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解答。對於柏拉圖問題，喬姆斯基從語言學角度給予了明確的解答。 按照他的生成语法论，人在大脑中有一个先天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这个语言官能本身内含的一种普遍语法构成了人的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和深层结构。按照他的生成語法論，人在大腦中有一個先天的語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這個語言官能本身內含的一種普遍語法構成了人的語言官能的初始狀態和深層結構。 这种深层结构为不同的语言提供某种程式，并转换为各种语言的表层语法。這種深層結構為不同的語言提供某種程式，並轉換為各種語言的表層語法。 乔姆斯基认为，正是因为有“语言官能”这一生物机体进化遗传的禀赋，人才有认知世界的巨大能量和能力，才能用一种逻辑结构来观察、认知和理解世界，于是，人才有无限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才有属于人的创造性和综合判断。喬姆斯基認為，正是因為有“語言官能”這一生物機體進化遺傳的禀賦，人才有認知世界的巨大能量和能力，才能用一種邏輯結構來觀察、認知和理解世界，於是，人才有無限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才有屬於人的創造性和綜合判斷。
这一解答实际上又蕴涵了另一个问题：人的认知能力受限于人的“语言官能”及其提供的语言程式。這一解答實際上又蘊涵了另一個問題：人的認知能力受限於人的“語言官能”及其提供的語言程式。 于是，问题的另一面便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部小说之中揭露的“语言的堕落”：语言成为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民心的艺术。於是，問題的另一面便是奧威爾在《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這兩部小說之中揭露的“語言的墮落”：語言成為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和蠱惑民心的藝術。 《动物庄园》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语言控制现象：为极权统治服务的宣传家总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恐怖可怕，让有问题的现状显得美不胜收，缺乏理解力的民众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 《動物莊園》呈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語言控制現象：為極權統治服務的宣傳家總是把過去的處境描述得恐怖可怕，讓有問題的現狀顯得美不勝收，缺乏理解力的民眾欣然接受了實際上更加殘暴的奴役。 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众从不思考，没有疑惑，自己感觉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民眾從不思考，沒有疑惑，自己感覺自己活得充實，活得愉快，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結論。 于是，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於是，麻木和冷漠的民眾是專制政體最穩定的群眾基礎。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宣传家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宣傳家玩弄語言如同玩弄魔方與七巧板，用語言篡改過去，粉飾現在，許諾未來，把殘暴和無恥置換為崇高和無私。 《一九八四》揭示的语言毒化问题也折射出语言控制现象：控制所有的记录，从而控制人的思想，使过去的事成为没有客观生命的东西，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以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新语”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 《一九八四》揭示的語言毒化問題也折射出語言控制現象：控制所有的記錄，從而控制人的思想，使過去的事成為沒有客觀生命的東西，僅僅存在於文字記錄和人的記憶裡；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面故意撒謊騙人，一面誠心誠意地相信自己的謊言；一手遮蓋客觀事實，一手卻緊握這個事實，等到於己有利時便拿出來使用；以指鹿為馬的服務於權力的“新語”縮小人類的思想範圍，使人們擁有的表達思想的語言少得連思想犯罪也不可能。 乔姆斯基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闭人们的视野。喬姆斯基認為，奧威爾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縛人們的認知能力，意識形態更能封閉人們的視野。 这里且不说在一个极权体制下，国家能有足够的力量统辖和封闭人们的思想和认知，即使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最民主、自由和多元的社会中，国家宗教(the state religion)和控制着媒体的意识形态机构也能通过“制造共识”(manufacture of consent)和“操控共识”(engineering of consent)，使得民主社会的百姓们成为无知或头脑简单的傻瓜。這裡且不說在一個極權體制下，國家能有足夠的力量統轄和封閉人們的思想和認知，即使在像美國這樣一個號稱最民主、自由和多元的社會中，國家宗教(the state religion)和控制著媒體的意識形態機構也能通過“製造共識”(manufacture of consent)和“操控共識”(engineering of consent)，使得民主社會的百姓們成為無知或頭腦簡單的傻瓜。 这样一来，奥威尔问题便指向更内在的社会批判。這樣一來，奧威爾問題便指向更內在的社會批判。 在他看来，大众媒体是一个向公众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其功能是娱乐大众、提供信息，向个人灌输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把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之中。在他看來，大眾媒體是一個向公眾傳播信息與符號的系統，其功能是娛樂大眾、提供信息，向個人灌輸價值觀、信仰和行為規範，把個人整合進大的社會機制之中。 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利益矛盾突显的世界里，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制度化的宣传。在一個財富集中、階級利益矛盾突顯的世界裡，要想達到這些目的就需要製度化的宣傳。 美国的媒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宣传。美國的媒體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宣傳。 虽然美国政府对宣传一词讳莫如深，实际上美国的大众传媒就是政府宣传的工具，是国家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雖然美國政府對宣傳一詞諱莫如深，實際上美國的大眾傳媒就是政府宣傳的工具，是國家控制民眾思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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