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紀錄片院線放映在各戲院如火如荼地展開時，仍然有許多的紀錄片工作者，選擇不同的放映方式。
昨天（6月2日）下午，北市產總、中時工會、大傳聯針對北市各個工會幹部，舉辦了《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中國時報中南編抗爭紀錄片》的放映。華僑銀行工會的放映廳，座無虛席，將近100名各工會幹部、工會會員及學生，靜靜地看完從2001年被裁員，抗爭半年有餘的中時中南編自救會抗爭經過以及每個參與者的故事。
導演廖德明，同時也是當時中南編被裁員的勞工之一，花了四年的時間，經歷轉業再失業，中間經歷過無數次和當年抗爭的伙伴、工會幹部一起討論，最後完成今天播放的版本。廖德明說，希望這一系列的播放，能讓媒體失業勞工的聲音，能從邊緣的邊緣中走出來。
【捍衛工作權】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裡，描述最深的並不是抗爭場景，而是一個個中南編員工，談自己在中時的工作以及被資方無預警資遣的憤怒。中南編員工，在公司描繪出的美好遠景下，戰戰兢兢為中時賣命，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甚至被高層稱許為「莒光連隊」、保證不裁員，卻在毫無所悉的情況下，被告知資遣。
憤怒下的反彈，加上中時工會的後勤支援，讓中南編的抗爭持續了半年之久。其實讓很多勞工納悶的就是，中國時報資方已經合法給付資遣費，為什麼還要抗爭？
認同在中時的工作、懷念大夥在一起的工作氣氛、編的每一塊版都有極高成就感。當這些東西隨著被資遣而同時灰飛湮滅時，相信每一個勞工都難以接受，但工人的弱勢、政府的擺爛，只能讓許多勞工在勞資爭議場合中，強迫說服自己能以理想的「資遣費」來對價換取離開工作崗位。
「工作權不能被金錢買斷！」是讓中南編員工往前走的動力，比起台灣其它大批被裁員勞工，中南編至少還吐了一口氣出來，半年的抗爭，除了產生了廖德明的紀錄片，也讓很多人認識了抗爭，也有南編的自救會幹部林雅惠，投身工運，現在是高市產總的專案助理。
【媒體工作者的困境】
這幾年媒體生態急遽轉惡，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增加勞動強度與縮編人員成為媒體自我求生的絕招，不只是中時中南編，自立報系、真相電台、環球電台已經惡性倒閉已久。聯合報系近幾年大規模優退優離，近期更傳出台灣日報已經三個月沒發薪水、分期發放資遣費，而中時更從10多年前的4000、5000人，裁到現在的1600多人，目前更傳出，中時余家想將報系賣給富邦集團，但富邦要求裁到900至1200人後再來談。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同時也是台灣日報記者的呂東熹昨天也至會場觀賞影片。呂東熹就說，媒體大老闆實在是不能相信，台灣日報員工已經組成自救會，要求資方給付積欠工資。
而呂東熹也感嘆，台灣的新聞記者團結力太弱，記協要走到記者工會，幫助新聞工作者向資方爭取權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去年記協大力參與的曠文琪事件，結果記協卻沒有因此增加會員實力，只招收到一名會員，就是曠文琪本人。
北市產總幹部，也在以往經歷過自立報系易主抗爭的常務理事袁孔琪就說，新聞工作者其實還是蠻自信自己的「專業」，往往事到臨頭，才知道自己的渺小。袁孔琪表示：「最後決定不要在那個結構，而選擇改變那個結構，投身工運。」
【工運與紀錄片】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其實也是因為有工運才有可能誕生，除了抗爭過程工會對自救會的支援之外，拍片經費，更是從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協會、中時工會先行支應而來，加上剪片過程的討論、互動，以及放映與工會合作。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就說，希望大家看到這部片子時，也能看到這個集體的意義。
中時工會總幹事蘇雅婷說，這個紀錄片透過工會的系統播放出來，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能達到勞工教育的目的，包括工會會員、同樣在這條路上走的工會幹部，然後再散佈到各工會去。
其實昨天座無虛席的場面，也讓導演及主辦單位非常驚訝，蘇雅婷就說，除了宣傳有做起來之外，也許因為是生命、無米樂的賣座，對於紀錄片這類柔性的工具，也讓工會幹部應用於勞教有想像。
政大教授郭力昕就認為，《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片子，可以讓觀影者看到更多東西，有更多認識，建立在勞教、工運上進行擴散，希望可以讓社會理解到，紀錄片除了越來越趨於只有消費的院線放映之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許多工會幹部看完片子後都激動地表示，會將這部片子帶回去給理監事會討論，決定是否要在小組長會議、會員大會中放映、討論。廖德明非常期待之後放映可能，他說：「他拍這部片子，並不是要拍一部勞工看了之後就立刻學會抗爭的『一點靈』巨片，而是希望能夠與觀影者討論，與觀片的勞工互動。」
【給工運幹部的課題】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顧問鄭村棋對昨天在場觀影，曾經歷一次次抗爭的工會幹部提出另一個層次問題，看完這一部抗爭的片子，在座不同的廠場、不同公司的工會幹部，大家怎麼看彼此的抗爭？怎麼一起面對未來即將發生的裁員、減薪、私有化爭議？
當時的抗爭，北市產總、大傳聯都借調幹部支援，更多的工會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尤其是中時工會提供薪資、資源以及人力，更是讓中時中南編抗爭能堅持六個月的苦戰，用盡各種手段和資方對抗，包括片中出現的抬棺抗議工作權已死、至中時大型藝文活動鬧場……等等，中南編的員工還有挺著大肚子來抗議的。
鄭村棋要問的是：「除了有形無形的支援之外，工運有沒有能到達一個工會出事，大家一起拼命的地步？還是讓心存僥倖，讓整個大體制慢慢各個擊破？」
袁孔琪除了可惜以前自立報系的抗爭沒有人拍出紀錄片之外，也希望這部描述媒體工作者抗爭的片子能夠擴散出去，「因為和我過去的歷程很像，真的必須經歷工運，才能看到這個結構。」
雖然說昨天因為被《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片子震撼到的工會幹部，都紛紛表示要將片子及延伸的問題帶回工會，不過，許多與會者也表示，雖然放片是組織的一部份，但說服其它幹部及會員靜下心來看這部片子，也是需要過程。
中時工會、北市產總，歡迎各工會將《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當作勞工教育課程，也希望工會在紀錄片播出的同時，搭配由工會及抗爭當事人進行交流座談。北市產總：02-23396172；中時工會：02-2302-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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