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調查報告》
結束語

「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總報告

一、呼喚世界工廠時代的終結

一個月來，「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陸續發布了富士康調查系列報告，盡力向公眾全面地展示真實的富士康。

報告以專題討論的形式，對於富士康濫用與剝削學生勞動力，高度專制的工廠管理，作為車間延伸的宿舍體制，充滿「潛規則」的職業病與工傷處理手法，以及工會職能的完全喪失這幾大重點問題進行了詳述與探討。

報告重點揭露了富士康的違法違規行為——違反《勞動法》，強制加班、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剋扣加班費；違反《實習見習條例》，濫用學生工；違反《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漠視職業安全隱患；違反《工傷保險條例》，「私了」工傷事故…

報告也深入分析探討了富士康勞動管理體制，即以高強度、超時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成本來達到生產效率及利潤的最大化，通過暴力規訓以及分化工人來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犧牲工人尊嚴、身體甚至生命為代價的管理模式。而工廠飯堂與宿舍等生活區，甚至是工廠以外的社區，都只不過是生產車間的延續，是工廠低成本運行的體現，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國的版圖之內。這種生產車間與宿舍管理緊密結合的工廠體制構成了龐大的、中國所特有的宿舍勞動體制。這是「富士康帝國」存在的最大秘訣，它最大限度地利用著工人的勞動力，規訓著工人的肉體與精神，塑造著工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對工人進行著24小時「全景敞開式」的控制。這樣的管理體制直接造成工人的異化，造成了工人的集體性心理創傷，而工人自殺則是選擇用生命來表達無聲的反抗。

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富士康勞動管理體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本身的「傑作」，更離不開國家和跨國資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在該政策下，中國通過維持勞動力的低工資和低權益，吸引國內外資本投資，富士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實現了贏利的快速增長。

其次，在發展主義的話語下，農民工的權益長期被忽略。與西方國家「資方－國家－工會」的三方制衡機制不同，中國工人缺乏工會的保護，而親資方的地方政府又難以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利。此外，城鄉二元體製造成了農民工難以完成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使得富士康能夠通過宿舍勞動體制盡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支付僅夠他們生存的薪水,使他們無法長期在城市中立足。不是工人有「自願」加班的偏好，而是被資本壓到「最低工資」水平的收入，逼迫他們不得不額外付出自己的血汗。

與此同時，對工人「高產量、低薪水、低消費」的定位無疑是跨國資本的精心安排，這無疑最有利於跨國公司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擴張。在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製造業位於利潤率的底端，工人的工資更是微乎其微。國內消費市場難以打開，富士康工人生產的產品並不主要供應內部市場，而是供應發達國家市場。消費品源源不斷地輸出到發達國家，資源和剩餘價值也隨之流走。另外，跨國公司通過「價低者得」和「精益生產」等採購模式，迫使生產商壓低工資、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這些重擔和壓力最終都落在了一線工人的身上。

總之，富士康的勞動體制是一套複雜的工廠管理制度，包括了生產和工人的再生產、對工人的規訓，同時體制和跨國資本的力量也深深地滲入其中。整套管理制度達到了財富創造的最大化，但卻是以犧牲工人的尊嚴、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的，其本質是對工人的嚴重異化、剝削與剝奪。

我們深深知道，富士康這個將代工行業做到「極致」的「超級世界工廠」，只不過是中國眾多代工廠中的代表，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工人確實可以選擇「自由」地離開富士康，但是，在整個充當「世界工廠」的社會經濟體制下，工人只能在這個血汗工廠或那個血汗工廠之間做出選擇、只能在把自己出賣給這個「富士康」或那個「富士康」之間做出選擇。我們調查的目的不止於揭露富士康的違法行為或是富士康「集中營」式的管理模式，而是呼籲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勞動者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連環跳樓」事件的幕後黑手是壟斷資本的生產方式，這樣的生產方式不改變，這樣的世界工廠模式不終結，悲劇難免重演。

遺憾的是，儘管富士康的「連環跳樓」事件引起了社會與政府的廣泛關注，但是仍然擋不住它進一步擴展版圖的步伐。在地方政府的極力配合下，富士康帝國已經順利地深入到更加廣闊的內地，吸納了更多的資本、資源與勞動力。地方政府在明知「加薪只是隔靴搔癢」的情況下，仍然「引狼入室」，來拉動GDP的增長。這樣的時代悲劇不得不讓人叩問：人類發展必須經歷全球壟斷資本地毯式的「殖民」統治嗎？世界工廠的時代何時走到盡頭？

二、尋找農民工的歸途

無論是探討富士康管理模式還是「世界工廠」經濟發展模式，我們畢竟都是局外人，而所謂的「模式」也不過是人們在做理性分析時的抽象概念。真正承受著這無形之重的，是80幾萬的富士康工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新生代的農民工），以及全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才是這個「世界工廠」時代的主體，是他們用血汗乃至血肉創造了富士康帝國等「世界工廠」的奇蹟，是他們鑄就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輝煌。他們的命運與中國的改革緊緊聯繫在一起。

調查過程中，我們在了解他們在富士康的生產生活情形的同時，也傾聽了他們對未來的期望與規劃。在我們的調查中，「迷茫」是大多數被訪者談到未來時的第一反應。關於未來的打算，42.9%的被訪者選擇回家鄉創業，28.1%的被訪者希望能留在城市工作，22.8%表示沒想好，只有0.5%的打算回家鄉務農。儘管更多的人選擇回家鄉創業，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是一種主動選擇，還是已經得知在城市留不下來而做出的被動選擇。事實上，正如「卷首語」中提到過的，不少選擇回家創業的被訪者，最終因為種種原因不得不回到城市，在大大小小的工廠中重複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循環，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

