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敬佩的韓丁（William Hinton）在今年5月15日去世了。韓丁在2001年夏曾來台灣，台灣的年輕朋友們為他安排了幾場演講和參觀。但是在韓丁到達台灣的第二天，他的心髒病突發，台大醫院的心臟外科醫生為他做了心導管手術，手術雖然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到美國後身體一直不能恢復，終於在一個月前離去了。
韓丁一生為正義的事業勇敢的奮鬥，從不畏懼。他雖然出生於一個生活富裕的家庭，但是他的階級立場永遠是站在工人和農民這一邊。十幾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學校友聚會，有一個退休的軍官說：「我的一生都在避免惹麻煩。」韓丁說：「我一生都是在惹麻煩。」韓丁說得不錯，因為他從不放過與惡勢力鬥爭，因此招來許多麻煩。
【韓丁的母親與他的青少年 】
韓丁1919年出生，他幼年喪父。他的母親韓卡米麗塔是個卓越的女性——獨立、有智慧、勇敢、有魄力，最重要的是卡米麗塔是個有社會正義感的人。她一個人不但將韓丁和韓丁的姊妹三人扶養成人，並且教育了他們，影響了他們。卡米麗塔相信杜威的教育哲學，她認為人的學習應該是知識與實踐互相結合。為了實現她在教育上的理想，她在美國東北的佛蒙特州創辦了一所（小學到中學住宿的）學校（名為Putney）。這所學校建在一大片土地上，有自己的家畜農場和自己的菜園。所有的學生除了上課之外，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卡米麗塔的三個小孩都是在這所學校畢業的。
韓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有一次告訴我說，她在小學二年級時，全年所學的就是由老師代領全班建造一個小城鎮。從設計開始到全部建成為止，他們不但學會如何造房子（房子是小型的，適合孩子們的高矮）、做傢具，也學會如何接電線。在接電線的過程中，他們學習了電的理論。這個小城鎮有學校、郵局、商店還有城鎮辦公的地方等。寒春說：「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小學二年級時候學的東西？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
韓丁說在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他的母親要請一對夫婦來幫忙料理學校的事。卡米麗塔在報上登了一個小廣告，有好多人來應徵。在卡米麗塔已經僱用了一對夫婦之後，應徵的人還是陸續不斷的來。韓丁說他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有一對夫婦步行了好幾十哩的路才來到這家學校。他說很多年後，他還是無法忘記這對夫婦離去時失望的神情，和他們開始漫長回程時的背影。
我聽過好多有關卡米麗塔有趣的故事。1970年代她去中國看望寒春時，走起來一跛一跛的，原來是她去華盛頓反越戰遊行時把腿跌傷了，一條腿比另一條腿短了一節。過了兩年她又來中國，這次走路不跛了，原來是滑雪又摔了一跤，這次把另外一條腿也摔短了一節。卡米麗塔年輕時是個滑雪健將，她到了七十多歲，還繼續滑雪，她的三個孩子都深深受到她這樣無所畏懼的精神的影響。韓丁中學時的一個暑假，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是給幾個到加拿大高山勘查地形的人背行李，這些地方沒有人去過，所以沒有地圖，他們去就是為了畫地圖。在荒山僻野裡，韓丁被一隻大黑熊趕追，差一點沒喪命。
1936年韓丁中學畢業，他想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希望能對社會和人生多增長一些認識。他堅持不要拿他母親給他的錢，也拒絕一個做船長叔叔的幫忙。韓丁在舊金山等船時，先做清洗磚頭的工，他說工人不管多努力做，每天就是達不到老闆規定的數額，因此就拿不到工資。後來他跟其他的工人聯合起來，把他們洗好了的磚湊在一起，來領工資，然後大家再分。這是他第一次跟僱主鬥爭的經驗。
上了船，韓丁在廚房做洗碗工。船在日本東京停泊，韓丁在那邊一家美國報紙找到了一個記者的工作，六個月後，他經韓國、中國東北、西伯利亞、蘇聯、波蘭、德國，回到美國。中國給韓丁留下深刻的印象。韓丁在哈佛大學讀了兩年，感覺到他所學的很不切實際，因此轉學到康乃爾讀農業機械。在康乃爾結識了陽早（Sid Engst，陽早後來跟寒春結婚）。陽早的父親是一個紐約州養牛的佃農，學的是畜牧。多年後，這兩個好朋友還在回憶他們當年在紐約州組織農會不成功的往事。
【中國革命與韓丁一家人】
韓丁的姊姊是個進步的知識份子，她介紹了斯諾寫的《西行散記》（Red Star Over China）給韓丁和陽早讀，這兩個年輕人讀後，對中國革命非常嚮往，一心想去中國。
