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兩年以來國際情勢詭譎多變,雖然單邊、多邊、跨區域的軍事、經濟、政治合作密集定案,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敵意卻也不斷升高,在貌似混亂複雜的局勢中,其實是有其脈絡可循,特別在我們身處的台灣,這一、兩個月以來由新政府提出了種種重大的外交策略,不但引起了台灣內部的爭議,更引發了國際間的矚目,再加上陳水扁總統在8月24日召開所謂府院高層研商台灣未來政經戰略的「大溪會議」。我們認為要準確認識當前國際情勢的脈絡,以及瞭解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背景以及在地緣政治上的關係,就必須將新政府這一陣子種種重要的內外政策及立場及宣示放置在1990年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架構下來觀察。
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過後,東亞各國在經濟面臨崩潰的威脅下,牽動了政治局勢的不安與社會的動盪,而更重要的,東亞各國也因為金融風暴而被逼著解決幾個問題,包括東亞未來應該如何走,東亞各國如何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和美國的關係。
大體而言,在1997年之後,東亞各國一方面以IMF與APEC架構和美國持續保持政治經濟關係,持續地將美國做為資本來源和最終市場。另一方面,則另起爐灶,拋離當初美國硬要介入的APEC會議,進行東亞自己的政經整合,最明顯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在去年由中國所主導規劃成立,超過20億消費人口,並且將日本、台灣排除在外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事實上,東亞各國「去美國化」的趨勢既有自保的性質,卻又是極具攻擊性的國際政治經濟戰略。自保,是有警於金融風暴後仍將商品最終市場過度集中於美國,而美國這兩年的經濟持續衰退甚至未來仍不被看好,東亞的商品必須尋求新的市場與消費者;所謂極具攻擊性,則是宣示拋棄過往將美國視為商品市場的出口導向經濟型態,未來將視東亞彼此作為貿易交換、商品互通有無的經濟主體,這不但對美國的經濟實力產生直接的影響,更威脅到作為東亞各國貨幣彼此的匯兌單位────美元的強勢地位,再加上甚囂塵上的「亞元」提議,更增添了美國和東亞之間的猜忌與火藥味。
於是這幾年全球經濟的發展已經造成了當前甚至未來數年國際政治間的折衝與詭變,首先,美國也開始主導一波新的經濟合作,和日本合作,不甘示弱地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這代表了美國除了祭出其所控制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市場之外,更不斷地將餅作大,規劃中南美洲、台灣作為可能的吸納的對象,以圍堵和利誘的方式來吸引東亞各國的加入。第二,以反恐為由加強東亞地區的軍力,軟硬兼施地宣示美國維護西太平洋經濟利益的決心。第三,將矛頭對準不斷強大並且具有領導東亞野心的中國,美日兩國當政者越來越正視「中國威脅論」,並且將中國威脅論及其配套卻又反面的「中國衰退論」,透過親美的東亞國家附和強化,例如日本的右翼當權派及媒體,不斷地宣稱中國正準備恢復封建時代組控東亞經濟的「朝貢貿易」,而近幾年來台灣獨派承續美日右翼所強調的中國即將崩解,更是不讓人陌生。
而美日同盟的態勢則進一步造成中國大陸的緊張,持續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強化民族主義,以求得中國能加快成為一個實力不僅堅強而且龐大的經濟霸權,聯合東亞各國,甚至是裹脅日本,讓中國得以在世界市場上再度成為睥睨縱橫的雄獅。
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台灣又如何看待自己?台灣如何看待自己在東亞的角色?台灣如何評估和判斷自己和美中的關係?其實非常清楚的是,民進黨執政的新政府,台灣一直都在走同樣一條路,也就是扮演美國地緣政治架構下滲透東亞的穿刺部隊。在新政府上台後,美國也剛由柯林頓政府轉為小布希執政,這時美國設定和中國為伙伴關係仍在的時候,新政府的態度可以陳水扁2000年的訪美談話作為代表,將台灣設定為美國資本前進中國的跳板,以漸進謹慎的速度來進行兩岸三通的規劃。而在小布希政府與中國的關係漸漸定調後,再加上在2001年中國政府採取大動作,在APEC會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開始成形,這一年來的台中關係也因為美中關係的敵意升高而日趨緊張。
表現在實際的國際政策上,台灣開始與各國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包括紐澳、中南美洲各國、菲律賓等等,尤其是和日本、美國的談判最是重要,將台灣推上美日同盟的戰略高地,以求在經濟上突破排除台灣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在政治上則是進行攪局的工作。此外,以台灣較東亞為強勢的經濟實力,宣布「南向政策」及進行「攻擊式外交」,一方面作為美國經濟深入東亞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則透過台灣的經濟誘因與政治敏感度,激化東亞各國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針對中國和東亞關係進行分化。
