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副檢察長細解反腐新規

《財經》記者 段宏慶 王和巖/文《財經》網絡版 [2007-07-23]  今天出版的《財經》雜誌發表封面文章,專訪了中央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分管反貪污受賄工作的副檢察長,中國反腐戰線最前沿的重量級人物王振川。他指出,把情婦明確列進來,對實踐是有意義的。一方面,使得一些犯罪案件能夠得到相應懲治;另一方面,對於預防犯罪,警示一些官員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也有積極作用。   在「八條禁令」和「兩高意見」中,首次出現「特定關係人」概念,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係的人」。《財經》記者瞭解,這是中國反腐敗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中,首次納入這一概念

中央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分管反貪污受賄工作的副檢察長,中國反腐戰線最前沿的重量級人物王振川在接受《財經》雜誌專訪時指出,把情婦明確列進來,對實踐是有意義的。一方面,使得一些犯罪案件能夠得到相應懲治;另一方面,對於預防犯罪,警示一些官員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也有積極作用。 在「八條禁令」和「兩高意見」中,首次出現「特定關係人」概念,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係的人」。《財經》記者瞭解,這是中國反腐敗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中,首次納入這一概念。

(更多內容詳見有關專題——「兩高意見」與反腐敗)

「你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7月18日下午,62歲的王振川在自己的辦公室,甫一落座,未做客套,便開門見山地對《財經》記者說。   午後的陽光照在僻靜的北京市北河沿大街147號最高人民檢察院院內,松柏、鐵樹點綴其間,其中一棟三層小樓的二層,副檢察長王振川的辦公室佈局簡單明快。房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辦公桌後牆上的巨幅全國地圖,還有一面國旗。   王振川,中央紀委常委、最高檢分管反貪污賄工作的副檢察長,中國反腐戰線最前沿的重量級人物。而《財經》選擇此時採訪王振川,是因今年入夏以來,反腐敗問題再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於7月10日被處以極刑,被輿論普遍視為高層加大懲治貪官力度的一個信號。   據《財經》記者調查,最近三年中,中國因腐敗問題「落馬」的省部級高官有二十餘人,其中過半數案件已審結。一些腐敗高官受賄的數額,亦不低於鄭筱萸的649萬元人民幣。如原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受賄共計折合人民幣704萬餘元,另有近650萬元人民幣的巨額來源不明財產,王於今年1月12日被山東濟南中院判處死緩。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省委副書記韓桂芝,受賄共計人民幣702萬餘元,於2005年12月16日被北京一中院判處死緩。從這個角度看,鄭筱萸的死刑,打破了近三年來所謂「部級高官腐敗不死」的規律,其標本意義非同一般。   5月30日,即鄭筱萸死刑判決一審宣判後次日,中央紀委印發了《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下稱「八條禁令」)。該規定中首次出現「特定關係人」的概念,並具體指出,特定關係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係的人」。《財經》記者瞭解,這是中國反腐敗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中,首次納入這一概念。   「八條禁令」印發的同時,中央紀委明確表示,自2007年5月30日起30天內,涉嫌違反這一規定的黨員幹部主動說清問題的,可以從寬處理;對拒不糾正或者在規定發佈之後違反的,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7月8日,即中央紀委30日「反腐大限」到期後的第十天,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聯合發佈了《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兩高意見」)。該意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全盤吸納了中央紀委的「八條禁令」。   對比「八條禁令」和「兩高意見」,不僅內容一以貫之,用詞和表述也幾乎完全一致;惟一的區別是,「兩高意見」在「八條禁令」的內容之外增加了一個條款,強調刑事政策寬嚴相濟。二者的契合,使「八條禁令」從黨紀上升為國法,進一步加強了懲治腐敗的力度。   由是觀之,中央權力高層在加大腐敗個案懲治力度的同時,也在進一步構建、完善反腐敗制度。   62歲的王振川是河北省安國人,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他1964年19歲時即入中辦機要干校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後轉任中辦政治部任幹事,再任機關團委書記、人事局辦公室主任、秘書局機關黨委副書記、機要局局長等職。   1996年,王振川調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兼省委政法委副書記;2001年6月回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他當選為中央紀委常委,同年12月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分管反貪污賄賂工作。   作為專業人士,王振川還在2002年獲得了國家二級大檢察官證書。   此次《財經》專訪為事前預約,但與王振川交談中,他仍因批文件、接聽電話不得不暫停,工作顯然十分繁忙。有一個電話是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王建明打來的。「我們討論了一下有關職務犯罪的問題。」王振川告訴記者。   整個採訪持續了近一個半小時。以下為訪談實錄。

