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反智的傢伙

2007/01/01
南方朔

今天是二○○七年第一天。過完騷亂鬱卒的二○○六,人們都希望新的一年能撥雲見日,還我青天。但其實大家心裡都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在一切皆政治化的台灣,由於還有立委及總統兩大選舉在前,另外則是一堆貪腐弊案有待到法庭糾纏,二○○七只會更政治,更讓人疲倦不堪,甚至還可能更加騷亂。

而二○○六年年底一連串的動作,不就是二○○七年的預演;一堆保皇黨立委加上綠色媒體,硬是用紅帽子把國務機要費案的公訴檢察官張熙懷搞到抓狂的臨界點;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堃也一仍舊慣的在扣非我族類的媒體紅帽子;綠色的所謂名嘴則在綠色媒體,特別是遍及全島的地下電台發動內部整肅式的批鬥「十一寇」運動,所有的這些事情,稍有是非廉恥之心的,當然都會覺得不齒。但如果我們真的認為這些人是喪心病狂,那可就錯了,因為這都是精打細算的煽動,而且屢試不爽。因此當我們為這些言行搖頭歎息之際,更重要的或許是支持並鼓勵出這種言行的背後因素。有怎樣的群眾就會有怎樣的政治人物;有怎樣的政治人物,就會有怎樣的群眾,這是個自我支持,自我複製的循環圈,政治人物甘冒大不諱,當然有他們的理由。

研究當代政治的,都從美國二○○四年大選看到了一個重要警訊,該次大選,在大學教職員階層,支持共和民主兩黨的比例為七對二,到了讀報階層則變為二比一,然而投票結果呢?卻是共和黨以○點五強的微小領先勝出。除此之外,當時全球所有美國以外的國家,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美國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理由是在說謊炮製,但美國選民仍有高達六成相信,二○○四年的美國大選顯露出了當代政治的「反智性」。

而這種「反智性」的形成,其實是有原因的,早在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哈佛教授薩洛瑪三世(John S. SalomaⅢ)等少數敏銳人士就已提出了警告,只是未被人理會而已。他們指出,在這個媒體時代,極右保守主義者已深體「話說一千遍就成真理」,「大家統一口徑,口徑就會變成標準」,於是他們大量設置廣播網與電視網。他們的廣播網有一千三百家電台,他們的兩大電視網PTC和CBN,已取得了和傳統中道電視網ABC、CBS、NBC同樣的實力。傳統的中道媒體儘管仍有立場偏好,但中道的專業紀律卻使它們在報導分析時懂得堅守原則。而這些新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則純屬黨派性媒體,只問立場不管是非,意識型態先行。再加上後來他們更懂得運用網路等更新的媒介,專門供給「符合你需要的資訊」,而不是「你應當知道的訊息」,當這些好鬥喜戰的媒體掌控了資訊平台,美國政治氣象又怎能不澈底改觀?七比二的大學教職員階層,他們的影響力當然被澈底的邊緣化,抵不上黨派媒體的那些脫口秀主持人。如果不是多名極右保守派多位頭頭及媒體明星在二○○五及○六年間鬧出醜聞,自砸招牌,○六年期中選舉還真的未必會變天。

今天的美國,已在對這種「反智性」的結構進行反省,而在台灣,這種「反智性」卻正方興未艾。就這麼一個島嶼,我們居然有一百多家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管轄,但卻被政治豢養的地下電台,而另外則是有權力者也可藉著政府公告、補助及活動委辦等名目收編媒體。當然更別說當今台灣盛行西瓜隈大邊的投機潮。多少人都在這個時代看情況在藍橘綠間搖擺,於是一堆奇怪的名嘴即昔藍今綠的粉墨登場,為了搶功而格外擅於黨同伐異。他們把「敵-我」、「統-獨」、「賣台-愛台」這一套意識型態切割術運用得極為純熟。人只要敢撕破面皮,其實是甚麼事都可做的。他們在台灣製造假記憶,似乎每個人都成了二二八受害人家屬,每個人在唸小學時都因為沒說國語而受到懲罰,而台灣就在這樣的過程中被重新改造。

而這當然是有用的,而且屢試不爽。一句「統派媒體」、「幫助中國人欺侮台灣總統」,貪腐就變成了不是貪腐;。一頂紅帽子,國務機要費案的起訴就變成了欺侮;一句「統派媒體」和「中國九報」,所有的批評就全都簡化成了藍綠問題,而這種技倆當然有用,它可以煽起同仇,讓可討論的是非問題變成沒得選擇的立場問題,他們無論做了甚麼事,也就穩賺不賠,他們所擁有的媒體、地下電台,以及永遠不慮缺乏的名嘴,人人統一口徑的結果,最後就會成為標準。內部的反省?說你們是「十一寇」,在立委減半的這個時刻,你們的舞台就要被拆掉了。連過去的黨主席施明德都可變成「中共同路人」和「流浪狗」,寇還算很客氣了,七八四個檢察官連署挺張熙懷,乍看很悲壯,但在排山倒海地下電台的聲浪裡,其實根本就沒有意義。台灣的政治反智結構,它的威力早已在歷次選舉中得到證明。只要這個結構在,它就會生產出需要的群眾。

二○○六年底的「統派媒體」、「中國九報」、「十一寇」、「統派檢察官」,以及為了開放晶圓廠投資限制和人民幣兌換而有人揚言要發起街頭運動。這都是會延續到二○○七年的預備動作。游錫堃要搶急獨資源以爭位,而那些保皇黨則要藉著整肅「十一寇」來替立委減半的新情勢鋪路;台聯則要用打蘇來避免被邊緣化。而這些玩了之後,就會有更密集的打馬。一亂亂到二○○八年!

近年來,美國經歷了罕見的政治反智現象,已經針對反智的媒體本質、政治人物的言行、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自鳴正義的仇恨政治學者展開省思。我特別喜歡有一本書在分析這些問題時所講的一則故事:十九世紀歐洲反智煽動家當道,總是在搞著敵我的遊戲,當時的瑞士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感歎的說道:「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只會把問題簡化的可惡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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