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社運OX

2010/10/11

10月2日及10月3日,《當今大馬》中文版、香港大學新聞語傳媒研究中心和香港獨立媒體共同舉辦了「亞洲中文新媒體研討會」,邀集中、港、台、澳、新、馬、泰、菲等國的新媒體/獨立媒體工作者,共同從民主、公民社會、社會運動和媒體永續經營等層面交流新媒體發展的可能性。

「新媒體對社運、公民社會及民主的影響」這一個環節的討論中,香港獨立媒體的朱凱迪、馬來西亞媒體行動者周澤南與台灣苦勞網的孫窮理,分享了各自身處不同社會環境,在媒體工作/行動上的經驗與觀察。

身份的游移

「究竟『媒體』是不是一個可以站穩的位置?」是一句有意思的提問,尤其從朱凱迪身為記者、媒體行動者,同時參與天星、皇后碼頭和菜園村保留等運動的多向角度丟出來;在香港反世貿抗議活動如火如荼展開的2005年後,警察、示威人群混雜自行搬上街頭的簡單轉播工具、通訊器材陣仗裡「開始出現一種身分的游移,」朱凱迪說, 這個媒體的位置可能將自己推向倡議者、組織者,而不是一個記者。「新媒體讓人成為有不同豐富層次的主體。」

資訊生產過程某程度的民主化帶來了「游移」的條件,當示威者與網民能夠掌握twitter等傳統媒體之外的工具作為互通行動資訊的有力管道,民間資訊生產者便不只成為主流媒體的批判者;朱凱迪認為,民間記者成為公共倡議者,是對應新社會運動團體的「公關手法」,這種公關手法,是為了讓主流媒體在三十分鐘內的記者會結束之後,可以馬上寫出運動團體所要的東西(罐頭新聞?),而這樣的方式,是一種「不跟別人討論議題」、且「壓抑公民社會對議題的討論」的操作,朱凱迪說,站在民間記者的位置,更有了看清楚這種公關手法的機會。

再舉香港2005~2007年的利東街社區保存運動,與2009年至今的菜園村保留運動為例,朱凱迪認為,民間記者成為社區組織者,是對應既有的社會工作者、社工制度,將社區發展工作再政治化。

衝撞專業主義

「我覺得本地的記者太過專業。而專業是一個貶義詞……」對官僚體系下專業分工的抵抗與超越,照周澤南的話講,是「從媒體出發,抵達某一個地方。」今年四月,由周澤南拍攝,描述因巴貢水壩建案而被強制遷離的1萬多名原住民遭遇的紀錄片播放遭到馬來西亞國營電視台腰斬,周澤南更緊接著從國營電視台紀錄片節目《前線視窗》製作人的位置上被解雇。紀錄片被停播和遭解雇後,他又重新拍攝製作關於巴貢水壩的紀錄片。

「我們這裡的記者都不示威、也不去想報導是不是對被報導者有幫助。」曾參與「倒讀媒體運動」等捍衛新聞自由行動的周澤南,以自身因拍攝敏感議題而遭政治干預的經驗為例,指出「媒體集團施加於媒體從業者身上的專業主義」不過是「形式主義的專業主義」,而在現今的馬來西亞,媒體要走出傳統企業集團形式、並且發揮影響力,也得面對政治對新聞自主的干預。

以媒體形式存在的社會運動

從台灣社會運動的狀況談媒體的可能性,孫窮理以台灣90年代的反核四運動為例,當時在野黨-民進黨帶動反核力量、把草根運動帶向選舉運動,而當民進黨坐擁了鄉長、議員、縣長、立委甚至總統的位子,核四工程仍未停止時,「這時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就好像洗衣機裡衣服脫水後的樣子。」政治運動吸納了社會運動,孫窮理說,其中造成的轉變,是社運主體變成弱勢者。

另一個例子,是難得在台灣主流媒體也掀起沸沸揚揚的一起毀田事件。孫窮理說,主流媒體以帶著政治目的、操作藍綠黨派鬥爭的方式報導大埔毀田事件,「結果是讓中央政府設下防火牆,將大埔以個案的方式解決掉。」

從這兩個例子,孫窮理分別談到社會運動和主流媒體的侷限性,再談到苦勞網「跨界」、「獨立性」和「超越性」的自我定位,「我們的觀點是社會運動的觀點,但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運動團體;並且要思考如何找回台灣社會運動再政治化的力量。」 

孫窮理談起自己在苦勞網做記者「從來不敢講『我幫你做什麼』,」因為那落入了「主流媒體的代言結構」(便有可能造成如大埔案的情況),不如「回到自己出發,把自己投入到那個情境。」也唯有如此,以媒體形式存在的社會運動得以找到自身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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