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最後一天晚上，美國賓州某個地方，幾聲槍響劃破了寂靜的夜空，一個月前剛在「礦工工會」 UMW（United Mine Workers）理事長改選中落敗的改革派候選人、雅布隆斯基（Jock Yablonski）和他的太太及女兒，就這樣在大年夜被謀殺了，而指使那些槍手的人，正是那個獲勝的競選對手。這個故事可能會使你想起，十年前有一部好萊塢電影叫「超級巨人」（Hoffa），它講的是「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理事長霍法如何跟黑道勾結的歷史，我們在系列四中會細說從頭；工會跟黑道掛勾在歷史上並不是新鮮事，而早在黑白片的時代，好萊塢就拍過工會腐敗的主題。
1954年出品的「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這部片的VCD或DVD很容易找到），把故事場景設定在紐約的碼頭工會。像碼頭工會這種傳統的職業工會，工會可以決定派工作給哪些會員，因此，如果工會運作不夠民主，派工的權力便會成為箝制反對派的工具，電影中，工會頭子一樣與黑道勾結，並謀殺反對派領袖，雖然檢察官開始調查亦無人敢作證，直到馬龍白蘭度飾演的主角挺身而出，事情開始有轉機，但他同樣遭到掌權派的毒打，不過旁邊的同事們鼓勵他帶領大家「把屬於我們的工會要回來！」（to take our union back!）
電影的結局是曖昧的，主角似乎只是一個耍帥的硬漢而已，無意真正帶領群眾把工會的主導權要回來。幸好在現實社會中，腐敗工會裏有的不只是耍帥的硬漢，更有紮實從事基層經營的改革派組織者，並真的把工會從腐敗工頭手中成功要了回來，我們首先看的，就是「礦工工會」的例子。
【路易士的寡頭領導】
現在的「美國總工會」（AFL-CIO），是由「勞聯」（AFL）與「產聯」（CIO）兩部分合併而來。其中「勞聯」代表的是傳統技術工匠的利益，這些人往往是在美國出生的男性白人，所以排斥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與非技術工人；相對之下，1930年代成立的「產聯」，代表的是現代工業下的藍領階級，繼承的是「勞動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及「世界產業工會」（IWW）以來的國際主義傳統，認為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應與土生白人擁有同樣的勞動權益。
「產聯」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路易士（John Lewis），本身也是「礦工工會」（UMW）的理事長。他所參與創建的「產聯」雖然繼承了進步工運的傳統，但他在「礦工工會」內的領導方式，卻完完全全是一個獨裁的暴君。
1919年路易士開始接掌「礦工工會」時，總會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實際的權力在地區分會，但路易士掌權之後，接連擊敗一些來自不同地區的反對勢力，他的方式包括給左派對手戴紅帽子、發黑函及選舉作弊等，並想盡辦法把這些對手開除會籍，之後，他又改變全國執委會（相當於台灣大型工會的常務理事會）的選舉方式。原本執委是由每個分會各選出一名擔任，但路易士任內陸續把大部分分會改為由理事長指定，並派任自己的人馬，於是，這樣的執委會根本只是理事長的橡皮圖章，在這樣的操作底下，從1936年的代表大會開始、一直到民主派上台為止，這中間的大會從未動用過任何一次表決，秘書處的提案完全無異議通過。
路易士雖然是暴君，但作為一個歷史上留名的勞工領袖，表示他並非沒有開創性的成就，他的一項創舉是在1950年時，和資方聯盟達成一項全國性的團體協約，把以往由分會按地區各自訂立的協約，一舉提升至全產業一致的層次。不過強人政治的問題就是沒有基層的參與，在路易士掌權的時代，工會與資方代表談判的方式都是由理事長一人決定，基層會員完全沒辦法表達自己的訴求，也不能了解過程中有哪些妥協與利益交換，這是典型的「密室政治」。
【「經濟工會主義」的一個案例】
