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需要實質的轉型正義

2004/12/21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台灣戒嚴時期思想良心犯

  時值國際人權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副總統呂秀蓮公布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被評選」出的「冤案受難者」代表,聞之實在情難以堪。我入獄距今36年,突然被封為「奇案」代表,而與我同案入獄者,除陳映真外,均已不在人世;我在想,難道白米炸彈一案當事人也要等到36年後,才被人們發現他們是獄中的良心嗎?

  我和那些沒有「入選」的上萬思想良心犯,所說所做都不是為個人利益;所堅持的原則和信念不是一時一地,或針對一個壓迫、一種政權;而是終身志業,只有一生的實踐,才對自己有所交代。對我早歲的入獄,我毫無怨忿和悔意,那是暴政下的不可不為,我只有坦蕩與暢然。

  將我點名為十大冤奇案之一,無疑是對其他受害者的貶抑,對他們進行二次傷害。若要平反這些政治受難者,呂副總統除了應訓誡今後當權者勿蹈覆轍,才不忘多少代志士前仆後繼之獻身外;更當有「轉型正義」的實質做法!「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當今國際人權的重要議題(參看:http://icti.org/),但台灣卻幾無處理,甚至沒此概念。

  國際上處理政治迫害「轉型正義」大抵包含司法正義、歷史正義、行政正義、憲法正義、補償正義等面向。其中,司法正義較單純,但「追究政治責任」卻不易;歷史正義是想彰顯當時迫害真相與過程;行政正義卻往往複雜難解;憲法正義較常在結束軍權獨裁統治的國家中出現;而補償正義是最常見的,卻往往被狹隘化為「金錢補償」或「名譽回復」,少能回復到「推想若未受迫害至今應有的實質狀態」上面思考!

  若說我個人被迫害情事有代表性,應非當年涉案龐大或影響深遠,而是思想迫害未因政權更替而消失!我在1983年已獲中研院民族所通過學術聘任審查,卻因政治理由無法受聘,流亡在外;1998年申請回復該院職位,迄今未獲補聘;知識人權繼續受政權的迫害,才是台灣社會未曾消失的怵目驚心之遺禍。中研院案算是單純的,卻在行政體系中被延宕,不見實質的轉型正義;更遑論那些傷亡、流亡與不知在哪的許多受難者!

  出獄至今,在志士們生死與共的激勵下,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有不公不義,我從無猶豫堅持抗爭與異議,今後將有機會回台貢獻所長,如再遭思想迫害,當不惜以老身再以入獄明志。前朝歷史後朝清算,歷史證明多所居心,此絕非社會進步之手段;面對當下乖謬,透過社會運動與集體行動匡正之,才是正途。

  當年我們因關心社會、閱讀左翼書籍入獄,是全球右翼政權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的在地勢力演出;然而,30餘年後民進黨政權從未脫離此霸權結構,甚至更諂媚附和;白米炸彈客恰恰是投訴無門的挺險宣示,他作為不折不扣的思想良心犯,挑戰的正是現今當權者與全球霸權之勾結,其所遭不義與當年如出一轍。黨政者倘不察此民情之突顯,假司法獨立之名繼續迫害,相信無須待來朝清算,即將為社會正義所不容。

  扁政府或其他政團若高舉人權之名大展拳腳,倘真能記取教訓,應以千萬我輩受迫害之事實,警告當局勿再重蹈覆轍,才是功德一樁。祈當權者明白,剃人頭者恆被人剃之,當權者若多行不義,其頭必有為民眾群起剃之的一天;人民有反抗不公義政權的權利,才是實質民主和「轉型正義」的人權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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