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圳富士康廠擁有四十餘萬員工，是全球最大的電子製造業工廠，龐大規模使得工廠經營宛如一座城市的治理。該廠員工個人在外面租屋者，不及一半。農民工充作底層勞動主力的富士康深圳廠，主要是以工廠宿舍作為工人住房，且將之納入管理體系，管理價值擴大滲透，是住民不得不遵循的律法，連日常生活文化都直接納入成為工業化管理體制。就在這樣的工作與住宅狀況下，富士康工廠宿舍在2009年至2010年間成為連續跳樓悲劇的案發現場。

本文以深圳富士康廠的勞工宿舍，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座落廠區內／外宿舍，和廠區周圍的「城中村」出租屋，共同形構出什麼樣的工人住宅狀況。工廠空間配置包括了工作區和生活區，工人們的生活空間被圈入廠房，是沒有隱私的空間，屬於資方完全支配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安排，配套著冗長工時、極化的薪資結構，建構出身體／心理／社會全面監控的時空控制網絡。所謂的為員工謀求福祉，完善生活的“包吃包住設計”，是必須重新質疑的異化空間(alienated space)。本研究認為，從富士康案例，可以反省工人住房的集體消費問題上的放任政策與地方國家角色，農民工沒有能力進入住宅市場完成商品之消費。他們主要進入宿舍，或是成為城中村的承租者。前者，工業資本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住房的壟斷供應者。農民進入廠區龐大生產與再生產體系的宿舍化工人住房，宿舍，既是有效率勞動力再生產的管理工具，又是馴訓(discipline)年輕二代農民工的空間。後者，居住在城中村內的富士康勞工，處境也不見得好，高建築密度、公共設施不足和漲薪前預漲的房租，都讓他們成為社會排除下斷裂城市的空間碎片。這裡是碎片空間。富士康工廠及其周邊城中村確實是快速營造形成的龐大聚落，卻是沒有市民的城市。

關鍵字：農民工、都市集體消費、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工人住房政策、富士康宿舍、城中村

 

內容

1.研究的問題

2.分析性假說

3.批判的分析

3.1 看見危機

從「住房」到「跳樓」的空間轉化

3.1.1. 跳樓與改變

3.1.2. 社會變遷與空間轉化的理論啟示

3.1.3. 這是誰的危機？

 

3.2勞動者時空控制網絡的資本家治理術

3.2.1. 連續跳樓事件的基礎分析

3.2.2. 編入生產體制的工人生活空間

3.2.3. 從階級／性別隔離的空間治理到碎片化工人社會之形塑

3.2.4. 薪資、工時與空間共構的勞動者控制網絡

3.3城中村圍城的電子代工帝國

3.3.1. 從荒蕪中崛起？

3.3.2. 都市化的再詮釋

3.3.3. 從“城圍”到“圍城”的城中村

3.3.4. 失地農民vs.進城的農民工

3.4富士康＝基礎設施私有化的斷裂城市？

3.4.1. 都市集體消費和基礎設施私有化的理論回顧

3.4.2. 富士康員工集體消費的環境分析

3.4.3. 空間再形構：富士康的全球連結／社會排除

4. 結論

參考書目

深圳富士康廠的員工宿舍是連續跳樓事件發生的現場。這些現代化設施的集體宿舍作為薪資勞工的生活空間，原本是企業主確保生產管理的效能，彰顯其”包吃包住”員工福祉的絕佳展示。如今它們卻成為工人自殺首選的地點；廠方還需後續防範，不要再成為他(她)們未來尋短的場所。自此，富士康員工宿舍在公眾心目中留下沉重印記，更和密集慘劇的驚駭社會意象直接劃上了等號。

「他們為什麼會自殺?」這是各界對於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普遍萌生的疑惑。有不少人歸究個人心理因素；或者強調，那是85後、90後的第二代農民工抗壓性不足，才出現極端的自傷行為，是世代差異使然。但是我們應先認識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的社會結構變遷；以及和跳樓農民工身處同一勞動體制，中國數十萬科技代工的製造業大軍，在後工業年代的資訊社會中，勞工階級意識的再形構，方能窺知弱勢工人的勞動處境。然後聚焦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關注富士康工人的生活面向，尤其是他們在都市生活中如何獲致集體消費的需求？這可說是和勞資生產關係並行，又和爭議的中國農民工政策相互糾葛的都市議題。

1.研究的問題

本論文意圖探究，富士康用來安頓工人生活的宿舍“住房”，為何成為員工連續跳樓的危險

“自殺空間”？ 除了觀察勞資生產關係，以及兩者可能產生的階級矛盾，這也是個和空間／權力有關的都市問題。我們主要以深圳富士康廠的工人住房，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座落廠區內／外的員工宿舍群，以及周圍的城中村出租屋，形構出什麼樣的住宅狀況。這些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如何分化，其空間表現和富士康勞資關係又有何干係？甚而，表面看來是為謀求工人福祉，強調“包吃包住”完善生活設計的富士康宿舍體制，必須重新質疑：

1.1納入龐大廠區的富士康員工宿舍，能否滿足勞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需求？這樣的勞動力再

生產空間形塑出怎麼樣的生產體系和勞資關係？

設置在廠區外的富士康宿舍，則大多座落在急遽都市化下特殊形成的城中村，以及電子代工帝國的生產核心帶之間，居處地理中介位置。這篇論文另一發問重點是：

1.2座落廠區外的富士康宿舍以及納入非正式部門的城中村出租屋，對於富士康勞工和在地社群之間關係的建構，產生了何種影響？尤其，城中村可提供廠外居住工人怎麼樣的社會−空間功能？

一旦我們將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的住房分析，擴大為都市問題的政治性探討，勢必深入追究：跨區域、跨省份、跨城鄉流動的農民工，供給富士康大量而廉價的底層勞動力，是該企業在全球生產鏈中越界連結的關鍵性人力資本。然而弔詭的是，保障世界工廠廉價人力優勢的城鄉二元化，本身又是個排除性制度，即使在地理上集中的富士康農民工，是工廠地區都市化的具體表達，他們依舊沒有市民身份。也因此，市民社會通過維權，集體爭取都市服務的空間運動形式，在他們處境裡更不易見。

1.3不過，若從被城市排除的農民工身份，來理解富士康勞工象徵性的“連續跳”，他(她)們的個體自殺行為，是否和當地少見的都市社會運動，產生出意義的連結？這是本論文關注的重要命題。

再者，從富士康的個案分析，或可窺知在工人住房的集體消費問題上，作為地方國家(the local state)的中國地方政府迄今扮演之角色。經濟自由化的託辭，往往使得“地方國家”徒具企業主義招商引資，鼓勵積累的工具性作用；加上，深圳地方政府權責下的都市規劃，不易跨越城鄉二元化的巨大歷史矛盾¹。審視深圳作為中國經濟開放改革的前哨，磁吸大規模城鄉移民，充作世界工廠生產亟需的勞動力。然而只要農民工繼續沒有市民身份，私人資本的工廠管理就具有正當性，可替代都市規劃追求公益的實踐，勞動力再生產因而臣服於積累驅力，這也是他們在富士康體制內生活的主要選項。因此我們還要追問：

1.4接收新自由主義的地方國家(the local state)，針對富士康農民工的城市住房需求，採取了什麼樣的公共治理政策？如此政策伴隨富士康生產地理的急遽都市化，對於勞工的居住權又造成了什麼衝擊？

以及，1.5深圳城市是否有必要透過具正當性的政府干預，也就是都市規劃，提供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必要的都市服務？

 