黨紀與國法「無縫」銜接 「自十六大以來,我們在反腐敗當中遇到的比較隱蔽的、不太容易識別的、非傳統的受賄形式,大體上都被包括到『兩高意見』中了」

《財經》:這次先有中央紀委的「八條禁令」,40天後「兩高意見」出台,從黨紀到國法完成了一個對接。過去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王振川:在我分管反貪工作以來,這種情況應該是第一次。   這次,黨紀和法制確實結合得比較好。其實「兩高」在制定「意見」的時候,也是由中央紀委組織協調的。中央紀委提出,現在非傳統的腐敗形式比較多,而且這些形式往往比較隱蔽,比如有的官員自己不直接收錢,而是通過特定關係人等等。對於這些新的犯罪形式,《刑法》上沒有明確規定,使得很多腐敗犯罪沒有受到應得的懲處。   於是,由中央紀委牽頭,「兩高」組織人力研究這個問題。研究進行了將近一年時間。這期間,我們組織了專家論證,徵求了全國人大和司法實踐部門的意見,並反覆討論,最後形成了這樣一個「意見」。   在「兩高意見」形成過程中,中央紀委提出,(相關內容)先作為紀律在黨內公佈,這樣能增加實施效果,體現教育在先,預防為主。所以在5月底,中央紀委發佈了「八條禁令」,而且規定在30天期限,如果有違反禁令情形的黨員幹部主動坦白,依紀依法從寬處理。這樣做,體現了對黨員幹部的警示和愛護,使一些人不至於走到犯罪的道路上去,也提醒大家今後不要再出現這樣的違紀問題。   經過黨內一段實踐之後,「兩高意見」正式出台。因此,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從黨紀到國法的完整銜接。   可以說,自十六大以來,我們在反腐敗當中遇到的比較隱蔽的、不太容易識別的、非傳統的受賄形式,大體上都被包括到「兩高意見」中了。當然,不可能全部包括,但是實踐當中經常遇到的主要問題確實都包括進來了。   「兩高意見」使得我們打擊腐敗的法網更加嚴密,力度更大。      《財經》:過去黨內也有大量的反腐敗的規定,比如1997年的《有關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其中提出「黨員幹部不准利用婚喪嫁娶藉機斂財」。但在實際生活中,確實有不少官員是利用這些機會斂財。此次「兩高意見」中沒有納入這一條,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振川:利用婚喪嫁娶斂財,過去我們主要作為不正之風來處理;構成犯罪的當然也有,但比較少。這次「兩高意見」,主要是將現實辦案經常遇到的比較隱蔽的腐敗形式規定下來。婚喪嫁娶的問題一方面不屬於非常隱蔽的形式,因為這種機會斂財,群眾舉報比較容易;另一方面,婚喪嫁娶中,斂財的界限也還是相對明確的。收少量的錢財,那是人情往來;但如果是大量斂財、受賄,有請托人,又為其謀利益,那也是受賄,肯定要追究責任。   總的來說,「兩高意見」不可能把所有的腐敗形式都納入進來。但是沒有納入進來,也不意味著就不受處理,關鍵還是看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只要符合,不論什麼形式都要打擊。   這次制定「兩高意見」,主要是為了解決實踐中的司法標準統一問題。過去由於大家思想認識有差異,有些情況可能在某些地方處理了,別的一些地方卻沒處理。比如官員長期借用房屋、汽車卻沒有過戶的問題,如果按照《物權法》,沒有過戶產權沒有變更,一些司法人員因此認為不能算作受賄。但這次「兩高意見」就將其納入受賄範圍,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進而收受請托人的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我們認為,《刑法》上的受賄和《民法》上的產權問題不完全是一碼事,關鍵要看有沒有故意的實際佔有。      《財經》:我們注意到,「兩高意見」在中央紀委「八條禁令」內容之外還增加了一個條款,就是強調刑事政策寬嚴相濟,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振川:中央紀委「八條禁令」和「兩高意見」出台之後,打擊受賄犯罪法網更密,但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另一個問題,打擊面不能過寬。   這個問題,我們在制定「意見」的過程中就關注過。「兩高意見」要求各級司法機關特別注意把握好分寸,掌握刑事司法政策。在這幾個受賄形態中,要注意根據當事人的情況和作案的情節來分析。比如賭博,賭博的次數、是否有預謀、是否為權力人故意送錢?比如借錢,是以借的名義受賄,還是真的借貸關係?有沒有還的意思、還的條件?這些都要具體分析。

