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記憶/權力寫在「釀造─建國啤酒廠勞動文化影像展」前

2005/03/10

  連續不斷的影像(電視、電影、串流視訊)圍囿著我們,但要喚起我們的記憶,攝影卻更具切膚之效。回憶是定格式的,其基本單位是單一個別的影像。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照片提供我們一種領略某事的快速方法,一種記憶某事的壓縮形式。照片像一句引言、警句或成語,容易朗朗上口。我們每人的腦海中都儲存了千百張照片的影像,隨時可以於瞬息間召回…… ─ 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

  如果說,單一個別影像式的記憶,是人的記憶的重要構成物,那麼,人看到了什麼,就跟他記住了些什麼相關,而人記住了些什麼,也與他想些什麼相關。如此一來,也許我們該詢問一下,我們,看到了些什麼?我們,又期待看到些什麼?

  攝影在台灣,有著一段受到壓抑的歷史,以郎靜山及「中國攝影學會」為代表的攝影形式,基於當局的政治正確,被無限放大。具有強大紀實能力的攝影,在某段時間裡,竟只是去社會脈絡的、以某種特定美學形式為一尊的技術;郭力昕曾經批評到,活到105歲的高壽,經歷過20世紀中國苦難的郎靜山,「他的作品裡竟然可以既看不到二十世紀,也看不到中國!」

  空靈的山水、抽離的人物花鳥,郎靜山的「沙龍攝影」,從中國繪畫謝赫六法脫胎而出的攝影作品,處處表現出中國繪畫思想中,意圖由現實世界苦難逃脫的企圖,逃脫,是一種個人的態度,但是,當這種態度與權力者結合起來的時候,恐怕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97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面對轉型的衝擊,政治上的定於一尊,已經不再無所不能,「沙龍攝影」於是漸漸受到全面性的批判。在文學「本土化」運動浪潮裡,攝影的思潮也漸漸走回現實社會,1985年,人間雜誌的出現,大量紀實攝影作品的出現,造成了衝擊。在解嚴的年代裡,震撼人心的攝影作品,為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對運動,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元素,不僅如此,影像更是一場改造行動有機成分,以運動者自命的攝影工作者,帶著相機、也帶著整個社會共同的注目,進入被遺忘的角落。

  攝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承載著某些在其他藝術形式所沒有的期待,行文至此,也許我們該嘆服於獨裁統治者壓制攝影的高瞻遠矚,也該為影像工作如何可能成為一種力量這個問題,多白幾根花髮吧!

  時代的腳,永遠讓人捉摸不到它下一個將踏下去的地方,蘇珊˙桑塔格死於2004年12月26號,這一天,也是南亞海嘯製造人類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天災的那一天。桑塔格最後的作品《旁觀他人之痛苦》,努力而謹慎地重新肯定那曾被他質疑過的影像力量,海嘯卻還給她一個完全西方式的消費人道觀,大量的災難影像,把人拉回中世紀,用贖罪券來滿足人對罪愆的恐懼心理,換得一夕好眠。

  離1985,也已經過了20 年,很多東西都發生了改變,氾濫,是我們對大量生產系統下的影像,所時興的一種形容詞,影像只是刺激感官,以產生反射式反應的工具而已,如同所有的商品一樣,輕薄短小和效率,成為它唯一的道德。若我們像桑塔格所說的,瞬息間召回那「千百張照片的影像」,電光火石的一瞬,啊!竟或許是林志玲和言承旭被盜賣的浴袍照。不過放心,用不了幾天,這些也將很快地消失,就像你曾經遺忘過的所有影像那樣。

  如果最後,我們什麼都不曾記住,那會怎樣?

