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群眾與社會重現野百合 現出台灣社會原形

2004/04/19

  大中至正牌樓深藍琉璃瓦,搭配著清朗奇高的天空,廣場前一群群未受驚擾等待著餵食的鴿子,對比暴戾充斥的403、 410兩天,中正紀念堂廣場前的學生絕食靜坐活動,離學生越近就越安靜的群眾,用鮮花、歌聲堆砌出和平、理性的秩序。「我們來這裡是給靜坐同學愛、溫暖與陪伴」一位女性群眾這麼說。

  然而4月8日進入靜坐現場、要求民主對話的數十位學生,恐怕卻會為群眾的怒責、鼓譟而感到無比的震攝。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就像所有藍綠群眾聚集的場合,一瞬間,群眾可以打破自己營造出來的安詳與寧靜,口罵、手搥、腳踹,用以恢復非我族類滲入前的穩定秩序。

  和平與暴力並立、理性與狂躁同存,不單存在於群眾運動,更蔓延在台灣社會每一個角落。而台灣社會認同政治的橫流巨慾,也反過頭來決定每一場群眾運動的特質。

【空間】

  不論是學生或社會,面對學生運動的火苗一竄起時,總會帶有類似1960年代推動武裝游擊理念的法國哲學家戴伯瑞(Debray)的提法:「學生乃是革命的小馬達,這個小馬達可以牽動大馬達」。學生不僅得以自許居於改革的中心,而社會也會適時挪出空間,把學生拱於運動的中央,頂禮膜拜。

  這場中正紀念堂的絕食靜坐活動,是在4月2日晚上7點左右開始。不超過10名的大學生組成的「大學生聯合自治會」,在冷風細雨中坐在大中至正牌樓的邊門,頭戴帽子口著口罩,選擇以「沈默」靜坐絕食的方式和這個社會互動。

  4月4日晚上學生遭警察柔性驅離,卻又英雄式地返回。當晚靜坐學生的藍底被泛綠學生在網路上掀出,4月5日靜坐副總召陳信儒以受迫害者姿態,獨自坐往大中至正中央的拱門。所有的靜坐絕食學生為示團結,一起離開邊門的原場地,拉樁起錨坐往往陳信儒身旁。

  一些積極群眾開始自告奮勇成為義工,將帳棚移往中央拱門之下,下鋪木板隔濕隔寒,四周掛起透明塑膠布擋風檔雨。帳棚之外拉起一大圈封鎖線,用以保持學生靜坐區的肅穆及純淨,帳棚前鮮花遍地,學生運動隱含著每個人心中的道德感終於被具體化。

  於是學生運動的格局逐漸被確立起來,學生處於核心,封鎖線內是義工幫忙進行後勤、保安、糾察等等工作,線外則是圍觀的群眾,有層有序。是的,學生終於在自我及社會的相互期待下,成為眾所矚目的中心。集體意識造就空間,而空間進一步造就出新的權力關係,學生和群眾就在一步步自己越滾越大的群眾與認同中,享受著任何事似乎都可能做到、任何事似乎也都做不到的狂喜與焦躁。

【認同政治的複製】

  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大師馬庫色在1960年代曾有樂觀的想像:「學生乃是改變現行體制的決定性否定力量」。可是當運動的秩序,是透過一次又一次學生、群眾、社會互動,組織能力的加強,以及空間背後隱含的階層關係而漸漸建立起來。中正紀念堂廣場前學生運動展現的,卻又改變了什麼?又或者學生其實是被改變的對象?

  層次再高的學生運動,都需要群眾的簇擁。延續著國親陣營選後拼真相的抗爭主軸,大學生聯合自治會以「要真相、反歧視」的訴求藉以拉動泛藍群眾。此外,並喊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一方面吸引泛綠群眾及學生,另一方面也想藉此改變泛藍的群眾。

  自治會總召集人陳政峰就說:「我們其實早就不信任國親兩黨,也早就放棄國親兩黨。」所以靜坐絕食的五大訴求中,第一項,就是要求扁連宋對政治動盪社會不安道歉。陳政峰也強調:「五大訴求,就是要透過學生運動,教育群眾,要群眾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傾向。」

  隨著泛藍群眾在403、410集會的空檔為求慰藉,日以繼夜地輪番聚往學生靜坐場合,關心者眾,參與者越來越複雜,學生與群眾之間的隔離空間也越拉越寬,距離的增加更添增了從群眾這邊往學生望去的神秘感。內涵再豐富、再進步的訴求,都會變得單薄。

  一位每天晚上都會出現義工媽媽就說:「其實五大訴求我也不是很瞭解,我就是因為支持學生而來幫忙的。」陳政峰也承認:「學生坐在帳棚內,學生和群眾之間,理念的互動變得太少。」一位學生說:「其實我們不太敢罵連宋,怕義工及群眾過度反彈。」