貪官背後的「特定關係人」 「過去我們打擊受賄罪,重點關注『利害關係人』,關注近親屬,但實際上有些近親屬與腐敗官員的關係還沒有情婦來得親密」

  《財經》:從中央紀委「八條禁令」到「兩高意見」,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過去的法律規定是「利害關係人」,這次擴展為「特定關係人」,範圍擴大了,而且加入了「情婦(夫)」的概念。怎樣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情婦」或「情夫」呢?   王振川:情婦是一種統稱,這個概念確實沒有標準,嚴格來說也不是一個法律概念。   什麼是情婦?有感情的女人?有性關係的女人?其實說不太清楚。我們在制定「兩高意見」的時候也討論過,要不要對「情婦(夫)」做個法律定義?但不管怎麼定義,都還是有些問題。   不過,我們的司法工作和紀檢實踐當中,「情婦」這個現象十分普遍,很多腐敗官員都倒在情婦問題上。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把情婦明確列進來,這對實踐是有意義的。一方面,使得一些犯罪案件能夠得到相應懲治;另一方面,對於預防犯罪,警示一些官員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也有積極作用。   情婦屬於「特定關係人」,「特定關係」其實就是利益關係。過去我們打擊受賄罪,重點關注「利害關係人」,關注近親屬,但實際上有些近親屬與腐敗官員的關係甚至還沒有情婦親密;儘管情婦與腐敗官員不是法定的婚姻關係,但是他為她謀利益,他對她也有特定的利益需要。   在我們查處的一些腐敗犯罪案件中,情婦甚至比近親屬的危害還大。一些腐敗官員為情婦謀了很多利,往往是幾百萬、幾千萬元的問題。足以說明情婦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財經》:「性賄賂」要不要寫入法律,社會上爭議也很大。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振川:這個問題在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工作者中也多有討論。從世界範圍內看,有些國家是納入法律範圍了。   但我個人認為,目前在中國條件下納入法律範圍還不成熟。這個問題很複雜,如何認定,如何處理,都存在很多理論和現實爭議。我們畢竟還處於初級階段,我們的腐敗犯罪還處於高發期,比這要直接明顯、後果更嚴重的腐敗犯罪還很多,我想我們現階段主要抓緊處理那些問題。目前暫時不能考慮把這個作為犯罪來處理。   當然,隨著今後法治的進步,不排除把這種情況以及其他一些更為隱蔽的犯罪形式逐步列入《刑法》調整範圍。不過這是通過立法機關來完成。

財產公示制度暫難以實現 「收入申報和財產申報不一樣,正常的收入申報很難發現、懲處貪官」

  《財經》:我們注意到,很多腐敗官員都是案發以後才曝出資產高達上百萬、上千萬元。其實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佈過《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這個制度至今每年也還在實行,官員一年申報兩次。通過這個申報,為什麼還不能及時發現貪官?   王振川: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申報的是收入,不是財產申報。在國外,人家是財產申報,所有公務人員都要申報財產。這和收入申報是不一樣的。正常的收入申報當然很難發現並懲處貪官,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又不能實現完全的財產申報。   其實我們的報告制度很多,比如去年,中央紀委、中組部聯合發佈了《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重大事項包括官員本人、子女與外國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的情況;本人因私出國(境)和在國(境)外活動的情況;受聘於三資企業擔任企業主管人員或受聘於外國企業駐華、港澳台駐境內代辦機構擔任主管人員的情況」;等等。   但是從這裡面要真正發現貪污賄賂犯罪,其實也很難。但這樣做也是在強化監督,對反腐倡廉也有積極意義。

  《財經》:為什麼現在還無法實現全面的財產申報制度?   王振川:關鍵還是社會發展還沒到那個階段,條件不具備。比如國外的實名制,這是防止腐敗、治理腐敗的必有制度,我們也在推進,但很難完全落實。其他很多配套制度,如金融體制的完善、健全還有待時日。   反腐敗是一個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反貪機關,依靠紀檢部門,畢竟只是事後懲處。從目前來看,我們檢察系統每年偵查的貪污賄賂犯罪達到4萬餘件,力度很大。但僅僅懲治是不夠的,關鍵還要預防。