2.分析性假說

從上一章節的研究問題討論，本論文可歸納出下列三個分析性假說：

2.1納入生產空間的富士康員工宿舍，是私人的工業資本從事勞動力再生產的管理工具。

2.2勞工住房的工廠宿舍以及城中村出租屋，同是中國快速都市化的社會產物，富士康員工選擇在這些地方連續跳樓，是階級矛盾的空間表現。

2.3深圳富士康廠是一座沒有市民的城市。

 

3.批判的分析

3.1 看見危機

從「住房」到「跳樓」的空間轉化

3.1.1. 跳樓與改變

「跳樓後，工人就”屌”起來了。老大怕自殺，不敢管太多。」²

 

富士康流水線上工作的普工³被老大”屌”，是司空見慣的事，受到辱罵管理的勞動經驗，因而反映在車間流行用語裡。無奈基層勞工日常只有挨”屌”的份，那裡有”屌”人的餘地？女工形容工人們也可以”屌”起來，意味勞動社群對上司威權的反制，是以某種隱晦的方式發動了。且員工連續跳樓事件後，富士康廠方對於新世代普工的管理被迫稍有調整，工友們也意識到，那是自殺者的犧牲行動，讓廠方承受莫大輿論壓力，方使得他們的基層權力開始抬頭。

「我和同事都在說，要給那些跳樓的人燒燒香，沒有他們，我們就加不了工資。平時沒什麼動靜，（公司）也覺得我們就沒有什麼想法了，這樣也可以了。」⁴同一期間其它工人訪談紀錄，不乏類似印證。即便有工人應和，同儕者跳樓不幸，主要肇因個人問題，卻不得不認可連續跳樓造成的體制衝擊。跳樓者有所”動靜”，表達了”大家共同的想法”，形同爭取勞動權益的群起抗議，結果則對廠方產生一定施壓效果。2010年7月間受訪的富士康工人不約而同提及連續跳樓帶來的改變。

 

生活食宿方面：

「跳樓發生以前，舍監要來查房，我們如果不開門，就乾脆強行進來。我們若是自

個兒私下洗衣，就強行收走，要是再不聽勸改正，就要記小過了。至於跳樓事件發生

後的現在，我們就都天天自己洗衣服了。」⁵

「工廠食堂過去沒電視看，跳樓後就有了。」⁶

「工廠給的(普工)住房補助，以前是每個月120元；5月以後，才調增為150元。」⁷

 

職場管理方面：

「最近兩個月進出工廠的檢查鬆了一些，原來都要掃瞄是否帶金屬，現在我們車間

不用掃描了。我們可以帶手機進廠，休息時間玩玩手機。」⁸

「以前離崗的時間是15分鐘，但是根本不夠，我要進到車間脫無塵衣，再出車間，

走一段長廊，一上完廁所就要回來，再進到車間穿無塵衣，剛剛好15分鐘，跳樓事件

過後，就改成20分鐘了，比較充裕點。」⁹

 

工作條件方面：

「廠方管理改善以前，別的車間女孩確實有些強迫加班情形。…每當趕工忙碌，生產時間急迫的期間，若有同事想和朋友們一起出去玩，都不行。通常一個星期休一天，但是因為生產線不能停，如果忙不過來，就不允許下班，也有一個星期全不休的情形，甚至一個月全不休，也有可能。不過這樣情形在最近一個月是有改善了。」¹⁰

「(觀瀾廠)沖壓車間的工人在跳樓事件之前並沒有任何環境補貼。但是在跳樓事件

後，工會、街道、社工和心理學家在車間了解情況時，工人們提出了這一問題，因而工

廠同意8月份在沖壓間安裝空調，並從7月份起給沖壓車間操作機器的男工人一個月一

百元的環境津貼。但是同樣身處這一環境的女工人則不享受這一待遇。」¹¹

 

但是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帶來的改變，未必獲得工人正面評價，也不一定讓他們有實質受惠的感受。除了上述沖壓車間增加的環境補貼，因性別分化造成不平等；也有受訪普工透露，6月份調薪後，收入變化不大。他表示：「自從底薪調漲後，加班工時也跟著控制了，結果收入和以前是一樣的。

¹²更有工人分析，調薪後卻面臨「單位時間的產量卻猛增，原來6天的活要求你5日幹完，企業不會傻到因為限制工人加班而不按時完成訂單。也就是說，訂單沒變，生產時間縮短了。…工人實際上承受更大的剝削。」¹³。另有富士康工人表示，7月份薪資調增後，廠方卻同步取消了工人的年資津貼和季度獎等福利，故而被批評為“明升暗降的漲薪”¹⁴。況且，即使富士康高調宣佈普工大幅的漲薪，離底層農民工在深圳“站穩腳根”，滿足“體面生活”所需的都市消費需求，還有一段差距¹⁵。

廠方加裝的防跳網也具體成為新的空間標誌，更強化了宿舍空間不再是個安全居所的社會聯想。雖然從管理階層角度，那是個保護員工的措施，然而住宿者非但

領情，還更加深被囚牢意識，是管理者／被管理者之間空間矛盾擴大的表徵。「有天網、地網、人網；兩棟宿舍樓之間、車間兩棟之間都拉上網、窗戶上也有網；每一層樓門口24小時有兩個把守，這樣不好…

¹⁶、「想飛都飛不下來

¹⁷。廠方保護措施形同監視系統，富士康員工宿舍從解決勞動者居住需求，安頓工人生活的福祉“住房”，轉變為公開“跳樓”，接續引發外界注目的危險自殺場域，確實出現了空間意義的重大轉化。

 

3.1.2. 社會變遷與空間轉化的理論啟示

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提出的“社會空間動力”(social-spatial dynamics)¹⁸概念，是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用來分析具體都市情境的重要建構，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都市過程觀點可以實際互通¹⁹。尤其此“社會－空間動力”強調都市形式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空間轉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著重的是行動者，以及充滿衝突的社會政治過程。

本論文以富士康工人住房作為分析對象，將它視作都市問題，自是關切這些住宅作為城市營造環境的特定形式，和所在社會的結構變遷有何關係？這兒借用“社會－空間動力”概念，解讀富士康員工宿舍在連續跳樓後的空間轉化，目的就是要揭露這個不斷衝突的社會政治過程。甚而，當它和全球資本主義穿透的都市過程產生概念性連結，更涉及了積累和階級鬥爭。可以說，連續跳樓的富士康工人，正是在勞資階級衝突和全球資本帶來“創造性破壞”的矛盾社會結構下，歷史地成為促成空間轉化的共同行動者。

進一步推衍，空間是社會的表現，因連續跳樓導致空間轉化的富士康工人宿舍，也預先帶來了富士康工人社會改變的第一道曙光。這正足以解釋，為何富士康員工宿舍從資本家營造工人住房”的福祉假象，轉變為表現“跳樓”工人內在危機，曝露階級矛盾的自殺空間。住房歷經空間意義轉化的同時，亦開始微幅鬆動資方追逐利潤極大化的生產管理機制。這整個宿舍空間意義轉化的都市過程，猶如透過特殊形式而推進的都市社會運動，某種程度呼應了柯司特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是促進都市意義再界定的社會變遷之先聲。

 

3.1.3. 這是誰的危機？

與其認定工人連續跳樓的施壓，帶來富士康勞動生產與宿舍生活管理體制的人性化調整，不如說，那是特定空間場域裡，一連串危機曝露－而被看見－的社會演化過程。持平檢視，這些連續危機和資方回應的結果，和(再)生產體制內在矛盾的澈底改變，還有一段遙遠距離。甚且回到問題核心，被看見的，最不可輕忽的，究竟是誰的危機？以及，誰又是這場空間危機中的行動主體？