  「不分藍綠」,曾是這場運動的重要口號,但想改變群眾的學生,最後也不得不以群眾的眼睛來分辨外來者的顏色。幾位義工和參與的學生不約而同地說:「在總統宣布要在12號接見學生後,實在有很多綠色的學生想混進來。」

  由於外來的挑戰不斷,民進黨的攻擊、在朝「野百合世代」的糟蹋、泛綠學生混入的危機感。為求運動團結向前,互相妥協成為必然的選擇。學生也只能越來越往空間的中心挪移,保持距離,維持著悲壯與道德氛圍,拉學生、捲群眾。群眾更必須維繫著他們唯一的寄託,靜坐絕食的形式、高高掛起的訴求、如同心圓般的階層關係,當然還有坐在帳棚內的學生。

  學生和群眾成為互相寄託的保護傘,幾天的患難相處後,兩方相互信任、相互妥協、相互承認。一位沒日沒夜在旁幫忙的男性義工就說:「這裡好像一家人,充滿了感動與溫馨。」已然架構出綿密的共同體意識。相反的,一有外在威脅,將團結內聚,對外爆發強烈的力量。

  中正紀念堂廣場,就是台灣認同政治的縮影。

【民主價值的淘空】

  當藍綠對立動員到社會的每一個階層,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運動,參與的群眾不可避免的吸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有公務員、家庭主婦、勞工、原住民、資本家、外籍新娘,甚至黑道,群眾按照自己的背景與認知進入中正紀念堂廣場,並且隨著廣場的律動而有不同的參與及反應。有些人成為義工,有些人一直都是在外觀察的一般民眾。

  這場學生運動不論是外在的形式或是內在的共同體意識,幾乎都是義工及群眾一磚一瓦建立起來的。帳棚由一個「和善」的義工媽媽提供、隔離線則是由幾個長時間輪班的男性義工看守、而保護學生去洗手間及捷運站,則由互博感情、跑慣江湖,但卻又易被都會中產階級視為黑道的彪形大漢負責,物資的管理與後勤更是需要龐大的人力分擔。參與感再加上認同政治,學生與義工的關係更是緊密與複雜。

  當學生與群眾越離越遠時,義工站在照顧學生的第一線。在絕食這種高度道德目標的催化下,照顧甚至轉而成為呵護及疼愛。一位義工媽媽就說:「實在看不下去絕食的學生還被學生糟蹋,我是懷著照護自己小孩的心理在照顧學生的。」

  群眾除了有柔性的保護,更有剛性的堅持。外在攻擊威脅到運動,讓所有的參與者內聚、保護自己。就當學生成為遙遠的中心、認同政治發酵,召集人、副召集人、靜坐、絕食、訴求,都成為認同的符號。群眾毫無置疑地保護著任何一個受到挑戰的符號。但各個符號已經卻早已失去他背後真正的意義。

  一位不甚瞭解學生五大訴求內容的義工媽媽,衝進帳棚怒責要換訴求的學生。群眾保衛的是集體營造出來的安全感。陳政峰說:「如果沒有義工及群眾的幫忙,學生根本不可能渡過這麼多難關及紛爭。」

  絕食靜坐活動剛開始一兩天,大學生聯合自治會還表示:「希望藍的、綠的、非藍非綠的學生社團、個人儘可能來參與,人越多越好。」但越到運動後期,陳政峰已經說:「我們這次活動,就是要打破人數的迷思,人數的多寡不是問題。」

  「爭取民主」的中英文告示貼在帳棚前面,但在義工、群眾的保護下,原來的學生藉此搶回靜坐絕食小空間的主導權、維持沈默無語的形式,持續純化學生參與的質素,避免整個運動的崩解。陳政峰承認,在學生靜坐場合避免討論,除了是維持靜坐的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維繫組織運動的穩定性。」

  「要民主」、「不歧視」、「爭自由」的大旗仍在靜坐帳棚前迎風鼓動, 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的口號也不斷在廣場上出現。這些學生進入廣場前原本的豪情壯志已經被漸漸磨平,要維繫的只剩下學生和群眾一起打造出來的運動形式。

  這個時候,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應該必須被提出來,當民主自由這些被不斷高舉的口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進黨以民主之名奪取政權,如今黨內民主日趨薄弱、與財團關係綿密、代議民主弊病叢生,但凱達格蘭大道頭的總統府,仍被支持群眾用民主符號包裝。台灣社會滋養出來的虛假民主,是不是同樣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前的帳棚中上演?