腐敗案件六大特點 「目前我國逃往境外的貪官,據我們統計應該不到200人」

  《財經》:當前腐敗犯罪的情況都有哪些特點?   王振川:我想,對腐敗案件的情況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   一是貪污賄賂犯罪的總體數量呈下降趨勢,說明反腐敗是有成效的。但問題是大案、要案數量有所增加,尤其是高中級官員嚴重犯罪案件時有發生,有些案件涉案金額十分巨大。據統計,十六大以來,最高檢直接立案或者指定省級檢察院立案查處的省部級貪污賄賂犯罪案件30件;2003年以來,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百萬元以上貪污賄賂犯罪案件高達5929件。   二是賄賂案件在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所佔比例明顯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高中級領導幹部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受賄案件。   三是貪污賄賂犯罪行業特徵越來越明顯。一些權力集中、資金密集、利潤豐厚、競爭激烈的行業和領域,往往是貪污賄賂犯罪的高發領域,一些重點崗位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如近年來,全國先後多名交通廳正副廳長被檢察機關查處;城建領域犯罪高發,如國土局長、規劃局長因受賄被查處。   四是窩案、串案現象突出。許多案件一旦發案,會牽涉到多個幹部和行賄人。最典型的如湖南郴州窩案,目前已經有多名市級官員受到查處,同時牽涉到一批縣處級幹部和企業老闆。   五是貪污賄賂犯罪與瀆職犯罪相交織。如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案,既有受賄犯罪,又有瀆職犯罪。   六是犯罪隱蔽化、智能化趨勢明顯。大量貪污賄賂犯罪都非常隱蔽,腐敗分子不斷採取新的犯罪方式和手段規避法律,實施犯罪後轉移贓款。潛逃境外現象增多。      《財經》:當前貪官出逃的情況比較多,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王振川:《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對追逃有專門的明確規定。一些媒體上披露說我國境外逃犯有幾千人,資金幾千億元,這其實不準確。從反腐敗意義而言,追逃的嚴格定義就是貪官,不是指一般的逃犯;而且我們所說的追逃貪官,主要是逃往境外的。目前我國逃往境外的貪官,據我們統計應該不到200人。   當然,不論逃往國外的還是躲在國內的,我們都沒有放鬆。為了懲治腐敗,讓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追究,追回違法資產,我們每年都要研究這些問題,每年都有一些成果。但這是個複雜的事情,需要綜合治理;一方面是要從法律上更加嚴密,另一個是要加強國際合作。   在國際合作問題上,各國的法律制度不一樣,國情差別很大,所以需要加強溝通理解。今年我們從日本引渡了一個逃犯,這是在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的成功案例。過去和美國我們也有過成功遣返的案例。因此,雖然沒有引渡條約,只要雙方加強合作和理解,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國外也同樣不容忍貪官,反腐敗是一個國際共同的課題,這方面有很多潛力可挖的。   從國內來看,如何完善司法、紀律以及各種制度,這對防止外逃很重要。我們已經作了很多規定,也都是為了防止出逃問題。我們最近正在研究建立防逃的機制,各部門正在積極工作,可望建立一個更有效防逃新機制。      《財經》:現在社會上普遍感覺在查處受賄案中,對行賄人打擊力度不夠。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王振川:社會上確實有這樣的呼聲,要求既要追究受賄者,也要追究行賄人,認為是行賄人腐蝕了受賄人,行賄人有非常重要的責任。這有一定道理。事實上,對於打擊行賄人的問題,「兩高」在2000年專門發佈過《關於在辦理受賄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辦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這說明我們對打擊行賄犯罪是很重視的。   但是,在實踐當中會遇到一些現實問題。《刑法》規定,行賄罪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但事實上,謀取的利益「正當」還是「不正當」有時很難界定。另外,我們為了辦案的需要,往往需要通過行賄人來揭露犯罪,因此紀檢、檢察機關往往會給行賄人一定的承諾,只要把問題講清楚,就減輕處罰,甚至不處罰。這在國外叫「污點證人」,道理是一樣的。      《財經》:還有這樣一種情況:一個貪官在紀檢部門「雙規」的時候往往認定數額很多,但到檢察起訴好像會「縮水」。比如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紀委部門的通報中公佈的數額很高,達到上千萬元,但在北京二中院起訴時是600餘萬元。這應該怎麼看?   王振川:紀檢部門是從違紀的角度來查的,有些違紀不一定是犯罪。所以到了司法機關,必須要按照犯罪的證據來認定,不是犯罪的只能做紀律處分,二者當然不能完全等同。   而且,這種情況也不是絕對的,也有相反的時候,到了司法機關,查處的數額反而高了。像劉金寶(原中國銀行副董事長、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裁——記者注)案件,檢察機關通過深挖犯罪,發現新的犯罪線索,最後查出涉案金額比紀委移交時多了好多。