以上的幾個數據至少可以反映：他們知道現在的工作只是暫時的，在工廠裡升遷或發展的可能性很小；能否在城市駐紮下來，他們心裡沒底；但同時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已經脫離或者從情感上脫離了農村的土地。 「迷茫」的背後是沒有方向，是不知所措，是被動與尷尬。

他們的被動與尷尬在於，他們沒有身份認同——他們的身份既非農民也非工人；他們有的家裡土地已被徵收，有的已經不懂得耕種，有的甚至連家裡有多少田地也說不出來。他們貌似工人地在工廠流水線上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是有時間性的，一旦過了18-25歲「打工」的黃金年齡，他們就會自動離開或被迫離開工廠。他們雖然是在城市的工廠打工，但是身處在城鄉結合部的工業園區裡，遠離市區，週末也需要加班，無法獲得城市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也無法享有市民的權利。

他們的被動與尷尬還在於，城市之「門」緊閉，農村之「門」也已然關上。回不去農村，一是因為在生產、生活習慣上，他們大多數已經不懂得如何種田，已經不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是在情感、意識上，他們會把農村的「落後」與城市的「現代」作比較，會覺得窩在農村是「沒出息」，即使他們自己不這樣認為，周圍的親戚也會這樣評論；三是他們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城市工廠打工的收入，無論是蓋房、結婚、看病，這些巨大的花銷，如果沒有在城裡打工的積蓄，根本無力承擔。

在城市留不下來，既是由於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這一結構性的屏障；又是源於這些密集型低端產業，都希望使用年輕力強的工人，一旦過了打工的黃金年齡，低技術水平的工人就無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然而，經濟收入處於相對劣勢的農民工群體，卻承擔著比普通市民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從看病住院，到兒女上學，均承擔著比本地人高昂的費用，在城市缺乏關係網絡與社會支持的他們，辦起事來比他們在農村或比其他城里人麻煩很多，情感上也更容易覺得孤獨，無依無靠。

這些都說明農民工是漂泊無根的，是「無家可歸」的。

農民工是改革的貢獻者，卻也是改革的犧牲者。改革開放以來，政策一味地向城市經濟發展傾斜，農村的發展隨即回到一種「小農」狀態。農村「剩餘勞動力」順應「自由」流動的大潮（而實質上是迫於生計），背井離鄉，告別親人，來到城市打工。國家和資本正是利用他們所謂的「有地可種，有家可回」，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看作是過渡性、暫時性的勞動力，「用完即棄」，將他們的工資永遠卡在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資，將他們個人與家庭「再生產」的成本丟給農村，使得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儼然成為行業裡默認的最高工資，在農村所必須的「再生產」成本也只能依靠加班費來獲得。也正是二元分割的城鄉戶籍制度，使這種剝奪顯得越發「合法」，使他們幾乎喪失在城市紮根的一切可能。

然而，歷史是不斷前進的。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市場經濟」的原始積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犧牲之上，那麼現在改革開放已然三十年，經過兩代農民工的努力，國家經濟水平提高了，社會整體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對富裕了。如果我們仍然要靠盤剝農民工來營造所謂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說這是社會的最大悲哀。

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堅力量，新生代的農民工希望，也理應在城市獲得他們有尊嚴的經濟收入、社會保障、生活水平以及個人發展。這種「生活水平」除了物質生活的滿足之外，還包括個人空間、社會網絡、生活幸福感的建立。而「個人發展」指的是能夠有個人規劃與選擇的自由，能夠在城市工廠享有職業培訓、再教育、再生產的機會與空間。只有享有個人空間與個人發展的權利，農民工才能有可能轉化成真正的工人。其實，「個人發展」除了能為農民工賦權，更是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然需要。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向需要漸漸脫離這種高密集型低端代工產業，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勢必需要工人技術水平的提升，並且是一種可持續性的提升。這使得農民工（這些事實上的中國產業工人）轉變成真正的工人成為必然。

上述的四種權利，除了從法律法規上進行維護外，更需要培養農民工內生的集體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組織工會，通過工會去爭取這樣一種有尊嚴的工人生活。從國家城市化的進程來說，農村土地日益減少，城市居民日益增多，農民工，作為在城市有工作基礎的群體，無論從形式上還是本質上，都已脫離了土地，脫離了農民身份，理應優先納入城市居民範疇，轉化為市民。

「世界工廠」模式的轉型並非朝夕之事，其轉型也未必能解決所有的農民工問題。但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摸索著轉型的同時，農民工群體的上述權益應該同時並儘快地一一落實，以彌補經濟發展同時帶給這些社會邊緣群體的傷害。

「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系列報告連載即將結束，但是人們對於富士康的關注並不會劃上句號，人們對於終結世界工廠的呼喚會越來越高昂，對於更具人性與尊嚴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也會越來越有力量。

最後，我們真誠地感謝各廠區的富士康工人利用寶貴的休息時間，填寫問卷、參加訪談，向我們介紹富士康的各項生產生活管理制度，講述個人的真實經歷與感受，帶領我們「走進」富士康和他們自己的內心世界。是他們賦予了調查報告以內容、重量與實質，是他們使得公眾了解真實的富士康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