美國主流工會大致都是較保守的，較進步的工運團體會以「經濟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來形容這些保守工會。這些保守工會並非不抗爭，只是他們只做某些方面的抗爭，在我所涉獵的文獻中，似乎沒有人給「經濟工會主義」一個明確的定義，不過據我的理解，其指涉內容大致如下：1.「經濟工會主義」只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內進行經濟鬥爭，不想從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2.「經濟工會主義」認為勞資的利益是一體的，或是說，勞工的利益依賴於資本的利益，因此，要政府與資方把餅做大，這樣勞工才能分的多一些，於是，工會會配合資方進行生產效率的提升；3.「經濟工會主義」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希歡太多人來分這塊餅，所以，少數民族、女性、新移民、非正規職、外勞等是受到工會排斥的，甚至不惜犧牲其他工人的權利來維護既得利益。
路易士執行的，相當程度也是「經濟工會主義」的路線。1940年代，他接受資方的提議大量採用機器採礦，這後來導致三十萬礦工的失業，但他認為機器採礦可以減少人事成本，進而提升生產效率。他說與其有很多收入不好的礦工，倒不如只有一半數量、卻生活過得好的礦工。他預設的是生產效率提高，工人的薪資也必然提高。他又把工會的職工福利基金投資到大的礦業公司，幫助大公司併吞小公司，因為他認為大公司能付出較多的福利金，或許短期內福利金真的增加、個體的薪資提升了，但是，實在搞不清這是資方還是勞方的作為，長期而言勞方的集體力量並沒有成長、會員數反而減少。
在掌權超過四十年之後的1960 年，高齡80的路易士終於辭去理事長職務。作為一個對資方有戰鬥力的領袖，路易士雖然在工會內享有特權與榮華富貴，但於保障會員權益上仍有一些份際（當然方向上是有問題的），只是這些份際是他一個人的私人道德，不是由制度上的民主機制所規範的，於是，當他的繼任者繼續享受特權與榮華富貴時，就很難確保不超越基本份際了。
【工會的腐化加深】
「礦工工會」擁有一筆職工福利基金，由資方按出產的煤礦噸數提撥，然後交給工會管理：1954年，工會取消基金對超過五萬名殘廢礦工及家屬的生活津貼；1960年，工會又表示對殘廢礦工的醫療補助縮減為四年。這些措施跟「經濟工會主義」都脫不了關係，因為工會決策者覺得殘廢礦工是沒有生產力的，所以沒有資格分享太多福利，而且殘廢礦工比較少參加工會活動、影響不了大局，工會頭子也不怕喪失他們的選票。
1963年，路易士的親信之一鮑伊爾（Tony Boyle）接任理事長，他一方面持續削減職工福利基金支出，一方面卻不斷任用私人，把自己的朋友或家人以高薪聘為會務人員。他任內的幾次勞資談判，是跟路易士一樣的在密室中進行協議，雖然爭取到不錯的調薪幅度，但基層會員仍然不滿，因為會員也關切退休年金的長期保障、及安全衛生的問題，但工會都以提升生產效率為重，在安全衛生議題上放水。
最誇張的事終於發生了。1968 年11月19日，西維吉尼亞州的法明頓（Farmington）發生煤礦坑爆炸案，78名礦工被埋在地底。鮑伊爾在案發現場對著新聞記者說，他覺得這家公司是安全衛生工作做得最好的礦場之一，在礦坑這種危險的地方傷亡實在難免，也就是「哪個礦坑不死人」的意思！工會理事長竟然在礦坑災變後公然替資方開脫，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基層群眾的自力救濟】
會員對工會的不滿逐漸爆發開來，一開始是對職工福利金削減的不滿，接下來的能量則是來自塵肺症議題。因為礦場的安全衛生設備長期不良，塵肺症一直是礦工常見的職業病，而且原來的補償法例非常不足，基層會員於是要求訂立新的補償條例。至於訴求的方式，最早是採用法律訴訟，後來發現結合社區將更有力量，於是開始在礦區城鎮中發展出社區聚會，以推展爭取補償條例的運動。
