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彈客 背後深層結構

2004/12/18
台灣資本論研究會秘書長

從白米炸彈到火車站炸彈,台灣社會歷經一連數起炸彈客事件震撼。昨天,隨著火車站炸彈客嫌犯的落網,案件本身似乎告一段落,但其背後所凸顯的社會問題才正要發酵。

借鏡其他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地區之經驗,諸如縱火、放置炸彈、施放毒氣…等公共危險行為,已屬於主要的犯罪型態。在台灣逐漸純化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這類案件也恐將層出不窮。遠的不說,立委大選前的火車站炸彈客,不也因為白米炸彈客落網後所受到的社會重視與輿論禮遇,而對其有所「啟迪」與「鼓舞」嗎?

然而,抽去兩個炸彈客個別的犯行動機與其他微觀的心理層面不說,把這樣的控訴行為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脈絡中,可以耙梳出若干共同性與結構歸因。

首先,嫌犯不會是「原生的」社會邊緣人(這類人連求生存都很困難),他們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與技藝水平,對社會問題多有怨言,但因為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的根本矛盾,通常情形,民眾缺乏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力,卻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忍受政客與媒體的疲勞轟炸。就因為這往往也是一般民眾的心聲,因此,炸彈客通常會透過一連串強烈的自我暗示來使自己扮演弱勢的代言人、正義的化身,並且選擇一種驚天動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社會與國家機器的控訴。

這種控訴,乃是以不特定多數人為恐嚇與攻擊對象,一方面製造民眾的恐懼,另方面利用民眾賭濫當權者之情緒,反覆操弄這種矛盾情節(或稱作集體的斯德哥爾摩情節)來大量佔有媒體版面,以求引起廣泛討論與注目。這無疑是炸彈客、縱火犯所追求的,一種靜默且粗暴的發言權力與詮釋權威。這種弱勢發言權突起與資產階級主流詮釋權壟斷的競逐關係,恰好處在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態,受傷的永遠是廣大的人民大眾,結果將是一個撕裂的社會。

部份社運人士不察炸彈客事件背後的反動性質,將楊儒門捧為捍衛農民權利的俠客、拱做反抗WTO強權設定的英雄,這種做法,打著政策檢討的旗號,卻合理化了白米炸彈客行為背後的反社會、懦弱與傷害無辜…等可苛責性(別忘了,放置炸彈之地點,都是一般社會中下層受雇者階級出入的場所)。但是如此是否會獲得民眾的支持?恐怕有待商榷。

台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尚未加入前就已開放歐美動物臟器的進口,犧牲了台灣農民的利益,隨後又通過多項法令,例如菸酒稅法,讓民生物資如紅標米酒,在不合理的稅制下價格飆漲,造成喧騰一時的米酒風波與假酒殺人事件。這時候,相對於國際間沸沸揚揚的反全球化行動,台灣人民卻沒有大規模的反抗行動。社運團體在這時候,也缺乏對時局的分析與論述,以致無法起帶領作用。

以白米炸彈事件為例,它不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當政策下,第一個反抗行為;更不是第一個遭到司法追訴的行為人(注意是行為人,卻不一定是良心犯)。兩年前,行政院顧問簡淑慧組織抗議米酒不合理漲價行動聯盟,為了抗議美國在WTO談判桌上對台灣施壓,造成紅標米酒不合理漲價,率眾到美國在台協會抗議,遭法院以違反集會遊行法判刑確定。想當然爾,這種公開對抗威權的行為,因為缺乏戲劇化、驚悚化以及腥羶色等要素與精采度,自然不會獲取媒體與一般大眾的青睞。

我們自然希望更多人用生命、自由、青春、熱血,正正當當、大步邁開地改造社會,但我們反對炸彈客這種畏縮閃躲於幕後卻以民眾安全為肉票的犯行,況且,這種沒有論述只有憤怒的行動,短期間雖是話題焦點,長期來看卻不會有感染力與影響力。

操弄對立、撕裂社會團結的政客,與放置炸彈、製造社會恐懼的炸彈客,在我看來,一樣具有可責性,一樣在撕裂台灣的社會聯繫,一樣是阻斷進步意識的萌芽,並且妨礙了社會重要議題的慎思雄辯。不管是為了農民的利益,還是為了政治訴求,都不應該透過這種只見憤怒卻不見分析、惹起注目卻缺乏論述、號稱正義卻枉顧無辜…等個人主義行為與手段。

同樣是對國家或者政策的控訴,不同的是,社會運動要以客觀分析社會為基礎,引領並組織進步力量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以及服務人群,亦即在惡性循環中尋找良性啟動的契機,而不是分享炸彈客頭上那一頂反動的桂冠與錯誤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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