  有一個記憶,是比較久遠的,到現在,起碼它已經有了一年那麼久,那就是陳水扁鮪魚肚上的傷痕,對許多人來說,那是心底的一道傷痕,不同的政治人物會作出不同的文章,影像是否指向真實,那不曉得,但是對影像的解讀,鐵定來自權力,這就好像郎靜山和他的沙龍攝影的故事一樣、和南亞海嘯的災難照的故事一樣,也和林志玲言承旭和他們浴袍照的故事一樣。

  浴袍照是個人的記憶,但是當它被公開、被流傳,就成為一種集體的記憶,無論它是否「該」被記住,總之,它就是被記住了;好,現在問題來了,誰來決定我們「該」記住什麼?我們到底又「該」記住些什麼?一個人的記憶,是記憶,那麼,整個社會集體的記憶,就是文化、就是歷史了。

  大概沒有一個議題,比這個更加嚴肅的了吧。

  在台北市建國南路和八德路口,不算矮的圍牆,圈起來一塊地方,比較醒目的是當中一棟不大像一般建築物會有的那種綠色的建築物,上頭寫著五個大字「建國啤酒廠」,它在這裡,已經差不多要九十年那麼久了,日本時代,它的名字叫做「高砂麥酒株式會社」,從第一滴台灣啤酒開始,這裡陪著台灣人從不知道啤酒為何物,一直到公賣局成立、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歷經啤酒生產的黃金歲月、加入WTO,面對民營化的衝擊,重點是,一直到今天,這裡的生產線上,黃澄澄的液體麵包,仍泊泊流出,不只是古蹟,它還是一座「活」古蹟。

  就像所有的古蹟一樣,建啤保留了若干過去的影像紀錄,樸實的廠房、排排站拍大合照的人們,無論是官式的宣傳照,或者是工人們的生活照,影像和記憶是私人的,但是,因為某些機緣巧合,好比說它成了「古蹟」,一些記憶裡的東西,就突然得被拉出來、被放到一個公共空間裡面去被展示、被觀看、被當成公眾的。

  建啤工人阿輝年紀不過四十出頭,不過也是「古蹟」的一部分,他拿出幼稚園排排照的相片,要大家猜哪一個是他,幼稚園的相片沒什麼希奇,不過他的幼稚園,是建啤的幼稚園,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建啤的工人,一張沒什麼希奇的照片,忽然之間,說出了一個故事,一個工廠,可以和一個人、一個家族上下三代,這樣地綁在一起。

  忽然之間,這張相片,讓人恍然失神於距此不到兩百公尺處,據說就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真實代表作,DIY聖地光華商場,更讓人恍然失神於,據說高科技的新時代,工人已經不再被終身雇用,技術的更新,讓人充其量不過是台機器,用完就丟,而且淘汰的頻率越來越快。

  幼稚園早已不在,兒時記憶清晰,但終究人事已非,活古蹟也沒能留住過去,但不同之處是建築物無言、機器也無言,但人會說話,這幾年來,建啤工會在關廠、保存的遊戲裡找到自己的出路,「活保存」說來還是悲哀,因為建築物,人才能得到庇蔭,不會失去工作。

  我們選擇進去,拍照,選擇把一些人私密的記憶公開。我們找到了建啤八十多年的三個老醣化釜,古銅色的大鍋子,成圓球狀,直徑五六公尺。每一個釜,有兩個窗口,從窗口望進去,我們擺置了多媒體的投影機、電視,有工廠轟隆隆的節奏、有依稀回憶過往與仍期待未來的人聲。醣化、發酵、包裝,啤酒工人的工作,特殊,在古蹟裡工作,更特殊;但或許,被期待看到、記憶的,不是特殊的東西,而是某種集體的、普遍的東西,每一種生產都有他的節奏,人的身體隨著節奏舞動,也因此,人的勞動是怎樣,他就是怎樣的。

  幽遠的山林,是被操控片面放大的記憶;政治案件的傷痕,是權力追逐者的記憶;明星的隱私,是八卦媒體的記憶。在這個社會集體的觀看裡,勞動不被認為是「該」被看到東西,於我們的集體記憶裡,也就缺乏屬於勞動的記憶。而當勞動、勞動者被觀看,當它們走進我們集體的記憶裡去的時候,我們找到了一個看見自己的機會,在我們重新定義,什麼「該」被看見的同時,也或許,一些改變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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