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未竟的戰役--東菱是我們的!

2005/07/25
新海瓦斯產業工會常務理事

  位於台北縣新莊市的「東菱電子」,其廠房、土地在2005年2月23日,被人從台灣金融資產服務公司的「特拍」拍賣會中,以三億七千多萬元的標金買走。當天也是農曆的元宵節,但對於剛從拍賣會場返回的東菱互助會成員而言,不僅毫無佳節的歡愉,心頭更似被巨石激起陣陣漣漪。一紙標單所改變的,不祇是「東菱電子」這片廠房、土地不再屬於「我們」,更標示著它又重新回到「資本」的懷抱裡。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裡,勞僱關係充其量也不過是「勞動力」的買賣關係的代稱,當工人的「勞動力」以商品的形式賣給資方時,它便成為「資本」的範疇,與機器、土地(廠房)等構成生產的重要元素,而這些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保護下,也成為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積累的工具。換句話說,亦即工人在資本家的眼中,只不過是他所購買的一個「活」機器,是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具。因而,企業的成長則是他的「資本」所創造出來的「利潤」,歸屬於他私人所有。

  做為一個工人,我們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思維邏輯提出批判,我們從親身所面臨的傷痛,提出二點質疑: 1.當有「利潤」時,全部歸屬他私人所有;為何發生「損害」時,資本家卻可以不需承擔責任? 2.如果資本是他創造利潤的基礎,那麼如土地增值、機器設備折舊等非屬於他的資本所產生的利益,工人又為何不能要求分享?

  回顧東菱這場長達八年餘的戰役,我們所實踐的,正是沿著這二個質疑點作為軸線,以抗爭行動對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核心價值觀作最具體的挑戰。

  自1996年2月29日東菱的資本主詹俊森宣佈關廠歇業之後揚長而去,現場留下一群錯愕與無助的員工。「抗爭」或許不是他們想到的首要行動,但爭取應得的資遣費或退休金,必定是促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立「自救會」組織的原動力。「老闆賺飽落跑」、「詹俊森誤我一生」這些抗爭口號,已經很清楚的表達了「自救會」成員的想法,他們要求詹俊森(資本家)負起責任,亦即因為他是東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

  工人直接向老闆採取追討資遣費或退休金的行動,未必就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挑戰,蓋因在我們生活中的經驗法則,常常會使我們將「董事長」(法人的代理人)等同於老闆(雇主本人),這是過去小商號生產型態所遺留的勞僱關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公司就是「資本」人格化的組織,因此「董事長」只是它的代言人而已,他不能將股東的利得私自侵吞。然而,台灣的家族企業則以小商號的經營思維,一方面大搞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利益,另一方面,卻想方設法地逃避做「老闆」應負的責任。

  「自救會」在追討勞工權益的過程中,提出了「代位求償」的訴求,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承接弱勢勞工的債權,並以其「國家機器」的權力優勢,向雇主追償其應付的債務。由政府執行「代位求償」,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十四條早有明文規範,因此我們先預設了一個狀況:「國家機器」會站在照顧弱勢勞工的立場。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推翻了原先的假設,證明了「國家機器」祇替資本家服務。

  「自救會」的抗爭行動也並非毫無建樹,1997年5月在勞委會(當時還在民生東路)樓下的廣場,展開一場長達28小時的絕食抗議,終於迫使許介圭主委同意次日上午在廣場上召開公聽會,並且在公聽會上當著數位立委、國大代表的面答應:將在二個月內提出解決東菱自救會的問題。雖然勞委會企圖以「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蒙混過關,讓勞工以貸款方式取得資遣費或退休金。但勞工卻由債權人便成債務人,況且這個辦法也無法擺平後續的關廠失業問題,遂不得不加速開辦勞保的失業給付。

  另一條軸線,則以廠房、機器等資產做為爭執的面向。關廠初期尚有警衛留守,但因與部分不肖的管理幹部勾結,監守自盜地幹起盜賣機械、設備等資材的勾當。鄭向銘(1)早已察覺這種情事,但因缺乏組織的奧援,人單勢薄不敢聲張。「自救會」成立後,我們發動會員以遊行的方式,步行到俊英街劉姓主管所開設的工廠,歷經一番爭執,終於將一輛九人座的公務車順利索回,也查證了「錫爐」被他暗槓的事實。這是我們首次以「東菱資產管理者」的角色自居,並展現了我們捍衛東菱資產的行動力。