歸納這個問題可從三個層次分析：首先，連續跳樓成為公共事件以後，一般可見的是富士康電子代工生產體系和它所連結全球商品鏈，共同面臨了形象挑戰的企業管理危機，且有可能擴大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供給危機。再者，“連續跳”作為集體性行動語言，是沉默勞工用他(她)的社會身體，表達所屬勞動社群陷入危機的共同困境(等同於勞工階級的內部危機)。一旦富士康員工跳樓的社會解讀，導向個人因素的零星個體行為；這樣的分析觀點就被弱化，甚至消音了。甚而，即使富士康農民工是城市的暫時人口，他們在都市特定營造環境(工廠宿舍或城中村租房)的連續跳樓，不可迴避地屬於都市問題，是都市危機的空間再現。且在政策層面上，某種程度挑戰了地方政府的空間治理邏輯，或可能持續演變為政治問題(雖然尚未擴大為政治危機)。

基於如此論點，本研究再度借用柯司特都市理論²⁰，期能透過他的危機概念，檢視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所蘊含的都市危機。柯司特的都市研究聚焦都市問題，強調那是社會衝突導致都市危機，才後續激發危機下的社群動員，帶動一波波都市抗爭。甚而它們可能進一步形成空間改革取向的都市社會運動，終究帶來澈底的社會改變。審視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這個特定社群在特定都市空間中“連續跳”，可解讀為階級衝突下的都市危機使然。不過，在工人“連續跳”，且透過傳媒，讓危機被看見的同時，我們卻仍須釐清：柯司特所預測，從社群動員到都市抗爭，再發展為空間改革的都市社會運動，是對都市危機積極回應，“典型化”的草根反抗。然而它為何沒有明顯出現在富士康勞工跳樓的社會過程中？況且除了結果並未真正帶來澈底的社會改變，“連續”跳的過程是否稱得上另類形式的“社群動員”，亦可能有所爭議。但是如前所分析，跳樓現場的富士康工人宿舍作為都市營造環境的一環，確實出現了空間意義的轉化，正如柯司特所強調，那是代表支配階級利益的行動，以及伴隨而來草根抵抗的挑戰，才共同形塑了都市空間的轉化。換言之，工人連續跳樓作為某種形式的“抗爭”表現，無庸置疑是個草根抵抗行動，也迫使資本家開始修正(再)生產體系的工人薪資分配與管理制度。

然而仍須追問，富士康工人究竟身處怎樣的生產關係和勞動力再生產體制，才不得不採取連續跳樓的極端形式進行抗爭，讓世界看見他們個體(同時也是集體)的生存危機？以及，假如他們面對的危機是不折不扣的都市危機，富士康工人藉由跳樓而曝露的都市議題，理應如柯司特所揭示，位居當代政治衝突的最前線。然而，為何他們如此激越行動，還是無法有效演化成更具公共政策針對性的都市政治危機？再者，這種特殊形式的都市社會運動投射在工人政治上，明顯產生了局限性，這是否和富士康農民工不具市民身份的歷史矛盾有關？這些不可忽略面向是後續章節探討的重點。

 

3.2勞動者時空控制網絡的資本家治理術

 

3.2.1. 連續跳樓事件的基礎分析

富士康員工在工廠宿舍自殺，並非這一、兩年才有的事；尋短者的行動模式，也不是只有跳樓一途。類似事件的發生可回溯到2007年6月18日，曾有來自杭州的女工，在廁所內上吊尋短。且就在2010年5月底，該廠勞工密集跳樓引發媒體追逐報導的尾聲，也有一名男工跑到廠內宿舍樓頂，割脈自殺未遂。不過就該廠跳樓事件的時間分佈來看，從2009年7月中旬到2010年5月底，還不到一年期間，富士康至少出現了18起員工自殺案例(參考表一)，且大部分密集發生在2010年的3月到5月中間。針對自殺事件的時間連續性，廠方歸咎是媒體大幅報導的負面渲染，才誘發年輕工人的自殺潮。顯然工廠資方在事件危機處理中，極力逆轉“富士康管理肯定有問題，否則不會出現那麼多跳樓的…，管理太嚴了”²¹的類似質疑。

就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統計，不僅這些富士康員工的自殺主要採取跳樓方式，也多數在深圳關外的龍華、觀瀾這兩大廠區工作；跳樓者年齡分佈則從17歲到25歲不等，等同85%富士康員工所涵蓋年齡層，平均年齡則在20歲出頭；至於性別比例是男工居多。這些跳樓者全是城鄉移民的農民工，職位背景則含括本科畢業的新幹班成員，以及入職未滿一個月的流水線普工。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富士康廠共計40餘萬員工，其中龍華廠區員工數30多萬，三倍於觀瀾廠區的10萬員工(3:1)，但就跳樓人數的廠區分佈分析，卻是3：2，顯見觀瀾廠區員工在壓力下跳樓的驅力，大過於富士康總部所在的龍華廠區。富士康跳樓者選擇自殺的地點和其空間區位的分佈，亦待進一步探討。工人跳樓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員工宿舍，其中位在廠區內的，所佔比例最高，然而租住在廠區外城中村(比如，龍華區水鬥富豪新村、觀瀾區樟閣村)的，也不能完全倖免於跳樓的壓力。

 

表一、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一覽表

 

日期	工作廠區	性別	名字	事件發生地點	年齡	籍貫
2007/6/18	?	女	侯姓	工廠宿舍廁所上吊	?	浙江
2009/7/16	觀瀾園區	男	孫丹勇	租住房屋的十二樓(註:管區觀瀾福民派出所辦案)	25	雲南
2009/11/04	龍華園區	男	譚國喜	廠區D區(D10,D11邊)11樓五樓樓頂	23	廣東 雷州
2010/1/08	廊坊園區	男	榮波	八樓跳下	19	河北
2010/1/23	觀瀾園區	男	馬向前	富士康華南培訓處(中心)的宿舍	19	河南
2010/3/11	龍華園區	男	李姓	從生活區五樓墜落在大潤發超市前	20多	河南
2010/3/17	龍華園區	女	田玉	百和園女舍三樓	17	湖北
2010/03/23	廊坊園區	男	李傳	五樓跳下	23	河北
2010/3/29	龍華園區	男	劉志軍	J1宿舍14樓(下面食堂)	23	湖南
2010/4/6	觀瀾園區	女	饒淑琴	C8棟宿舍七樓	18	江西
2010/4/7	觀瀾園區	女	寧姓	廠區外租住宿舍	18	雲南
2010/4/7	觀瀾園區	男	?	觀瀾樟閣村租住	22	?
2010/5/6	龍華園區	男	盧新	廠區外租住宿舍(從VIP招待所六樓的陽台跳)	24	湖南
2010/5/11	龍華園區	女	祝晨明	水鬥富豪新村(出租屋住所八樓頂)	24	河南
2010/5/14	龍華園區	男	梁超	北大門外福華宿舍樓七樓	21	安徽
2010/5/21	龍華園區	男	南鋼	從F4棟宿舍樓頂	21	湖北
2010/5/25	觀瀾園區	男	李海	觀瀾樟坑徑富士康華南培訓中心C4樓 (從五樓越過欄杆跳下)	19	湖南
2010/5/26	龍華園區	男	賀姓	C2宿舍7樓陽台(大潤發商場前) (D2宿舍樓宿管辦門口見一倒地)	23	甘肅
2010/5/27	龍華園區	男	陳姓	C棟宿舍E樓頂	25	湖南
2010/07/20	南海園區	男	劉姓	樓上跳下	18	河北
2010/08/23	昆山園區	女	劉明	三樓跳下	23	江蘇
2010/11/05	觀瀾園區	男	賀姓	C區職工宿舍樓墜下	22	湖南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3.2.2 編入生產體制的工人生活空間