1945年大戰結束，韓丁作為美國戰情新聞辦事處的一名職員來到中國，次年陽早也來到中國，他直接去延安。國民黨轟炸延安時，陽早負責趕著一群牛跟著部隊後面撤退。寒春是原子物理學家，曾參與造原子炸彈。她喜愛科學，但深恨用科學來殘殺百姓，1948年，韓春決心放棄原子物理的研究而來到中國。陽早和寒春在窯洞裡結婚，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在生產上他們從事乳牛牛種改良和農業機械化，在政治鬥爭上他們堅持毛澤東路線，陽早於去年12月25日去世。
1947年聯合國救濟總署給中國一些農機，並招志工使用這些農機，韓丁應召後被派到東北工作，但是他不滿國民黨的惡行和腐敗，自願來到共產黨所佔領的河北解放區。在解放區中，物資供應雖然缺乏，生活也非常艱苦，但是因為幹部與農民共甘苦，所以農民的士氣很高。韓丁與當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教年輕人如何使用和維修農機，韓丁佩服這些農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認真的學習態度，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寫的《鐵牛》這本書就是記載這一段故事。
1947年秋天，聯合國結束了農機救援的工作，把志工解散送回美國。韓丁決定留在中國，但是農機沒有燃料，無法使用，他只好離開農村的工作，來到山西長治附近的北方大學教英文。北方大學的教職工組成到張莊村的土改工作隊，韓丁要求參加。
【《翻身》——從張莊土改的筆記到出版 】
1948年韓丁跟著土改工作隊的其他教職工一起來到張莊，他踏進的第一家就是後來成了韓丁的好朋友王金紅的家，在寒冷的冬天，這間房子連一扇門也沒有，他一眼望去床上沒有被褥，只鋪了乾草。在此之後的六個月中，韓丁看到張莊的貧農和下中農生活困苦的狀況，和他們對土地改革的支持。韓丁在他的一千頁的筆記中仔細的記下這一場群眾運動，他誠實的寫下在土改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幹部所犯的錯誤，重要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張莊的人如何解決了這些問題和糾正了錯誤，達到最後成功。在1947年的前後，同樣的土改運動在中國廣大農村中進行著，土地改革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從經濟基礎的根上拔了起來，在這場群眾運動中，農民翻了身，這就是為什麼韓丁將張莊土地改革的經驗寫成書出版後，在世界各國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影響的原因。
1953年韓丁回到美國時，正當麥卡錫主義反共的高潮，韓丁的筆記被沒收了，韓丁沒有筆記，沒有辦法寫他的書，就決定到美國各地去演講。韓丁在一年內走遍美國各地，做了三百次演講。每到一站講完後，大家給他湊夠汽油錢，介紹給他去下一站。美國的FBI一路追趕，但是老是遲了一步，他們來時，韓丁已經走了。韓丁在周遊美國的演講時，他發現美國一般人很渴望知道有關中國的消息，他在演講中學會了如何與群眾溝通，群眾熱烈的反應使他認識到他要寫的這本有關中國土地改革的書的重要性，也因此下了決心要向惡勢力鬥爭，拿回他的筆記。
美國的海關沒收了韓丁的筆記，海關隸屬財政部，韓丁告美國財政部侵佔私人財產，兩年後韓丁勝訴，海關通知韓丁到華盛頓去取他的筆記。到了華盛頓，海關的人說筆記已經被參議員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委員會派人拿走了。韓丁只好再重新起訴告美國國會的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也叫Eastland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是麥卡錫主義為反共設立的，它專門對付美國的左派。
在這期間，韓丁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他要養家，還得付律師費，他在費城的碼頭找到了一份維修起吊機的工作。韓丁只會修農機，對起吊機一無所知，他只好自己摸索著，碰到困難就假借上廁所去偷看起吊機結構的書。在碼頭工作的幾年中，韓丁又來惹麻煩，忙著組織碼頭工人。韓丁回到美國後一直支持美國的共產黨，直到中蘇論戰開始，韓丁看見美國共產黨不能獨立思考，只知道跟在蘇聯後面，才放棄對它的支持。