  留守的警衛不知是因為領不到薪資,或者是做賊心虛,在1996年底「自救會」組成之前便已經棄守,整個廠區除了守衛室(2)之外,在斷水斷電的情況下彷如廢墟一般。但因「自救會」成立初期,會員們大都已經另謀高就,只好利用晚上的時間聚會,大夥兒聚集在守衛室討論動員行動及組訓工作,或是在大門廣場上進行抗爭歌曲教唱和喊口號的訓練。為了宣示抗爭的決心,和固守「東菱」這塊基地,阿芳哥(3)自願夜間駐守,成為「自救會」的第一位守護者。我們也利用星期假日的白天集合,以便整理廠區和清點資材,筆者也撥空整修巴士和棄置的小轎車,此後它們便成為抗爭過程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隨著抗爭行動的增加,會員們的能動性也明顯地提高,在會長吳菊梅、副會長陳滿屏的帶領下,郭媽、麗珠、阿絲、林桑、老董、劉桑、阿嬤、黃焉、趙麗錦、杜雲卿…等會員,除了積極參與對外的抗爭行動,也都投身於廠區的整理和守護工作。原來的接待室變成了我們的會議廳,小會議室變成「自救會」的辦公室;此外為解決民生問題的廚房也因陋就簡的設於大樓的門口處,餐具器皿則是會員們所捐輸的。簡言之,1997年初「自救會」開始進駐廠區,她們重整廠區的目的不是要讓它重新生產,而是將它建設成為她們的抗爭基地。「東菱」從這個階段起,不僅不再是個「傷心地」,而是她們展現工運力量的「根據地」。

  當「東菱是我們的!」這個觀念逐步形成中,我們又面臨法院拍賣廠房、土地的壓力。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體系裡,「物」的所有權是神聖不可侵,因而「抵押權」恆高於其他債權,銀行為確保其貸放的資金能獲得償還,便訴請法院將借貸人所提供的抵押物拍賣。據我們的了解,詹俊森以東菱的廠房、土地作抵押向三家行庫共貸了九億元;回到先前的質疑:當初他祇以每坪二、三百元的單價所購置的土地,其投入的資金總共才百來萬元,如今膨漲到幾近十億,試問這些財富從何而來?工人們所投入的生命與青春難道沒有價值!

  幸好「自救會」還擁有一「老」──孫班長 (4),這個「寶」從1978年6月退役後受僱於東菱時就居住在廠內,同時也設有戶籍,我們用他的名義具狀向板橋地方法院呈報「居住」之實情,終於在第三次法拍(5)的公告上刊載著:孫紹剛設籍居住與自救會「占用」的情事,並且將拍定後「點交」改為「不點交」。「自救會」為達到守護「家產」的目的,另一種行動方案,即是每次法拍時,便動員全體會員,穿上東菱的制服、綁起抗議的頭巾,用巴士和九人座載送到板橋地方法院,並派人擠進法庭監看投、開標的作業過程。「不點交」加上展現實力的動員策略,確實對買受人起了警告性的作用,迄第七拍為止皆以廢標收場。

  廢標使得我們的「主人」角色產生增益的效果,為管理這片諾大家產,以及防範宵小行竊,我們鼓勵會員搬回廠區居住,菊梅、淑真、阿市還有阿仙和麗珠等先後遷入,林桑、阿嬤、阿柳他們也自行設置「閨房」,也有人利用空地種植蔬菜,劉桑則幫忙接水、電,以使其應合居家的必要條件。共同居住、分工合作還有熱騰騰的「大鍋飯」──它既是日常生活的民生問題,也是動員行動時重要的後勤工作,「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型態焉然成形。總之,抗爭行動不僅整合出「自救會」爭取勞工權益的共同目標,也促使我們共同生活並結合成社群,我們重回東菱,卻實踐了另一種「以廠為家」(6)的理念。

  時至今日,「東菱電子」這個名詞和它的廠區,恐怕將會隨著金拍的底定,和地方派系取得這塊土地的所有權進行開發改建,而成為歷史陳跡。然而,這場戰役對於台灣的勞工運動而言,重要的不僅是因為它寫下抗爭長達九年多的時間記錄,或者是它抗爭所爭取到的成果(例如:促成失業給付的開辦、大量解僱保護法的訂定…)。最有意義的,應屬抗爭的過程中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挑戰,雖然未竟全功,但畢竟誰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在這段期間「東菱是我們的」!

註(1):鄭向銘,關廠前擔任製造部加工股股長,關廠後與同部門T5股股長的吳菊梅積極奔走,串聯同仁推動籌組「自救會」,為主要發起人之一。 註(2):守衛室在大門口右側,緊鄰著慶豐塑膠廠,先前留守人員向隔壁的塑膠廠洽借水、電。 註(3):劉芬芳,苗栗人,是會長吳菊梅之夫「小鄧」的同鄉好友。在板橋市清潔隊工作,上班時間為下午3~10點,正好可以填補自救會成員的空檔。 註(4):孫紹剛,工廠廚房的大廚,退伍之榮民,未婚、孤家寡人住於廠內。關廠後,以廚房為居所,後來身體虛弱,經阿絲與阿仙勸導,始移到大樓共住。2000年8月病逝於羅東榮民之家。 註(5):板橋地方法院舉行第一、二次拍賣的時候,自救會可能尚未成立,也可能資訊不足,因而沒有任何的行動。 註(6):「以廠為家、以廠為校」是1980年代工業發展時期的口號,它以建教合作的方式吸引農村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進入除了破敗之外──東菱電子關廠抗爭照相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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