從瑪西(Doreen Massey)的勞動力空間分化(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理論²²延伸，分析富士康工人在廠區內、外宿舍，以及廠區周圍城中村的居住空間分化，正表現出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廠方資本體制的差異政治操作。同時，勞動力作為決定因素，富士康工人在居住區位分化的變遷過程中，亦扮演積極的行動者角色，具有反抗的潛力。本研究並且發現，富士康工人連續自殺事件顯現出來的空間區位一致性，和工廠宿舍的空間制度導致工人生活全面編入生產體制，勞動個體陷入資本家支配的時空控制網絡，空間權力不對等，終究引發被壓迫者的反抗有關。

富士康工人的”連續跳”，主要發生地點是在工廠宿舍。富士康深圳廠自建的員工宿舍共計33棟，入住員工數約22萬，佔員工總人數的一半；在廠區外的租用宿舍則計有120棟²³。且根據今年10月份公佈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富士康員工在廠外租屋居住者佔45.6%²⁴。總括有過半富士康員工，住在工廠宿舍，然而跳樓者中，就有高達七分之六，是從工廠管理的宿舍一躍而下。就有工人認為：「若住廠區內宿舍，走到廠區外要花半個鐘頭，生活範圍大多會局限在廠內，這樣很悶，『覺得大多選擇自殺的人，都是住在廠區宿舍的』。」²⁵

深圳富士康員工宿舍劃入工廠的區位配置，遂使得超過20萬工人的隱私生活，澈底圈入廠方支配的地界。可以說，工人宿舍儼然隸屬工廠工業工程(以下簡稱IE)²⁶管理的社會範疇。

 

「宿舍嚴格管制進出，只有住百和園的，才可進入，大門通行需刷卡，住在別宿

舍的其它工友，也不能進。」²⁷

「只要你三天沒刷卡，宿管員就認定你這三天都沒回到宿舍住，會要你退房搬走。」²⁸

「宿舍不可以帶吃的東西進去，連自己的東西要帶出來，都還要經過『放行條』的

程序。」²⁹

 

比照高新技術的保密文化，富士康宿舍也有嚴格門禁制度。住不同宿舍的工人，不可能互相串門；把外面的人帶進宿舍，按規定是要開除。刷卡機器對住宿者進出的識別感應，加上相應的懲戒規範，竟成為資訊時代無所不在，對個體隱私生活的空間監視技術³⁰。

 

擴大尺度來看，以深圳廠為例的富士康體制，讓原本歸類在生產區域的工廠園區，也涵蓋了生活區，工作區車間，有工人白／夜倒班，24小時全天候地上工，讓組裝線分秒不停地運作生產，以極大化效率，完成全球電子訂單的代工製造。生活區中，作為勞動力的員工從食衣、住、行到育樂，所有民生必需都統籌帷幄在生產基地的管理者手中，按媒體³¹形容：「幾十萬人生產之外的生活，全部由李負責，有人戲稱他為“富士康市市長”。然而，這位“市長”對工廠生活區的規劃投資，勢必考量整體人力成本的管控，以符合創造極大化生產利潤的最高產業原則³²。富士康廠員工生活區的管理，除了服膺工作部門的準軍事管理，講求紀律與監管；也必須採取IE管理準則。而本質上，它還是以資本家利益為依歸，最終是要維持全球資本主義的有效運作。

分析富士康管理者針對勞動力社會再生產的空間設計，IE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一種權力的形式³³，可強化管理階層對榨取更大勞動力的認同。龍華廠區也有500多台戶外電視牆的公共設置，遍佈它的工作區和生活區。這樣的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器，可在大螢幕上不時播放富士康電視臺(Foxconn TV)自製的公司新聞。至於“郭台銘語錄”/font>³⁴幽靈般無處不在的鑲嵌，更是富士康廠內最具空間競爭力的社會再生產工具。

「食」的方面：富士康包“吃”包住，面對數十萬員工集體用餐的龐大供給需求³⁵，不得不仰賴標準化的IE管理流程和成本精算術。龍華廠區內的超大員工食堂至少10間；廠方宣稱亞洲最大的中央廚房，更是投資上億人民幣建成，面積約1.25萬平方米的巨無霸廚房。該廚房如同工廠一般生產部門，必須有明確的產能規劃，每一條線皆要求每餐產出6萬份員工餐食的最低產量。富士康員工必須排隊，刷卡吃飯。有女工自述：「車間上工以外，我不是在食堂吃飯，就是在宿舍裡睡覺，…對我來說，就像古代的三宮六院，…(電子廠)沒有自由，沒有自己空間，…，但裡頭可是競爭激烈。」

³⁶解讀她的環境認知，工廠內沒有自由、沒有自己空間的生活場域，包括了團體用餐的食堂。標準作業規劃而來的200道菜餚選項，全然無法取代她渴望的地方”家鄉

味”。食堂一旦隸屬工廠體制，就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個體消費，甚而可能是涉及集體抗爭的公共場域。有工人透露富士康食堂在2007年曾經發生過的員工騷動事件：

 

「(有關)集體性的情緒發洩，被訪者提到07年的時候，在觀瀾廠區發生了一起食堂

的群體事件。早上五點鐘開飯的時候，因為刷卡機壞了，工人跟食堂的工作人員產生了

衝突，後來人越聚越多，最終有幾百多人參與到打砸事件中來。後來龍華的保安也調到

觀瀾，但是事態越來越嚴重。人們也有組織性，將事件地點圍起來，不讓保安進入到事

件的中心地帶。據說最後找個替罪羔羊，算是把這件事了結了。」³⁷

 

「衣」的方面：富士康員工宿舍的管理者為解決數十萬住宿工人日常洗衣的難題，設置了洗衣房，且以每年6千萬人民幣的支出，雇用深圳4家大型洗衣公司入廠服務，強制工人集體洗衣服³⁸，“衣服繡上號碼後統一洗”³⁹，還曾經規定“自己洗的話需要科長以上的人簽名”⁴⁰。對於廠方提供免費洗衣的公共服務，大部份受訪工人並不領情，認為那不過是公司節省成本的精明計算。「因為你們每個人都要洗衣服的話，一個人洗兩三件，有的女孩子愛乾淨的就要用兩三桶水，又要浪費水、又要浪費電的。為了省錢就交給洗衣公司了。」

⁴¹

「行」的方面：回顧1992年，富士康深圳廠的員工人數還只有2千人，10年後的2002年，員工規模突破10萬；到2009年，整個企業員工數更直線攀爬至74萬人以上。「廠房剛蓋好，我們等不及水泥乾燥，就直接開工，造成牆壁龜裂。」

⁴²當年勞動力急遽擴張的空間壓力，反映在廠區建築施工，使得龍華廠的廠房牆壁出現了一條條裂痕，修復後的歷史印記，至今無可抹滅。24小時工人生活全部編入富士康廠區的代價，還包括了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上，需容納超過10萬長住人口的超高密度營造環境⁴³。「如何保證工人能夠在不同地點間順利流動都變成了一件難事」

⁴⁴；媒體觀察：「某個午餐時間，室外陽光明媚，數千名工人推擠著湧出車間…

⁴⁵；甚而有記者形容「每天黃昏乃至晚上，深圳“關外”會出現中國最壯觀的散工潮」。

富士康龍華廠負責辦公用品中央採購的主管，還得兼管理所有的運輸車輛，其中包括員工上下班的幾百輛班車。某位離職的該部門主管則坦言「它(富士康)大的程度已經超過了自己的負荷能力