所以近幾年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已經產生了許多惡質的趨向,首先,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仍然是以互相競爭、彼此壓制為本質,始終不脫第二次大戰後歐美進行的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雖然號稱將民主富裕的政治經濟成就向第三世界進行複製,但一旦受援國企圖脫離歐美掌控進行較為自主的發展,立刻進行國際外交的圍堵及經濟的攻擊,歐美國家之於當年的中南美洲如此,對付現在的中國更是如此,無視於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崩潰後人民所承受的苦難,甚至以人權、民主為由,扶持打壓人權、違反民主的親歐美的軍事獨裁政權,只求歐美的利益能繼續維持。
其次,當歐美國家將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用民主、人權等等價值修辭美化,但實際卻又造成當地國政經崩解後,這時修辭就只能成為修辭,成為歐美國家政經利益下自我合理化的工具,並且在民族主義、國家永續發展的大帽子以及揉合了修辭美化的價值說詞,更讓歐美人民必須認同這種表裡不一的國家擴張策略,於是極容易讓政客透過民族主義的煽動成為惡質的民粹政治氛圍。而這種民粹的趨向,更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惡質競爭下,甚至一定程度成為所有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這包括現在的台灣,以及現在的中國。
就如同南向政策及與其相關的呂秀蓮出訪印尼,除了是為台灣資本尋找中國市場之外的出路,其實是在地緣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度作用,為了合理化資本的擴張與圍堵戰略,將南向政策美化為「共同加速建立亞太民主國家的經濟共榮體,促進亞太地區安全的提升、民主的鞏固與經濟的繁榮」,但事實上,台灣在1990年代初期曾進行第一波的「南向政策」,而台商大規模進軍東南亞,曾經造成多起傷亡慘重的工傷事件,並在各國都有當地勞工抗議台商工作過度剝削,而且台商的投資跟隨著當時歐美日資本進入躍升中的東亞,不也是造成東亞國家生產過剩、經常帳赤字,繼而形成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主因的共犯之一嗎?現在新政府不對當時的所作所為進行檢討,反而大力美化「南向政策」,更大言不慚地批評 1990年代初期的南向「執行不力、為德不卒」,這是那門子的邏輯?是怪罪國民黨政府沒有好好執行搞爛東亞國家的政策,或是沒有奉行剝削破壞的良好品德?也就是說,現在的新政府以民族主義的方式來當作自己政策的前提,並且用種種修辭技巧來包裝惡質的資本擴張政策,最後再用民族主義將南向政策型塑成被民粹氛圍所裹住的認同政治。
所以這更造成了呂秀蓮出訪印尼過程中的偽善與殘忍,呂秀蓮副總統而為求順利出訪,除了利用中共和印尼在天然氣採購上的爭端,更重要的是以維護人權為名凍結印勞,威脅印尼政府,也就是說,利用所謂人權的口號,來達成特殊的政治目的,但實際上,台灣政府單方面以要求印尼政府降低仲介費、切結書確實的方式,根本無法解決印尼勞工的人權問題,現在呂秀蓮副總統順利出訪印尼回國,一方面,沒有人點出這次出訪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意義,只看到高來高去的政治操作以及簡單的口號,更沒有深入探討台灣是否已經真的決定要走作為美國的東亞滲透釘這條路。另一方面,在民族主義的氛圍下,根本沒有人質疑印勞人權是否真的改善,反而得意於台灣的經濟實力強大得以拿印勞凍結來威脅印尼政府,新政府進行勞工議題的消費,將勞工意識以民族主義弱化。而這種模式,也將造成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建立的種種民主、人權價值受到極大的戕害,在這幾年,已發生多起國家以民族主義、愛國情操為由侵害人權的事件,諷刺的是,這偏偏是號稱追求民主進步的新政府在執政後所帶來的。
因此當我們從油膩繁窠的民族主義跳脫出來,才可以看到這一陣子台灣所進行種種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政策所為何來,尤其是這些政治動作不斷地拿出以「人民」、「台灣」、「民主」、「繁榮」種種政治正確的口號,但一則不脫反民主的高層決策,二則不將背後和美日同盟的企圖公布並公開討論,三又不去探討台灣去幫助美日兩國於東亞的利益,是否真的對東亞人民有好處。我們認為,不論是西進或南向,不可以再走用美好的價值修辭來掩飾自己政經擴張的老路,新政府當前採取如此表裡不一的外交政策當然是絕對的墮落,但不能用民族主義的方式拉全台灣人民下水。台灣必須重新看待自己的發展策略,重新看待台灣以及周邊國家的歷史,更必須瞭解處於自己周邊的東亞人民,不可以隨著政客的風向而搖擺,在美日中的地緣政治架構被宰制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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