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個社運團體發起「官逼農反，良心無罪」的萬人連署，並以「聲援楊儒門，搶救台灣農業」為號召，12月26日於彰化二林鎮進行全國大會師。此一活動受到來自官方和主流媒體的強力鎮壓，指責社運團體公然聲援白米炸彈客是「助長暴力，無視法治，扭曲價值觀」，會引起社會的模仿效應，是「一種病態的行為」。
然則，楊儒門在民間獲得廣泛的同情，社運團體的聲援行動獲得熱烈的迴響，卻又是不爭的事實。顯見，對於事件的判斷，官方意見與民間信念之間，有相當程度的落差。當局若是只汲汲於對當事人進行司法懲處，而蔑視楊儒門有關「照顧農民，拯救農業」的素樸訴求，那麼，社會的不滿和憤懣無從宣洩，恐怕更將埋下各種形式的抗爭種子。
許多蛋頭學者，乃至自命為「左翼」的資本論研讀者，呼應官方和警方的口徑，輕率地以「暴力罪行」定義白米炸彈案，對於蜂起的聲援活動，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他們難道看不見，楊儒門的行為所揭示出來的，與其說是暴力，不如說是深沉的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如果說是暴力，那麼其間應有「施暴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然則，楊儒門雖然犯案17起，卻沒有具體的受害者。反而在此過程中，長期受壓迫、被忽略的農民，從口水滿天的政治亂局中，竟能浮顯出來，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並開啟了公民社會不同利益團體之間一場難得的省思與對話。農民自覺「受益」於楊儒門事件，應是他們群起聲援的動力。
楊儒門所揭示的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其實是社會關係的組成部分。在工業社會中，常見於勞資之間。僅只擁有勞力的工人和擁有廠房、機器、資金的老闆，其關係當然是不對等的，矛盾與衝突因而滋生。工人因此必須團結在一起，形成工會組織，方才得以運用集體的力量和老闆抗衡，爭取權利，從而創發出新的權力關係。同樣的，當台灣的資本家或其政治代理人結合跨國農企集團，以大量進口的農產品壓縮台灣農民的生存空間時，其間的矛盾與衝突自然浮現。然而，由於台灣農會組織的墮落，長期被地方惡勢力上下其手，馴至成為當權者附庸。楊儒門只好以一己之力，試圖以非常手段，凸顯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尋求既定權力關係的重做調整。
社會既有的矛盾與衝突，唯其正視，方才有消弭或化解的可能；若是一味將抗爭者以暴力犯視之，進而以國家機器的暴力進行壓制與懲處，那麼，真正的階級對抗，恐怕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