⁴⁶。被稱作“富士康市市長”的李金明⁴⁷就曾考慮在龍華園區內興建一條鐵路運輸線，但

“事實證明這個想法太難實現”。也因此富士康龍華廠是一座極不易“行”的擁擠城市⁴⁸。

簡言之，工作和生活皆劃入廠區的富士康員工，極度欠缺「行」的基本空間資源與個體自由。廠方為了管制人流，必須嚴格區分公共通道上的行走方向，甚而一度演化成勞動階級空間隔離的治理意識形態。有位離職員工回憶：“以前富士康車間有專門的台幹通道，大陸員工不能走，如果不小心過界，就會被批”⁴⁹。也有觀瀾廠普工說：「(廠)裡面自行車非常少，第一沒地方放，第二裡面走路的人太多，騎車可能比走路還慢。你們可以看看這邊的上下班高峰，要是下雨的時候，所有的車子都不用過了，都是人在走。

⁵⁰按工人認知，園區內稱作“梭巴”的流動巴士，雖然“誰都可以去，免費的”，但前提為“只要你上得去”，一切問題還是出在廠區人潮負荷!

「育樂」方面：

「我一開始是住在富士康(龍華廠)南門那邊的宿舍裡。宿舍內是12個人一間，由於

人多，天又悶熱，不衛生，有舍友長了蝨子。因此，即使被分配的宿舍裡頭有圖書館、

足球場和游泳池等設施，我還是搬出來外宿。

⁵¹

 

對比觀瀾廠區內一座游泳池都沒有，富士康總部所在的龍華廠，宿舍生活區內闢建了六座大型游泳池，其中五座更標榜是免費開放給員工使用的生活休閒設施(參考圖一)。但是，一般普工宿舍的配置是8-12人集體共用一間房，住宿舍，意味了對自我隱私生活的放棄。對上述受訪男工來說，那是連高級運動設施的周邊供給，都無法補償的。大部份富士康受訪工人亦表示，“很少去”或根本“不去”宿舍游泳池和健身房等生活區娛樂設施，原因是“人太多了”。也因此，有工人形容“現在去(游泳池)就跟煮餃子一樣，因此很多人都不願意到中間去，都是在邊上。”⁵²更有普工坦言：“流水線上的工人忙碌一天下來，已經很疲憊”、“工作也很辛苦，(下了班)沒有什麼時間和精力再去做這些運動”⁵³。甚而，即使游泳池強調免費使用，有受訪者仍從階級立場感嘆，“廠裡的游泳池都是有錢人享受的”⁵⁴。

 

圖一：富士康龍華廠區南大門及東門一帶廠區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衛星圖(註：圖中富士康生活設施由本研究作者標示。)

 

根據富士康工人訪談的結果⁵⁵，網吧是他(她)們最常去的休閒場所；上網更是二代農民工最主要(或者是唯一)的日常娛樂方式。然而待釐清的是，工廠生活區域設置的福利網吧真可滿足二代農民工的上網消費需求嗎？

 

「休息時會出去(廠外)上上網，這邊(工廠內網吧)上網貴，都要3塊錢1個小時。

⁵⁶

「我們宿舍內有網線，都是窮光蛋，有錢上網，沒有錢買電腦。…雖然廠裡(網吧)

每個月會有6個小時的免費上網時間，但對我來說根本不夠。而且裡面的機房很擠，週

末常常沒有位置…，所以我常常到外面來上網。」⁵⁷

「(他們)平常就約著一起溜冰、蹦D、唱歌、打撞球、桌球，有時會在夜市小攤

吃吃東西。常去(黑)網吧上網、聊QQ、看新聞，這樣每月娛樂加生活費用支出，差不多

要花一千多元。小y對公司沒信心，也反映在他不使用富士康提供的休閒設施。他覺得

廠內的游泳池一定髒，也沒去過廠內的健身房和網吧，就算知道那是免費使用，但是設

在廠區很裡面，徒步要走太久，覺得設置的位置不友善。」⁵⁸

 

顯見富士康廣為宣傳的廠區時尚網吧⁵⁹，完全無法滿足年輕工人上網的日常消費需求⁶⁰。研究觀察顯示，工廠周遭林立、非正式經濟下的“黑”網吧，才真正吸納了如此龐大的富士康工人娛樂需求。今年7月作者在深圳進行富士康工人訪談期間，即在龍華廠北大門外的清湖「城中村」巷弄，觀察到幾步路即開設一家的“黑”網吧“叢林”，週末裡消費的工人在裡頭座無虛席的實況。那是一條出名的網吧街，據網友估算，有一、兩百家“黑”網吧在那兒群聚營業。

可窺知富士康管理階層是從白領中產階級休閒生活與消費習性借取範本，打造工廠生活區的空間服務項目，以致和底層勞動者的階級娛樂品味，以及他們掌握的個人消費資本，出現不小落差。它們進而形同虛設，淪為公關作用的裝飾櫥窗。

另一方面，從至少22萬人口全天候生活在富士康深圳廠區內的現況來檢驗，即使它的生活區內一應俱全地提供網吧、游泳池、健身房、餐廳、咖啡廳、銀行、超市、電影院和書店等場所，卻更凸顯了休閒、娛樂等生活消費設施的比例，遠遠追趕不上廠內勞動力大幅擴張的開發速度，結果反倒呈現出生活設施嚴重不足的困窘。反面來看，這些點綴性或樣板設置的廠區生活設施，莫非成了資本家對廠內居住工人生活剝奪的合理化託辭？

 

「平時很少出去玩，…關內都沒有去過一次，總捨不得花錢。不過雖說不出去玩，

對這邊的各種休閒設施還是很有意見。覺得這根本不像一個城市，幾十萬人居然就這

麼一點點娛樂設施。

⁶¹

 

即使這名農民工批評的範圍，包括龍華廠區周遭更大的城市環境，仍揭露出工人在廠區內、外生活娛樂取得的總體環境匱乏。至於容納10萬工人的觀瀾廠區，生活設施匱乏情形更是嚴重。受訪的觀瀾廠工人如此感慨：「觀瀾這邊的富士康只是一個廠區，什麼都沒有。

⁶²這是普工對生活設施低度發展的區域環境認知。歸納分析，即使工廠納入生活區，卻是有名無實。更曝露出資本家無力承擔整個都市服務的角色困境，其標榜包吃包住的員工福祉，亦頂多是停留在“最低投資”而導致“低度生產”的都市服務罷了。

從研究者的環境觀察⁶³可知，龍華、觀瀾雖是同屬深圳關外富士康廠的兩大園區，但就工人日常生活的都市消費，兩者仍呈現出不均發展的產業地理。追本溯源，企業型的中國地方政府，慣以優惠招商，鼓勵資本家建廠擴張，作為地方進步發展的手段。而從富士康深圳廠個案觀察，快速擴張一旦帶來勞動力再生產的龐大供給需求，其解決方式是一方面讓工廠經營者自行吸收；另一方面，則將之再利用為刺激周邊消費市場的引擎，讓自由化經濟驅力決定它的都市化程度。至於涉及市民利益的公共設施，只要進城農民工一日無法取得合法市民身份，地方政府就無責任供給他們應有的都市服務。因此，龍華和觀瀾這兩大廠區生活設施的不均發展，絕非呈現在同樣欠缺的公共基礎設施上，而是前、後期開發對周邊消費市場的經濟帶動程度不同；以及龍華廠是總部所在的旗艦效應，而導致了資本家對兩個廠區生活設施的投資有所差別而已。針對觀瀾廠區何以成為工人跳樓驅力較強的空間場域，本研究遂從這樣的環境觀點，提供了初步解釋。

