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朱政騏 ─ 回應〈知識的傲慢 手段的潔癖?〉、〈操弄 也需要物質基礎〉二文

2004/12/24
台灣資本論研究會常務理事

  看了朱先生〈知識的傲慢 手段的潔癖?〉、〈操弄 也需要物質基礎〉二文對丁穩勝〈炸彈客 背後深層結構〉、〈捍衛農權≠支持炸彈客〉的質疑,實認為有必要把一些問題說清楚。

  首先,朱先生把前去AIT抗議的簡淑慧被判刑一事與楊儒門的作為等同起來,我完全不同意!表面上,率領群眾到AIT抗議與楊儒門放置炸彈,都是為了抗議 WTO的不當政策作為,但由於他們所採取的手段不同,抗議的對象不同,因而將使得原本的出發點變得不同。放置炸彈,不論是否會引爆(這或許只有專業人士才能評估),會引起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恐慌,原本要達到社會正面關注的效果就此走向反面,更可能讓產官學界對原本就已處於少數的社運界進行抹黑和肅清,這就是為什麼社運界每每進行議題操作時要慎選手段的原因。毫不區分對象性的、表達不滿的行動,尤其是像楊儒門這樣子的情況,可以理解但不能苟同!群眾抗議的手段,訴求清楚,抗議對象明確,以待下一波活動更加喚起民眾,這才是社會運動的王道!手段與目的原本就不能完全切開來看,不能因為動機正當,就把所有手段正當化!

  其次,朱先生認為「我們同樣可以問,台灣農民這種矛盾情節是在何種社會脈絡下被生產出來的?而這就是目前〔聲援楊儒門,搶救台灣農業〕的社運團體所關心的。」這一點如果對照事實,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問題正在於那些號稱社運團體、左派知識份子的聲援者!

  這次出來主導聲援事件的人當中,有許多人對WTO的反應,可以說是後知後覺、表裏不一的。十多年前早就有人一再呼籲台灣的各社運團體和左派人士接觸,大家要及早在輿論上、理論上和行動上作準備,因為這將台灣工農群眾的處境產生重大的衝擊。然而始終得不到這些人的正面回應。即使到了新舊世紀交接之際,當時朝野各政黨都口徑一致地要儘速加入WTO、並且宣稱台灣可望早中國一步加入之時,這些人還是沒有反應,甚至有人還宣稱左派不應該反對WTO:「唯有把市場攤開的世界範圍,資本無所逃遁,才是資本主義存續榮枯的試金石。」(此人現在正是此一聲援活動的講師!註1)正當新世代青年團開始推動「反對米酒不合理漲價」運動,以此喚起大眾對WTO重視之時,能爭取到的支持在「廣大的」社運圈中屈指可數。如今,楊儒門事件發生,這些人突然跑出來,大聲疾呼要聲援楊儒門。為什麼?

  作為社運團體,或者說,左派的知識份子,如果一定要等到像楊儒門這樣的事件之後,才知道要站出來說話,而說的話又只是重覆一些人民大眾的直接感受,那麼,這樣的作為,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已經落在群眾的後頭,已經落在形勢發展的後頭,甚至走向背離群眾的道路。我們可以從這次活動中,針對台灣目前農業問題的訴求,看出其中的蒼白:

  第二條:「白米炸彈」所揭示出來的農業問題,應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並採取更積極的政策,挽救台灣的農業。

  第三條:農業兼具糧食安全、國防安全、生態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等五大功能,所謂「農亡國亡」,古有明訓。台灣進入WTO國際貿易體系,不應以農業為犧牲,更不能成為政府放任國外農產品席捲台灣市場的藉口。政府在對外談判時,台灣的「糧食主權」應受到合理的捍衛,我國農民的生計活路不能淪為國際強權夾縫下的祭品,更不容成為野蠻市場或買辦外交的賭注。

  在這兩個訴求中,前一個訴求像是想要說什麼,卻什麼都沒說:楊儒門事件到底揭示了什麼樣的台灣農業問題?不知道。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叫做積極?不清楚。那麼如何挽救?不要問!後一個訴求比較像是立場的宣示,而非具體的訴求,可是仍然極其含糊:先不管這五大安全是否「古有明訓」(我就不信古人早有現代的生態觀和國防觀),先看「糧食主權應受到合理的捍衛」,實質上代表什麼意思?如何在這句話中判斷目前的哪一個政策是合理捍衛或不合理捍衛?完全不清楚。「我國農民的生計活路不能淪為國際強權夾縫下的祭品,更不容成為野蠻市場或買辦外交的賭注。」台灣的高經濟作物和和糧食作物,在面臨WTO的衝擊下,命運大不相同;糧食作物中,高價米和平價米之間的遭遇也不相同,三者之間甚至有相互的排擠性,不是「農業」一詞可概括的。又,市場又怎麼野蠻了?外交又如何買辦了?可能有其道理,但是看不到。

  如果我們深究為何會有此一情況的出現,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無法對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及未來走向(包括WTO所帶來的衝擊)有效掌握,因而表現在訴求上的蒼白。他們自始至終在口頭上強調左派理論的重要性,但卻一直不肯真正在左派理論上下大功夫,總覺得這是一種瑣碎事,知識份子不該「坐議論談無人能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相反的,應該趕緊行動,而且首先是行動。然而,如果不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不理解WTO對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不理解工農群眾未來將在何時何地、在什麼樣的政策之下、會變成什麼樣的處境,用嗅覺代替具體分析,用直覺和道德上的正義感引領自己同時也要求別人參與,那麼這又何異於跟著感覺走、盲人騎瞎馬?如何能讓大眾信服這樣的行為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這樣的表現豈是現代社運團體和現代的左派知識份子所應為?

  如果這些人在這些年之間真的體認到WTO對台灣工農大眾的災難,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先不說他們後知後覺,趕緊共同為工農權益奮鬥要緊!可是事實又不是這樣。他們的宣稱與他們的活動表現,與實際的作為又完全是兩回事:這一次的「聲援楊儒門」行動中的主事者,有人在這些年之間,為朝野各政黨出謀策劃,為其奪取政權或保衛政權而出力;有人則遠赴對岸為台灣的經濟作物在中國打開市場,卻對真正的糧食問題不聞不問。現在出來聲援楊儒門事件,宣稱他是良心犯,要求政府重視糧食安全等五大功能。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訴求背後,我們要如何解釋他們的言行不一?他們又有什麼理由要求人們對他們的活動產生信任?

  因此,真正把楊儒門事件看成奇貨可居、見獵心喜的,在我看來,正是這些道貌岸然的傢伙!

  至於朱先生認為社運團體看在楊儒門反WTO的份上,因而在道義上,應該給予聲援。既然主事者盡是這一類的人,用講道義就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了。真要講道義,真要直指道義的核心,還是好好冷靜下來,把台灣在WTO架構下各種工農大眾所遭到的苦難和問題逐步理清,尋求真正的解決之道吧!

註解:

註1:請參見何青〈評蔡建仁的「轉關」社會主義 一~十 〉

本文轉載自新世代青年團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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