塵肺症議題主要是在西維吉尼亞州的南部展開，於主要地方城市的陳情示威活動中，每場都可以有數百成員的參與，並於1968年成立了「黑肺患者協會」（Black Lung Association）。法明頓爆炸案提升了會員的憤怒，1969年2月18日，開始有工人自發性的罷工，第六天，一千二百個群眾擠爆一個工會分會禮堂，連演講者都必須爬窗子進去，結果禮堂只能容納五百人、其他七百人必須待在戶外，雖然下雪，大家熱情不減地聽著組織者的演講。
這場罷工工會並不支持，但仍持續了23天，四萬礦工停工、導致西維吉尼亞州的礦場完全停擺，罷工工人的口號是：「沒有補償法，就不工作！」（No Law, No Work！）資方眼見情勢不妙，連忙提出妥協性的對案，勞方在工會不支持的情形下，因為組織不夠嚴密無法掌握群眾，於緊繃的情勢下接受了不完全滿意的版本，在州議會通過黑肺補償法案後，罷工宣告結束。
【改革勢力的集結】
受到爭取塵肺症補償的群眾啟發，工會1969年改選時，一個地方分區的領袖雅布隆斯基出面挑戰鮑伊爾。反對派認為，像「黑肺症患者協會」這樣在工會之外的組織，雖然也可以推動某些議題，並進而影響工會的政策，但掌握工會的主政權，畢竟還是改變工會生態最直接的方式。
選舉結果反對派以45736對80751敗北，隨即向法院提起選舉舞弊的申訴，不到一個月之後，震驚社會的雅布隆斯基謀殺案發生，但法院調查程序超過二年，後來終於確定選舉無效，而於1972年重新舉行選舉。在雅布隆斯基的葬禮當天，反對派決定繼續推動工會的民主化進程，集合了亞布隆斯基既有的支持者、「黑肺症患者協會」等各方改革勢力，成立了「礦工工會民主派」（Miners For Democracy，以下簡稱民主派），日後並選出米勒（Arnold Miller）為「民主派」理事長候選人，以更組織化的方式在重新選舉中繼續挑戰鮑伊爾。
米勒終於以70373對56334的比數擊敗對手，後來，鮑伊爾亦因為謀殺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工會決策機制的改革】
米勒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鮑伊爾指派的全國執委會成員解職，並恢復全部執委由分區選舉產生；接著，大幅刪減包括自己在內工會幹部的薪水，刪減之後每天至少替工會減少一千美元的開支。而最重要的一項改革，就是團體協約的談判決策機制。
經過1973年代表大會的通過，新的談判決策機制如下：在總會的層次上，由全國執委、地區主席與選舉產生的總會領導幹部組成團體協約委員會，商議本次協約應該爭取哪些條件；在地區分會層次上，每個分區組成一個代表會議。團體協約委員會的草案必須經所有分區代表會議討論之後，根據他們的建議修改，然後交付理事長領軍的談判小組，執行實際與資方談判的工作。
談判小組與資方達成的「初步協議」（tentative agreement）經團體協約委員會同意之後，必須再由各分區代表會議通過，最後進行所有會員投票的「複決表決」（ratification vote）過半數認可，理事長才可以在正式協約上簽字。其中只要只要任何一關通不過，就得從頭再來一遍。這樣的機制看來繁複，不過它的目的是要確認，基層的訴求能在過程中反映出來，最後的結果亦能獲得基層的認同。
【跌跌撞撞中前進的工會】
另一方面，工會從1972年年底起，陸續改選全國執委會成員。在這個過程中，米勒並沒有乘勝追擊、繼續打著「民主派」旗號推出連線的候選人，反而是把「民主派」解散，他認為，既然改革派已經掌權，在工會運作機制內從事改革已經足夠，令立門派會落人話柄。只有少數改革派候選人，在選舉時仍然以「民主派」名義出現，但都是個別行為，且即使是這些人，當選之後也都不再提「民主派」。選舉的總結果，改革派跟舊勢力大概各佔一半名額。
接下來總會內的生態發生戲劇性變化，米勒陸續跟他的左右手，也就是副理事長及財務長鬧翻，等到米勒競選連任時，除了舊勢力的挑戰者之外，連他的財務長都另外成立一組搭擋，形成三強鼎立的狀況。最後，米勒是以很驚險的差距當選連任，但他隨後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即將到來的團體協約換約談判，上一次有經驗的談判幹部都已不在辦公室中，新團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層自發罷工不斷的風浪中完成換約。
【若干檢討】