總括來看，即使富士康將工人生活區鑲嵌入傳統的生產地景(工廠)，其作用無非是讓生活其中的大部份工人只有工作，沒有生活；或者，即使有，也是一種邁向階級馴訓(disciplined)的生活。與其逆反的是，在富士康案例中，仍有逼近一半的年輕農民工，選擇從工廠福址表象的生活區出走，且在貶抑宿舍宜居性的同時，轉而從廠區外非正式經濟部門(城中村)，取得了個體和集體消費的替選方案。

 

3.2.3從階級／性別隔離的空間治理到碎片化工人社會之形塑

富士康員工宿舍管理所採取的階級／性別空間隔離措施，以及導致工人社會關係碎片化的住房分配，皆涉及了階級空間政治的尖銳議題。這樣的空間管理策略相當符合傅柯所分析，西方歷史上瘟疫的隔離，會採取嚴格分化，透過完全的層級組織，將其管制穿透至日常生活最微小細節，以確保權力無孔不入的滲透⁶⁴。富士康受訪工人亦能洞悉工廠管理者對幾十萬勞動大軍的管制防範心理：

 

「參加培訓的學員錄取時間是一樣的，但分了5次進行培訓。Z哥解釋，這種做法

是為了不把一個學校的人分在一個地方，把人都打散。從培訓中心分到線上之後，也會

把人打散。通過培訓認識的人就被分開了，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鬧事。Z哥認為，為什麼

說只能跳樓不能鬧事，跟這樣的安排是有關係的。富士康招進人後是不斷打散的，如果

把從一個學校招的人分在同一部門，這些人有團結的意識，分散了之後工人要爭取點什

麼就鬧不起來。」⁶⁵

 

值得關注的是，這名富士康男工除了強調了資方打散工人的目的，是要防止團結工人為爭取權益而鬧事；他更明確指出，是資方刻意執行的住宿分散政策，才讓”跳樓”者頓然失去了足以促進階級動員的“鬧事”條件。意即，只要工人在生活及工作上皆不被空間打散，讓他們擁有階級意識形成的社會－空間組織，“跳樓”工人就將翻轉為“鬧事”工人。或者逆向思考，那是因為富士康工人現有社會－空間的局限，才導致他(她)們必須用“連續跳樓”形式，完成和“集體鬧事”有著一致目標的行動抗爭。

 

富士康員工宿舍讓個體碎片化的“打散”政策，發展到極致，竟是讓住宿工人在容納數千人口的大型集體宿舍中澈底原子化⁶⁶。富士康宿舍的空間隔離，則針對多樣對象，包括台幹、師級以上人員、新幹班成員等皆和基層普工分⁶⁷；也有男／女分舍與分層的性別空間隔離；至於已婚工友，則必須住外租屋才有夫妻同住的可能⁶⁸；連在外租屋津貼都高、低分級⁶⁹；除了性別隔離，富士康員工的住宿區位，也有族群分化⁷⁰的情形。

大衛．哈維探索都市經驗⁷¹時，就從馬克思觀點，深入分析居住差異和階級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借此剖析富士康員工的宿舍空間隔離，不難察覺，資本積累帶來的快速都市化，讓富士康迅即擴張，深圳廠區超過3.3公頃基地上，竟出現40餘萬勞動力集中的超級代工地景。面對宛如中型城市人口的鉅量工人，在深圳生產地理上空前群聚，代表資方利益的宿舍管理者，確實可透過工人居住空間的差異社會形構，讓不同宿舍的居住者，僅能產生零散的認同意識，以避免所有薪資勞工聯合起來，爭取共同權益的“危險”。如此宿舍居住空間的差異化社會形構，終而抑制了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只不過，富士康宿舍的住民們除了無法形成同一階級的社會意識，他們竟是連大衛．哈維所指認，用來取代階級意識的“社區意識”都難以凝聚，而更極端地碎片為原子化的孤立個體。

 

3.2.4 薪資、工時與空間共構的勞動者控制網絡

富士康深圳廠作為密集勞動力所形構的當代產業地理，是以各個下屬事業群⁷²分化的組織模式，打造成既分散又集中的網絡化企業，因而無論它的生產或再生產規模，都超出傳統工廠制度的單一建構，幾乎可以用”鉅型”工廠來形容它。量變而產生了質變，從社會組織的觀點來分析，設置在龍華廠區的富士康總部除了扮演工業管理的企業主角色，也必須是廠區空間內高度集聚工人社會的實質治理者。何況他(她)們絕大部份是農民工，屬非市政管轄對象的龐大都市幽靈。這是世界工廠史上絕無僅有的經驗。可以想見，生產空間中群聚，數十萬工人的穩定社會控制，成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必要前提。

富士康農民工在都市治理的邊陲位置，讓工廠經營者掌握了更大的空間－社會治理實權，以至它的最高管理者將園區自比為專制皇權下的”紫禁城”⁷³，大膽追求「完美治理城市的烏托邦」⁷⁴。然而不爭的事實是，廠方即使和公權力合作，卻無法全面替代”國家”的政治角色。如此治理局限性，讓提防工人失序的富士康廠方，不能只掌握類軍事管理的浮面高壓手段，必須在鉅型的工人社群中，建立起非直接肉體刑罰，卻更細膩、更不著痕跡，以及更為網絡化的多重社會控制機制。

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馴訓社會(disciplined society)⁷⁵的論述，是晚近監視(surveillance)研究的始作俑者，他主要探索馴訓情境下，主體和這個社會控制體系之間的空間／權力關係。他談馴訓權力，是從機構⁷⁶的權力制度著手，但分析其馴訓戰略的執行，卻是一種個體化了的控制技術，且在權力者特殊設計的馴訓空間中，以個人身體作為實踐場域。他指出19世紀圓形監獄⁷⁷作為建築的意識形態機器，就是這種馴訓權力的空間投射。密室裡的個人在空間中碎片化，無法看見其它夥同的受囚者，正是秩序的保證。即使住在裡面的收容者個人罪證確鑿，也不會共同謀反、集體脫逃以及規劃未來新罪行，沒有彼此帶來壞影響的危險。

從傅柯觀點，生產的工廠也是個馴訓空間。以圓形監獄為類比，單人隔間的環狀密室內受到監視的受囚者們是工人，工廠絕不會出現脫序、竊取、結盟等集體反抗機構權力的危險，更可維持穩定生產量。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馴訓權力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孤立的被監看者，自動將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監視情境，內化到個體意識中。掌握工廠的機構權力者只要孤立工人，將監視情境無限內化到他的個人意識中，就可達到馴訓秩序所追求的社會控制目標。

明顯可見，上面章節所分析，將富士康工人的生活空間編入廠區，使得工廠含括工作區和生活區，透過電子技術⁷⁸和IE管理，內化而自我監控的全景空間方可實現。再者，入廠後即被打散的工人，除了有工作、無生活(或者只有納入了工廠管理的馴訓生活)，更碎片為原子化的孤立個體，以工人社會控制為目標的馴訓體制，替自身預作了環境上的最有利安排。

