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運、農業與WTO(一) WTO的障眼法

2004/12/28
清華大學教授

  大家在談全球化時往往只注意到:全球貿易是百年來的舊事而非新聞,卻沒有注意到這一波全球化有其新意:一種類同於「易子而食」的殘酷剝削,卻又能徹底撇清政治責任和道德感。而WTO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在馬克斯和他之前的時代(18、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代),剝削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可以清楚地被配對、指認,甚至於被剝削的標的物也可以被大致上指認出來,所以馬克斯的「勞動剩餘」對他同時代的人可以具有說服力(顯明而易懂),可以吸引一批歐陸精英加入歐共。

  但是,在後現代文化批判的觀察裡:馬克斯時代赤裸裸的剝削已經被隱藏起來,必須換個很迂迴的角度,才看得到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

  在沒有WTO這玩意兒以前(譬如1960年代),政府必須要對國內的社會問題負責,因此剝削有個底線:當貧富不均到讓人不能忍受時,會有政治變革(革命、政黨輪替)來阻止局勢的惡化,甚至逼迫局勢開始改善。藉由這個機制,工人甚至可以用他們的政治力量作籌碼,隨時和資本家談判。所以,沒有WTO這玩意兒以前,民主國家的貧富差距有個無形的底限 ─ 因為國內的剝削有選舉制度作為最後的防線。也因此,1960年代美國的工人可以和資本家分享利潤,以致收入比台灣教授還高。

  但是,資本主義的貪婪是沒有止境的,所以發明了WTO(其實 WTO 這一波全球化的新創機制之一,還有更多隱於無形的機制在推動我底下要說的剝削機制)。WTO的首要任務就是取消各國政府的責任和權力,所謂的「消除一切非經濟因素的貿易障礙」,就是要求所有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談判桌上對跨國資本投降,放棄政府的一切職能(保護弱勢產業和環境),所有內政施為率皆配合跨國資本的需要,以助其遂行全球化剝削(所謂的「全球化佈局」)。

  除此之外,WTO(以及其他機制)更創造了跨國剝削的模式,使得撥削不再需要負任何的政治責任!!!

  假如沒有WTO,當矽谷工程師失業時,他可以怪罪本國資本家,也可以要求政府強制資本家來屢行其社會責任;但是有WTO之後,資本家會說:當矽谷工程師失業時,錯不在資本家,錯在台灣比較有競爭力(也就是錯在工程師);而政府則會說:為了多數人的幸福,我們必須要遵守WTO的協定,不可以介入產業的經營(或剝削)。資本家賺得更多了,但它的政治責任卻完全被解放了!!官商勾結的利益更可觀了,但是政黨與政府卻通通都沒有責任!!!

  WTO就是富人俱樂部:每一個國家最有錢的少數人一致同意交換剝削其他國家的窮人,從而規避國內的政治責任。譬如,美國資本家剝削台灣工程師(並且讓美國工程師失業,但卻不需要負政治責任,所以是用很迂迴的方式逼迫美國工程師把薪資降到接近台灣的程度),台灣企業家剝削大陸勞工(並且讓台灣工人失業,但卻不需要負政治責任,從而逼迫台灣勞工降低工資),全球消費者一起剝削大陸農民,同時逼迫台灣農民把農產品價格壓到不合理地低(然後所有的消費者都沒有道德上的責任),最後則是所有被剝削到無以維生的工人和農民一起剝削沒有聲音的大地。

  這樣消費者不是比較有利嗎?是的,中產階級得利,但是失業的人怎麼辦?而被踐踏的土地開始反撲時,後果由誰去承受?責任由誰扛負?不明究理的中產階級大聲謾罵剝削土地的貧農和工人,從而滿足他們的道德感;而不明究理的貧農和工人則對他們極度貧困中的「犯行」滿懷愧疚。這才真的叫做「為了少數資本家和多數中產階級的幸福,逼得數量不在少數的下階層更加無以維生,且滿懷愧疚」。

  所以,當台灣加入WTO之後,資電產業得利了,有錢用更高薪聘工人,買農產品,但是他不要這麼做。他聘外勞,讓本國勞工失業(或逼他們降低工資),還一邊怨嘆工人的貪婪永無止境:他進口低價農產品,讓本國農業失血(或者逼農民過清貧如水的生活,逼貧而無以維生的人去剝削土地),還一邊咒罵農人沒有環保觀念。而政府則努力地引進外勞,協助資本家重修勞基法,鼓勵農業停產。

  通過WTO的漂白,一切的剝削都被「跨國競爭力」合理化了,所有的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全部都化為輕煙或被極度扭曲,所有的中產階級都覺得幸福得不得了,而且無愧良心;所有被剝削的人也都死得不明不白,不知道被誰剝削了。

  整個後現代文化批判裡(尤其是 Foucault、Bourdieu、Baudrillard)有一個互通且相互呼應、補強的論述主軸:後現代的剝削關係是隱藏的、無法被指認的。所以 J. Baudrillard 提出符號交換理論(意思是說資本家擁有符號的形塑權,他們通過符號的形塑來讓消費者覺得花費很值得,交換很合理、甘願且幸福)。P. Bourdieu 換個方式說,資本主義控制了人「看」的方式,使他自己看到資本主義要他看的東西,並且眼見為憑地真心相信(To see and believe)他所看到的就是全部(或最重要)的事實。

  當右派經濟學家和自以為「理性」的學者用「國家相對競爭力」在合理化國內工人與農民被剝削的處境時,或者當法律學者與「自由派人士」在批評楊儒門事件「其情可憫,其行也不可取」時,我們反而必須要更清楚地看到當代工人與農人被剝削的處境是如何巧妙地被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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