米勒是一個外貌及說話都溫和的人，比起路易士的強勢實在是天差地別，他又一再強調工會的內部民主機制，認為每個會員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力；另一方面，鮑伊爾倒台之後的餘黨仍有勢力，不斷在興風作浪，基層會員亦因為先前的壓抑不見了，而開始大鳴大放起來。於是，米勒主政下的礦工工會，常陷入難以統合意見的場面，比如說，地方分會一遇爭議，本來就有自發罷工的傳統，米勒時期因壓不住陣腳、頻率更高，但根據團體協約，自發的野貓罷工是不被允許的，就會造成工會的困擾。再舉一個例子，代表大會時米勒幾乎不控制時間、盡量讓代表暢所欲言，但代表提案很多、又不熟悉議事規則，會議便顯得冗長、甚至是失序。
這裡無意說「民主的副作用是無效率」這種五四三的話，問題在於，民主的意義是什麼。我個人認為，無組織的群眾只是散沙，把權力下放給無組織的群眾，只是無政府或民粹而已；「組織化的群眾」才是民主的根本基礎，有沒有組織性運作、政治集中方向的導引，會是民主或無政府的關鍵。
在這樣的思路上檢討「礦工工會」的經驗，解散「民主派」便是一個值得爭議的焦點。或許有人覺得，成立改革派只是一時權宜，因派系很容易變成既得利益或分贓的工具，不是正面的字眼，所以工會內部不應存在派系。不過就「礦工工會」的例子來說，「民主派」的運作歷史不長、基層基礎不深，加上舊勢力仍有相當殘餘、在工會內掣肘，如果沒有「民主派」的持續運作、用不同管道繼續影響群眾，光憑短時間內工會機器運作機制的改革去深化民主成果，效果有限。更糟糕的是，工會運作很多是例行性、事務性的，如果缺乏集體討論所形成的政治方向思考與辯證，容易惰化為個人權力鬥爭，就像改革派後來發生的內訌。（關於良性的派系運作與工會民主間的關係，我們會在往後的系列中逐漸鋪陳。）
【工會後來的演變】
米勒第二任只做到一半，就因健康問題交棒給他的第二任副手雀奇（Sam Church），雀奇是強勢的人，再加上經過幾年的混亂，基層也不願再見工會運作的空轉，於是在雀奇任內，意見紛雜的狀況減少了，權力似乎又集中至理事長身上，不過那是大家對理事長的作為無異議的結果，工會內的民主機制大致確立、並沒有改變。
為了去除路易士時代權力集中的壞處，米勒時代的工會決策機制，相當程度又回歸至地區分會，以團體協約談判來說，決策機制是在團體協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分區選舉出的執委及地區主席所組成。這樣雖然確保了地方意見的參與，卻也容易陷入意見紛歧、削弱了統一對外的火力。1982年，川卡接任理事長，他取消了這個委員會，另立理事長指派的談判委員會，且理事長擁有直接發動罷工的權力，提升了理事長對外談判的籌碼，但協約內容對內仍必須通過會員複決，不失基層監督的機制，使川卡成功在1980-1990年代打了幾次精彩的勝利。
「礦工工會」的民主改革大約是最早發動的，它的精神逐漸傳至其他工會，但可惜的是並沒有實際的組織聯繫。我們將繼續介紹其他工會的例子。
系列二參考文獻：
Clark, Paul F. (1981) The Miners’ Fight for Democracy: Arnold Miller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mith, Barbara Ellen (1987) Digging Our Own Graves: Coal Min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Black Lung Diseas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Zajicek, Anna M. & Bradley Nash, Jr. (1999) ‘Lessons from the UMW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本系列文章】
■ 苦勞論壇2003/05/03敬仁勞工中心 蔡志杰 把屬於基層工人的工會要回來！ 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簡介系列一：故事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