不久韓丁因為被列入黑名單被解雇了，也因為黑名單，所以他找不到其它工作。卡米麗塔在賓州有一塊農地，韓丁決心作農人，靠種地過活。他為了要重新起訴，又要花很大一筆律師費用，韓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用開餃子晚會來募款，韓丁說他們包了好多個餃子。在韓丁從新上訴後，他被Eastland Committee傳去國會作證。這時FBI收集的韓丁的檔案已經有兩萬頁。韓丁被傳去作證的原因是，這個委員會認為是韓丁安排寒春去中國的，而且認為寒春把作原子彈的秘密給了中國。
韓丁為了準備去國會，他收集了Eastland Committee中的幾個參議員的資料，心裡有了底。他每一次講到去國會作證這一段經過都得意洋洋，1999年韓丁八十歲，朋友為他慶祝，辦了一場研討會：認識中國革命，慶祝韓丁一生的貢獻。在大家要求下，他又講一次這段得意的故事。（見每月評論，2003年10月）
韓丁說Eastland committee的幾個參議員做了很多犯法的事，韓丁在三家電視台，六架錄影機耀眼的燈光下，充滿了信心跟他們針鋒相對。他們問他：「你的名字？」韓丁說：「假如你告訴我為什麼招我來作證，我就告訴你我的名字。」。問：「我們關心美國的內部安全，我們認為你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資料。」韓丁答：「我也關心美國內部的安全，但是我認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對美國的安全的威脅要比我來得嚴重。」每一次一個參議員問韓丁一個問題，韓丁就從他的口袋拿出一張小紙條，紙條上有韓丁收集的有關這個議員所作的壞事，韓丁就一個個反問這些議員。沒有人知道韓丁口袋裡還有多少張小紙條。因此第二天，聽證會就搬到一間比較小的房間，也不允許有電視錄影。第三天搬到一間小閣樓，不許新聞記者參加。韓丁說他與這些人對抗的信心來自他在各地演講時，群眾對他的支持。
韓丁終於勝訴拿回了他的筆記，他一邊種地一邊寫書，《翻身》在1966年出版，第一版就賣了二十萬本。其後《翻身》被翻譯成八種語言，在德、日、法、義大利、西班牙和印度（孟加拉）和中國出版，也被英國劇作家大衛?哈利（David Hare）改寫成劇本，在世界各地上演。《翻身》成了美國各大學中國歷史課中必讀得教科書，在世界許多國家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韓丁和他的家人來中國，後來卡米麗塔帶領了一對年輕人去中國各地參觀學習。
【《深翻》——記載張莊集體化的經驗 】
1971年韓丁再度回到張莊，村民見了他歡迎著說，「老韓你回來了。」，「你好老啊。」，「頭髮都白了。」韓丁也發現在這二十多年中，張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深翻》記載了張莊在土地改革後集體化的經驗，跟《翻身》一樣，韓丁誠實的寫下張莊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歷史。韓丁記下了在集體化的每一個階段中所碰到矛盾和困難，這些矛盾和困難又在集體化進一步提高後得到解決。張莊的人信任他，跟他講實話。韓丁寫到張莊農民參予有關集體化事宜討論開會的過程，有時為了決定一件事，花好多時間開會討論，顯得很沒有效率。但是我倒是覺得農民集體開會討論跟他們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是很了不得的發展，那時每到秋收之後，幹部都要向農民作檢討，為他們做的事負責，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也是今天中國農村再也看不到的事。今天中國農村的幹部在沒有農民的監督下胡作非為，他們有些惡行甚至超過解放前農村裡的惡霸。
《深翻》在 1983年出版，那時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過三中全會，全面的農村改革即將開始，韓丁在《深翻》裡雖然認為毛澤東在土地改革後，積極推行合作化的做法是對的，韓丁說：「土地改革給貧農和雇農一股衝力，因此有可能在農村中普遍建立起互助組和合作化這樣集體的生產關係。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完成了這場運動。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就失去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機會，農村的兩極分化和分裂的現象就注定會再一次猖獗起來。」