密織法網,鬆緩刑罰 「國外法網很密,刑期往往不長;我們法網還不夠密,刑罰就必須嚴厲一些。這也是一種平衡」

  《財經》:我國《刑法》規定,受賄5000元就起刑,10萬元以上甚至可以判處死刑。但這個數額目前讓司法實踐很為難。據我們瞭解,很多地方,可能受賄幾萬元不會立案;同時,現在的貪官動輒受賄上百萬元,判處死刑也很難。這些將來會不會做調整?甚至像國外一樣,取消受賄數額的規定?   王振川:這確實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也是困擾我們的問題。現在的《刑法》規定,受賄5000元就要立案,這個標準其實已經改過好幾次的。1979年的《刑法》沒有規定具體數額,1982年檢察機關定了1000元的標準,但到了1988年改成了2000元,1997年新《刑法》改到了5000元。   為什麼這麼改?我們研究了一下,這個標準跟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們的財富情況還是比較吻合的。在1982年,1000元就很多了,當時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2萬億元;到了1988年定2000元的時候,達到了7萬億元。現在已經23萬億元了,就應當提高立案標準。   但問題是中國太大,貧富各異,現在有些窮的地方還要求降低標準。法律有明文規定,不照辦有違法之嫌,另一方面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又難以統一。可以說,司法機關現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一方面要承認各地差異,但一方面又要各地不脫離此標準,盡量向5000元立案標準靠攏,不要差異太大,尤其在同一個地方。   至於說能不能徹底取消這個標準,目前很難掌握。我覺得修改標準還是取消數額規定,還得認真研究。   完全用數額標準來衡量犯罪,其實並不科學。比如鄭筱萸受賄600多萬元被判死刑,比他收得多的卻只是判死緩。畢竟具體情節是不一樣的,有些人收錢很少,但是乾的事情很壞,影響很大,或者說損失很大;有的收錢很多,但沒那麼大的影響和後果。   從長遠來說,我們的《刑法》修改趨向應該是越來越嚴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我們已經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的規定就很密。比如賄賂罪,我們《刑法》規定,必須是給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取財物。《公約》不是這樣的,它規定凡是收取一切不正當好處都是受賄,不一定非要有形的財物;而且包括答應、允諾,不一定實際獲得。也不一定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只要是作為或不作為,這都算受賄。   還有受賄的主體,它包括所有的公司企業,一切機構。在這些規定上,我們的法律差得還很多。但我們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簽約國,是要實行的。   另一方面,從國外情況看,法網很密,但刑期往往不長;關鍵在於剝奪腐敗分子謀取私利的條件,一般最高刑期也就七八年。我們的刑罰就很重,嚴重到受賄10萬元人民幣就可以判十年以上甚至死刑。目前我們還不能完全照搬外國的辦法,因為我們法網還不夠密,刑罰就必須嚴厲一些;既是懲治也是警示,由此產生一定預防作用。這也是一種平衡。■

(此文發表於7月23日出版的2007年第15期《財經》雜誌)

(更多內容詳見有關專題——「兩高意見」與反腐敗)

密織治賄法網 在當前受賄犯罪方式日益複雜化、隱蔽化的形勢下,「兩高意見」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基礎上作出法律解釋性規定,通過細化認定受賄的方式和條件,更加有利於制裁職務犯罪

「情婦」進入司法解釋的意味 「情婦」進入司法解釋,多數人表示贊同,認為權-錢-色交易軸心既然事實存在,法網不應疏漏;少數人也表達了擔憂,覺得「情婦」本身難以準確定義,實踐中易出誤差。我們支持前一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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