尚待檢視的另一關鍵為：傅柯圓形監獄的空間隱喻所指涉，內化到每個工人的個體意識裡，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監視情境，一旦轉換到富士康案例，會是由誰來執行？如傅柯所形容，那是一種自動化了的權力，而非介入管理實務的某些特定個體。具體來形容，富士康工廠另一流行語「IE無所不在、IE無所不能」，貼切表達了工業工程管理規範，才是讓各級員工無可遁逃，內化了的全景監看者。富士康各個事業群設有獨立的IE部門，IE工作人員“不會固定在一個車間，可能是不停在走”⁷⁹；各個車間的工位數目也是“IE在設定，線長是沒有任何權力的”⁸⁰。無可否認，富士康在競爭的高科技製造業中得以成為「代工之王」，正由於它擅長利用以分秒精確計時的IE，監視生產線上孤立的工人，一般歸類在管理“知識”的IE，等同於工廠機構“權力”的化身。即便有受訪工人形容：「機器每秒都在運轉。有相當於監工的人，時不時來監視我們工作，工資還比我們高。

⁸¹所有員工內化了的IE生產標準，才真正是全面性監看系統幕後控制的主宰。該廠另一受訪女工對於IE無上權力作用，就有相當具洞察力的描繪：

 

「IE計時蠻高的，一般不容易達到。用那標準，得拼命幹。太精確了，到一點點

兒空隙都沒有。也有當工友們達到計時標準，IE就再提高的。如何測？由IE規定。他

們要這樣測時間，我們是沒有權力不遵守這個標準的。這確實有點不人道，我們上面主

管，到課長層級才有討論協商的餘地…。總而言之，IE計時代表了準確，它是理論的、

是專業、也是正道。」⁸²

 

雖然傅柯的圓形監獄分析，強調機構權力針對受囚者空間環境，所做的一連串精心安排；然而更細緻理解，那樣的社會控制也必須是一種時間／空間統合下的政治技術。只不過，將工人工作與生活全面編入的富士康全景空間，居處在歷經技術範型轉移的微電子資訊年代，IE管理作為孤立工人、內化了的自動監視，已演變成一種高度時間壓縮的新勞動治理術⁸³。可以說，資訊技術革命後，電腦微電子處理器快速資訊流的新技術發明，影響了高科技產業的速度文化⁸⁴，甚而追求作業零時差的全球越界生產。IE管理精密計時，即符合這樣的速度競爭需求。然而，當它轉化為代工製造業進行工人管理的“知識”，就可能成為資方合理化過度剝削的新專制權力⁸⁵。甚且這種優勢的速度文化可能反過頭來，將世界工廠的中國工人異化為極度壓縮的微電子零件⁸⁶。

全球高科技生產鏈上、下游利潤的極化分配⁸⁷；以及相應而生，技術創新和代工製造二元分化的新國際分工，亦是支持富士康工人控制網絡，強化勞動力“零部件化”的結構性因素。尤其富士康所屬的電子代工製造業，一般歸類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全球微電子生產國際分工最下游的鉅型世界工廠，加州矽谷象徵資訊革命創新勢力的Apple、Dell、HP等高科技產業，則是其主要IT客戶群。顯然富士康和它的上游客戶們，分處在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全球商品鏈中，低廉代工勞動力和高單價科技消費產品互賴共生之際，更存在著無法跨越的經濟與社會鴻溝⁸⁸。

「我很累的，每天就打螺絲，2900個螺絲啊，再乘以二，一個要打兩個，5800啊!

⁸⁹如此自述，在富士康普工的勞動圖像中相當具代表性。吊詭的是，源自60年代美國西岸個人自由精神⁹⁰的矽谷產業上游，不只未將技術創新引領的新經濟，以及彈性工作⁹¹帶來的彈性勞雇關係，分享給下游的代工製造業；反倒是單向地將創新高科技產品面對速度競爭，以及短暫市場週期等產業壓力，負面轉價到富士康代工廠的底層流水線工人身上，藉口讓他們繼續停留在去技術、去腦力和知識壟斷的泰勒主義管理模式，以及福特主義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體制下⁹²。

富士康勞動者內化的全景監視，除了有IE專制命令的時間壓縮治理，作為配套，也透過工時和工人底薪制度的交互操縱，建構出近乎全時間控制的工人環境。回顧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發生的期間，一般普工每個月底薪才900人民幣，工人們若要掙取多一點工資，自願加班是他們唯一途徑。到最後，一半薪資竟都是加班才賺來的⁹³，而導致普工們不得不陷入冗長工時的”甘願”加班循環，這也成為資本家展開社會控制網絡的重要共構元素。

和低底薪、高工時相環扣的工人治理策略，還包括了富士康生產體系中極化薪資的層級設計⁹⁴。薪資極化，連帶造成員工生活中可支配的消費資本之極化。當年輕普工自述：「為了省錢，主要是在宿舍裡面看電視，像出去的話，那裡都是消費。」

⁹⁵意味了富士康體制中兩極化的薪資結構，確實有利於工廠對底層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控制，結果是將馴訓的勞動個體，“無害地”豢養在全景監視的車間和宿舍空間碎片裡。

 

3.3城中村圍城的電子代工帝國

座落在富士康廠區內／外的員工宿舍，同樣納入工廠管理體制，然而為何座落在廠區內者，發生住宿者跳樓自殺案例，明顯大過於座落在廠區外圍者？針對這個研究議題，我們必須先行回顧富士康代工帝國在深圳崛起的歷史，以及快速擴張的富士康廠和周圍城中村之間特殊的社會－空間演化關係。

 

3.3.1.從荒蕪中崛起？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草創階段，工廠人事訓練部副理⁹⁶開車走107國道，十幾個小時車程，才抵達廣東省順豐、澄海一帶，從方圓幾個村落招募到128名員工，可說是該廠先驅者的第一代農民工。最初廠址設在寶安區西鄉，後來還一度搬遷到南山區蛇口。富士康在中國的持續產業擴張與區域分散佈局⁹⁷，被稱作“富士康造城運動”⁹⁸；在中國總雇工8、90萬的郭台銘本人，則被暱稱作“富士康市市長”，是龍華小鎮從“荒蕪”中快速都市化的推動力⁹⁹。

有富士康師級員工亦抱持同樣觀點，認為以前的深圳關外很荒蕪，因為有富士康進入，才變得繁榮。他說：「現在在關外看到的房屋、餐廳、百貨、路上變多的汽車都是郭台銘的功勞，之後富士康要遷到南海，那時候肯定會有小村，會被真正的開發!

¹⁰⁰另有師3級員工也認同“富士康承擔了很多的社會責任，對社會貢獻巨大，尤其是對於深圳龍華和觀瀾地區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可小不可覷”。 換句話說，那兒有富士康投資設廠，就會帶來大規模湧入的民工潮，那個地方同時急遽都市化；官方向它招商設廠，成為帶動地方發展與建設的

二捷徑；而富士康私人資本既是城市建造者，也是統治者。

 

3.3.2. 都市化的再詮釋

大衛．哈維即從資本主義的積累危機，剖析都市化¹⁰¹的形成，認為勞動力在專殊化地理上開展的歷史，就是資本都市化的歷史。他的都市化觀點正可詮釋，富士康深圳廠作為一鉅型工廠體系，意味了勞動力和生產力的地理集中，它是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新積累中心，也是全球資本主義不均地理發展的競爭單位；整個都市化動力，是要將它推向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地景生產。且這一地景上的都市政治任務將出現移轉，階級支配關係的再生產，以及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階級戰爭，勢必成為新的都市政治樞紐。只不過，按大衛．哈維推論，勞動者歸化為薪資勞工，不再控制生產工具，正是資本崛起，形成生產與流通的霸權模式之必要條件。但是作為富士康薪資勞工的幾十萬農民工，卻在中國城鄉二元化的制度凍結下，尚未真正完成無產化¹⁰²。這正可說明，富士康廠迄今形成的勞動力再生產地景，是為了強化勞資支配關係的再生產；然而在它打造的都市化地景上，卻未明顯看見資本與勞動力的階級戰爭。那裡出現的，僅是不完全的都市政治，或者說，它形成了都市政治的盲點。