【學生與群眾】

  當局者迷,就當學生運動的表態大浪一波波地襲來,不論是藍綠左右性質的學生,似乎要到多年之後,才會深刻反省到當年捲進浪潮時,倚著學生運動所建立起來的群我關係。

  曾擔任1990年野百合學運廣場總指揮,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陳信行,在「我的野百合」一文中,反思當年「民學聯」參與的學生運動。

  當年左翼學生以「反精英主義」組成「民學聯」,希望基層大眾,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沒有任何人需要別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會。但在野百合運動的催化下,為了擔心強調精英論的「自由之愛」搶得主導權,也開進廣場。按照著社會的期待,當一個純真、理性的大學生,進入那條隔絕學生及群眾的線內,演了幾天的戲。多年之後,曾作為民學聯南區召集人的陳信行,才發覺到當年自己也成為代言人,和精英論的自由之愛這批人沒有什麼不同。

  陳信行覺得「屈辱」。但現在呢?有人覺得屈辱嗎?現在野百合的符號再度被召喚出來,學生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應該要被呵護、應該純真善良。大家你爭我奪的不過是誰可以用這個符號而已。

  學生與群眾不論先來後到,那條線仍然還在。要求學生的主體性、理想性,指責黑道圍事、政黨介入、暴力干擾的消息不斷冒出。各方都以學生運動被社會污染來削弱這場運動的正當性,但事實上,學生運動從來就不止學生,不該也不能只有隔離線內的學生才享有發言權。

  任何一種身份的人,不論學生及群眾,都會按照運動的結構與表現,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或者「影響」了「靜坐」場內、場外的表現。學生及群眾兩者的組織程度將決定運動相互的互動與拉扯狀況。學生的組織力量再堅實,都會或多或少地被提供資源與聲援的群眾影響甚至左右。

  尤其台灣這個高度認同政治的社會,就當社會上所有的階層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加入了學生運動,也將這場學生運動納入認同政治的一部份。互動出一個表面越來越「純化」、實則越來越「複雜」的空間。當集體意識出現危機的時候,這些人同樣也會以他們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哪裡想得到早被認同政治弱化的民主與尊重。

  例如8號當天,由於凌晨才有羅文嘉帶著口訊表示總統要接見學生,造成整天泛藍群眾耳語不斷,懷疑將有泛綠的學生會混進來搶主導權,整碗捧去給陳水扁。好巧不巧,從傍晚開始,帳棚內湧進大量的學生,希望能用民主討論的方式深化五大訴求。

  訴求這個重要的符號受到威脅,甚至群眾的耳語還傳到帳棚內的學生要更換運動領導,從2號開始參與的學生、義工及群眾無法忍受運動有從中央崩解向外潰散的威脅。作為共同體一部份的義工及群眾,越過原本靜坐絕食的學生,站在第一線對抗危機,動口的動口、動手的動手、提供帳棚的本來就會去拆帳棚、跑慣江湖的人本來就會以他們激昂的手段表達憤怒、後勤義工本來就會慢慢散去。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以幕後有看不見的手介入、發走路工動員等等方式來看這場學生運動與參與的群眾,恐怕是太小看了台灣認同政治的橫流與深化。

  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學生運動就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它具體而微地呈現出台灣政治的面貌,認同政治、虛假民主、黨同伐異,台灣社會在任何一個角落都是這樣的生態。或者綿密精細、或者大開大闔的採取種種方式改變它,不就是我們的任務?

  任何團體或個人的理念實踐,不是去期待台灣應該給一個政治空間,群眾理性和平,畫出一圈隔離線,讓有理想性的線內人暢所欲言、表達意見,一幅互相對話的市民社會美好場景。而是每一條訴求甚至個人及團體的身份背景,都得受到現實社會的挑戰,都必須有被社會嚴厲檢驗的過程。衝進社會叢林分辨敵我,或者狂批猛打、或者統一戰線,這就是「政治」。真正的民主,從來就是鬥爭出來的。

  沒有一個先驗存在的民主形式,也沒有一套高高掛起的民主機制就應該被群眾尊重。除非是重複著認同政治、精英主義的操作,畫出一道隔離線,線內包裹著道德、良心、民主、公平正義種種高尚的價值,就如同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及中正紀念堂學運帳棚,雖然整個場面已經被學生及群眾互動出來的共同體意識所決定,但學生仍被捧為中心,線內屬於學生的王國,供群眾朝拜。

  午夜燈晚、寒風瑟瑟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矗立於大中至正拱門下的學生靜坐絕食帳棚,在燈光昏暗、距離悠遠下,四周隔著透明塑膠布,根本看不清楚裡面坐的是誰。就像從凱達格蘭大道遙望總統府,這個社會的政經運作機制一切如舊時,執政的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又有何分別。當現實上群眾是這種質素,而未有分析性的瞭解與改造,誰又能保證自己不會慢慢妥協,如果最後只剩下那份孤高於群眾的快感,那帳棚內,坐著是藍、是綠、是左、是右的學生,似乎也沒什麼分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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