但是在寫《深翻》時，韓丁沒有看清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路線，他說他知道毛和劉在政治上立場不同，但是他認為不能判斷劉的路線到底是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還是真的要搞資本主義。他說他雖然看到毛和劉在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不知道這樣的分歧只是因為在實行社會主義該採取什麼步驟而產生的意見上的分歧，還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立場而得出不同的路線。八十年代初時，有很多人對鄧小平改革的真相不瞭解，對改革還抱有很多幻想，因此韓丁這樣的模糊的論點無助於釐清當時中國改革的方向。
但是韓丁做事永遠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他認清鄧小平改革的真相後，韓丁勇敢的承認了他以前判斷的錯誤，並且糾正了他的論點。在他為深翻中文版寫的序裡，他說他當初不能瞭解毛所指的阻礙社會主義的對抗性矛盾的意思，他說張莊的領導人，像黨支部的幹部們也不瞭解，但是他說他自己沒有領悟到毛的意思是不可原諒的。他這樣說：「在美國長大，我有許多年與資本主義打交道的經歷，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我極少會有錯的判斷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應該犯這個錯誤），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後，我親眼看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被毀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國資本主義道路」 和「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我以前從來不認為這樣的改變是可能的。1979年以來全面展開的改革讓我醒悟到，我開始明白改革並不是要探索一條對國家發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過錯誤和挫折學到什麼，或者是用各種不同的嘗試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不是什麼：「摸著石頭過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執行一套經過熟思的完整的計畫，這套計畫逐步除掉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逐塊挖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石，而這套計畫是有意識的在貫徹推行的。」
韓丁在序言的最後這樣說：「我如果有現在的認識再重寫《深翻》的話，我就會對劉少奇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體制的論點提出批判。同時我也不會像我以前寫《深翻》時錯誤的認為是封建主義在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會正確的指出是黨內走資派真正的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我也會對在廬山會議中毛澤東對批評他的人提出反駁給以更正面的評價。毛抓住了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沒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全面發展圖片，因此他知道囂張的批評來自何處，和這批評背後的階級立場。總的來說，我會對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正面的評價，對毛一生的貢獻，特別是毛晚年的貢獻做出更正面的評價，因為他晚年的貢獻是最有創造性的，最有遠見的，也是對於人和社會進步的辯證關係探索的更深的。」
《深翻》的中文譯版沒有出版，因此韓丁在序文裡的話也沒有公開，但是韓丁的這些看法在1990年出版的《大回潮》（The Great Reversal ─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中說得很清楚。
在《大回潮》的最後一章中 ─ 1989年6月天安門屠殺，韓丁嚴厲的批評了中共政權。
1966年韓丁在《翻身》的序中說到，《翻身》雖然拖延了十八年才出版，但是它並沒有過時。韓丁過世後，在一篇在印度每月評論中紀念韓丁的文章裡，作者這樣寫著：「韓丁寫的《翻身》出版已經有三十八年了，但是這本書到今天還是及時的。印度倒退的農業仍然籠罩了印度的社會和經濟，印度的人民到今天還沒有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