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運、農業與WTO(四)一場非關道德的戰爭

2004/12/30

我們會很喜歡看農村微型產業復甦的報導,但自己卻無法掙脫於會讓這種生產模式毀掉的消費行為。最終,我們的消費行為導致都市裡殘酷的職場競爭。我們都是幫兇,但禍首是誰呢?(你我都是幫兇 ■陳豐偉)

  陳豐偉這個農村微型企業的故事,讓我沈思許久。

  故事我就不重述了。精彩的地方,在於又看到了一個案例,說明如果缺乏良好的民主治理機制,積極的國家政策如何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災難!雖然我還不曉得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面的政府方案究竟為何,但大概的猜測,不是屬於文建會的,就應該是屬於勞委會的(還是農委會的?唉,政府方案,多如牛毛)。無論如何,一群來自台北熱心的社區工作者,最後卻與當地的居民不歡而散,這樣的情節,確實怵目驚心。

  陳豐偉寫道:「兩種工作者,一種追求效益的極大化,一種追求自我存在價值的實踐,彼此找不到妥協的空間,最後只好分道揚鑣。」對於近來政府機構所流行的「目標管理」,這可能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示。以數字為績效評量依據的私人部門管理技術,當轉移到公共部門時,是否具有提升生產力與創意的作用?

  其實,並沒有自然而然的答案。上層官員達成計畫的數字目標的壓力,當層層轉移到計畫執行層次的第一線人員身上,就變成了某種「見樹不見林」的狹隘,乃至急功好利。但這些社區工作人員有錯嗎?將手工藝製程轉化成規格化的大量生產,當然在追求短期可見效益的經濟計算下,絕對是「理性」的;但這種以規模經濟下的成本節約取勝的「經濟理性」,卻可能埋葬掉這些農村手工藝企業最重要的長遠利基 ─ 差異化的工序與產品設計。更別說,勞動過程的變化,已經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抗拒(如果要採取標準化的大量生產,何不到工廠?)。

  Making Sense or Making Money?要以手工藝生產作為重建個人認同身份與社區地方文化的觸媒?還是僅僅把它看成另一種方便的生計之道?可能在地方居民之間,也是有爭議的吧。然而,如果政策執行的過程,缺乏了民主審議的機制與由下而上的意見形成,政府施政就缺乏了從這些爭議中來反省現有政策死角與盲點的契機。

  而使人擔憂的,是高層政府官員對「目標管理」技術的偏好,可能會加劇著整個政策執行過程對民眾意見的封閉性。政府看爭取不同政策方向的民眾,是為「噪音」;而民眾看政府,則是既聾又瞎的「黑箱」。公共預算的錢花下去了,但政府不滿意(因為受到民眾抵制),民眾不滿意(因為沒有切合民眾的需求),於是不但在狹義的「經濟理性」層次的目標沒有完成,從更廣闊的角度的來看,對社會整合也是「非生產性」的。

  此時,以譴責「國家暴力」或「結構暴力」之名,「弔民伐罪」的左派知識份子起義正蓄勢待發。我們也可以預期,政府將會以新的積極(active)農村政策來回應。正是在這樣的脈絡背景之下,陳豐偉所報導的這個小故事,顯然還值得我們繼續追索下去……。

  不論是對執政者還是反對者,不論是對政府施政還是民間運動,我們也許都應該問一問李猛 ─ 這位中國的年輕農村口述史研究者 ─ 所問的問題:這些,是在拯救誰的利益?誰的歷史?要如同陳豐偉一般,深入地方的角度,由下而上地重新檢視、評價有關於重建農村、農業的一切命題,當然絕對不比上街頭丟雞蛋來得容易,也多半難以受到媒體喝采或注目,但卻可能更為腳踏實地,也更為持恆有力。

本文同時刊載於作者Blog:InnoNation

延伸閱讀:

尋找農村社區的生命力 ─ 農村重建的經驗思考 ■翁徐得

公民的驕傲 社區走自己的路 ■林照真

拯救誰的歷史? ■李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3年7月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808032.htm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從烏托邦的天堂吹來的風暴雖然冠以進步的名義,但它實際上只是將普通人的生活變成層層疊疊的殘骸。如果我們以為僅僅揭示這一點就能夠拯救脆弱的「歷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單犯了幼稚病,更會在不知不覺中重蹈覆轍,踐踏這些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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