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紀錄片院線放映在各戲院如火如荼地展開時,仍然有許多的紀錄片工作者,選擇不同的放映方式。
昨天(6月2日)下午,北市產總、中時工會、大傳聯針對北市各個工會幹部,舉辦了《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中國時報中南編抗爭紀錄片》的放映。華僑銀行工會的放映廳,座無虛席,將近100名各工會幹部、工會會員及學生,靜靜地看完從2001年被裁員,抗爭半年有餘的中時中南編自救會抗爭經過以及每個參與者的故事。
導演廖德明,同時也是當時中南編被裁員的勞工之一,花了四年的時間,經歷轉業再失業,中間經歷過無數次和當年抗爭的伙伴、工會幹部一起討論,最後完成今天播放的版本。廖德明說,希望這一系列的播放,能讓媒體失業勞工的聲音,能從邊緣的邊緣中走出來。
【捍衛工作權】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裡,描述最深的並不是抗爭場景,而是一個個中南編員工,談自己在中時的工作以及被資方無預警資遣的憤怒。中南編員工,在公司描繪出的美好遠景下,戰戰兢兢為中時賣命,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甚至被高層稱許為「莒光連隊」、保證不裁員,卻在毫無所悉的情況下,被告知資遣。
憤怒下的反彈,加上中時工會的後勤支援,讓中南編的抗爭持續了半年之久。其實讓很多勞工納悶的就是,中國時報資方已經合法給付資遣費,為什麼還要抗爭?
認同在中時的工作、懷念大夥在一起的工作氣氛、編的每一塊版都有極高成就感。當這些東西隨著被資遣而同時灰飛湮滅時,相信每一個勞工都難以接受,但工人的弱勢、政府的擺爛,只能讓許多勞工在勞資爭議場合中,強迫說服自己能以理想的「資遣費」來對價換取離開工作崗位。
「工作權不能被金錢買斷!」是讓中南編員工往前走的動力,比起台灣其它大批被裁員勞工,中南編至少還吐了一口氣出來,半年的抗爭,除了產生了廖德明的紀錄片,也讓很多人認識了抗爭,也有南編的自救會幹部林雅惠,投身工運,現在是高市產總的專案助理。
【媒體工作者的困境】
這幾年媒體生態急遽轉惡,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增加勞動強度與縮編人員成為媒體自我求生的絕招,不只是中時中南編,自立報系、真相電台、環球電台已經惡性倒閉已久。聯合報系近幾年大規模優退優離,近期更傳出台灣日報已經三個月沒發薪水、分期發放資遣費,而中時更從10多年前的4000、5000人,裁到現在的1600多人,目前更傳出,中時余家想將報系賣給富邦集團,但富邦要求裁到900至1200人後再來談。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同時也是台灣日報記者的呂東熹昨天也至會場觀賞影片。呂東熹就說,媒體大老闆實在是不能相信,台灣日報員工已經組成自救會,要求資方給付積欠工資。
而呂東熹也感嘆,台灣的新聞記者團結力太弱,記協要走到記者工會,幫助新聞工作者向資方爭取權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去年記協大力參與的曠文琪事件,結果記協卻沒有因此增加會員實力,只招收到一名會員,就是曠文琪本人。
北市產總幹部,也在以往經歷過自立報系易主抗爭的常務理事袁孔琪就說,新聞工作者其實還是蠻自信自己的「專業」,往往事到臨頭,才知道自己的渺小。袁孔琪表示:「最後決定不要在那個結構,而選擇改變那個結構,投身工運。」
【工運與紀錄片】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其實也是因為有工運才有可能誕生,除了抗爭過程工會對自救會的支援之外,拍片經費,更是從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協會、中時工會先行支應而來,加上剪片過程的討論、互動,以及放映與工會合作。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就說,希望大家看到這部片子時,也能看到這個集體的意義。
中時工會總幹事蘇雅婷說,這個紀錄片透過工會的系統播放出來,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能達到勞工教育的目的,包括工會會員、同樣在這條路上走的工會幹部,然後再散佈到各工會去。
其實昨天座無虛席的場面,也讓導演及主辦單位非常驚訝,蘇雅婷就說,除了宣傳有做起來之外,也許因為是生命、無米樂的賣座,對於紀錄片這類柔性的工具,也讓工會幹部應用於勞教有想像。
政大教授郭力昕就認為,《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片子,可以讓觀影者看到更多東西,有更多認識,建立在勞教、工運上進行擴散,希望可以讓社會理解到,紀錄片除了越來越趨於只有消費的院線放映之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許多工會幹部看完片子後都激動地表示,會將這部片子帶回去給理監事會討論,決定是否要在小組長會議、會員大會中放映、討論。廖德明非常期待之後放映可能,他說:「他拍這部片子,並不是要拍一部勞工看了之後就立刻學會抗爭的『一點靈』巨片,而是希望能夠與觀影者討論,與觀片的勞工互動。」
【給工運幹部的課題】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顧問鄭村棋對昨天在場觀影,曾經歷一次次抗爭的工會幹部提出另一個層次問題,看完這一部抗爭的片子,在座不同的廠場、不同公司的工會幹部,大家怎麼看彼此的抗爭?怎麼一起面對未來即將發生的裁員、減薪、私有化爭議?
當時的抗爭,北市產總、大傳聯都借調幹部支援,更多的工會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尤其是中時工會提供薪資、資源以及人力,更是讓中時中南編抗爭能堅持六個月的苦戰,用盡各種手段和資方對抗,包括片中出現的抬棺抗議工作權已死、至中時大型藝文活動鬧場……等等,中南編的員工還有挺著大肚子來抗議的。
鄭村棋要問的是:「除了有形無形的支援之外,工運有沒有能到達一個工會出事,大家一起拼命的地步?還是讓心存僥倖,讓整個大體制慢慢各個擊破?」
袁孔琪除了可惜以前自立報系的抗爭沒有人拍出紀錄片之外,也希望這部描述媒體工作者抗爭的片子能夠擴散出去,「因為和我過去的歷程很像,真的必須經歷工運,才能看到這個結構。」
雖然說昨天因為被《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片子震撼到的工會幹部,都紛紛表示要將片子及延伸的問題帶回工會,不過,許多與會者也表示,雖然放片是組織的一部份,但說服其它幹部及會員靜下心來看這部片子,也是需要過程。
中時工會、北市產總,歡迎各工會將《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當作勞工教育課程,也希望工會在紀錄片播出的同時,搭配由工會及抗爭當事人進行交流座談。北市產總:02-23396172;中時工會:02-2302-9004。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Blog:那一天,我丟了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