 

3.3.3. 從 “城圍”到“圍城”的城中村

 

「龍華科技園北大門被稱為朝陽門，門與門之間要麼被高速公路護欄圍了起來，

要麼有護城河把守，護城河內側還有鐵絲網，員工全部憑工卡刷卡進入。

¹⁰³

 

東、西、南、北等大門是富士康龍華廠區的主要出入口。該廠比喻為“紫禁城”，除了因它身為代工之王的電子製造業王國形象，更由於它四面八方圍城的森嚴空間意象。然而，除了富士康廠區自我空間隔離的圍城策略，它同時是一座被圍之城。從富士康龍華廠的區位環境分析，資本都市化的空間再形構，帶來城市地景的蔓延，以致包圍「城中村」孤島，不過在它發展的過渡階段，城中村卻可能逆向“圍城”，形成了圈陷富士康產業地景的新都市意象。同理可推，那是從開發主義觀點，富士康廠在深圳關外的崛起才詮釋為一脫離“荒蕪”的“進步”過程；而所謂建廠史前的“荒蕪之地”，正是把高度開發的都市景觀當作標竿，再對城鄉結合部¹⁰⁴與城中村前身的農村地景負面貶抑的描述。

“圍城”富士康龍華廠區、超標住宅密度的城中村，包括了北大門所在的清湖村；西門一帶的伍屋、瓦窯排、共和村；南門附近的上(下)油松、水斗新(老)圍、水鬥(富豪)新村；以及東邊方向的崗頭新圍仔等(參考圖二)。且按照它們和富士康廠區的空間交接形態，多屬於「飛地(enclave)相鄰型」¹⁰⁵，指謂與城區外圍(關外)科技園區這類的飛地¹⁰⁶相比鄰，而在新開發的工業區出口處，快速形成自由貿易服務型的“棚戶區”¹⁰⁷。

富士康深圳廠員工中至少有23萬人租住在廠區周圍的空間區位；自行在外租屋的45.6%富士康員工中，除了8%入住城市商品房，其餘絕大部份皆選擇私人或村鎮集體的出租屋¹⁰⁸(參考表二)。此一外租比例分析，比對城中村“圍城”的龍華廠周遭區位環境，可推測租住廠區周

的23萬富士康員工，大部份住進了城中村的出租屋。

 

表二: 富士康外住工人租房情況

 

出租房類型	私人出租屋	村鎮集體出租屋	城市商品房	當地政府建的廉租房	其他
百分比	70.4	19.7	8.0	0.3	1.6

資料來源：“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書

 

圖二 : 「城中村」圍城的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

資料來源: Google Earth衛星圖(註：圖中的城中村區位分佈則由本研究作者標示。)

 

吸納了大多數富士康外租人口的城中村出租屋，究竟存在怎樣的社會－空間意含呢？回顧從1992年開始，深圳地方政府推行都市化改造運動，特區內城中村正式改制，行政與經濟不再劃入農村管理體系；其城中村內的“原住民”，自此轉變為城市居民，完全脫離了農業生產¹⁰⁹行列。接下來，深圳都市化更從關內大舉延燒到關外¹¹⁰；至2004年，居住在寶安和龍崗兩區的27萬農民，已全數轉為城市居民；他們的全部農村集體土地也一併轉作國有土地。然而，由於深圳城市開發對土地的大規模需求，地方政府大規模徵用農地，導致村民們成為無法都市就業的“失地農民”。於是，營建房屋出租就成為他們因應都市化巨變，僅存的謀生出路，而連帶刺激了城中村搶建潮。況且城中村早年並未納入都市規劃，村中失地農民建房出租，大部份屬都市非正式經濟範疇的“私房”；甚而這些住房的興建並未經過主管部門批准，被視作“違章建築”¹¹¹。2010年左右數據¹¹²則顯示，以自然村落為單位的深圳城中村和舊村共計2千多個，總土地面積43.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15萬，且其中的“原住民”人口卻只有35.8萬。以此佐證，大批城中村出租屋得以迅速發展的關鍵，是由於深圳龐大暫住人口湧入，構成了房屋租賃市場¹¹³的主要租方。也有學者歸因，城中村和當地政府相持十餘年的改造阻力，和外來農民工作為暫住人口的居住需求有關¹¹⁴。尤其繼寶安、龍崗推動都市化，深圳當局還接續以“市容環境綜合整治”為名，大規模推進“梳理行動”¹¹⁵。該市城管局曾說明：「按最保守的每10平方米居住一人計算，涉及到的流動人口也在百萬以上，實際上是在遷移一座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官方厲行拆遷結果，不少外來農民移居到鄰近城市、或者回歸農村老家；剩餘的，就流入了城中村租房。“圍城”富士康龍華廠的城中村群，亦扮演過這樣的非正式“安置”

“收容”角色。

富士康總部所在的寶安區龍華街道，是深圳關外都市化的重點區域，它除了形成寶安東區的核心商圈，街道工業的總產值更佔全區三分之一強¹¹⁶。深圳當局宣示推動“關內、關外一體化”的統一規劃與建設，該街道勢將成為追趕關內、延續“花園城市”理想的優先標的。然而分析龍華街道的總人口數有68.3萬¹¹⁷，其中戶籍人口不到5萬，顯見當地住民，絕大多數是由底層勞動力的流動農民工所組成，富士康龍華廠的30餘萬員工，更佔總人口一半以上。不過，檢視關外

“村改居”後，深圳市宣稱它是中國第一座“沒有農民”的城市，其實是將暫住人口的農民工，全數「排除」在治理責任之外。更準確形容，如此將進城農民工「社會排除」的城市主張，正導向了沒有市民的城市”¹¹⁸之政治形構。被視作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秦暉¹¹⁹即批評：「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寬容，比建成漂亮城市更重要；中國棚戶的居住權，也是市民應享的特權，他們不能被趕走。」他強調，進城的打工仔連棚戶主身份都不被認可，亦無管道伸張租戶權，其處境比"食租"的城中村民更弱勢，因而在城中村改造議題上，幾十

於房主的外來打工租戶，反倒是牽連最大的利益團體。

城中村搶建，村內土地資源被大量佔用，顯少周轉用地的情況下，連最基本的公共基礎設施都難提供，使得城中村改造規劃經常陷入“不可規劃(unplannable)”的窘境，官方正統都市規劃的合法地位亦遭逢嚴重挑戰¹²⁰。以龍華廠北大門外的清湖城中村為例，住宿廣告林立，存在約一、兩百棟7到10層樓高不等的新村出租屋，即在可見的建築形式上，明顯呈現出所謂的“握手樓”和“一線天”¹²¹特性，是深圳城中村內典型的「第三代住宅」¹²²聚落。

分析富士康廠區外宿舍的區位，有一部份亦和以城中村為軸心的都市邊緣地景互相疊合與穿透；或可用“血肉相連”一詞，來形容富士康廠區外宿舍和周遭城中村的空間關係。再以龍華廠北大門外的清湖城中村為例¹²³，百和園和百花園女舍都是在清湖村內，其中百花園設置在住商混合的清湖百貨廣場樓上。至於衛龍男舍、國鴻男舍等則蔓延到清湖村外圍一帶，不過和廠區重要出入口的長橋，仍僅隔著一條“護城河”和梅龍大道(參考圖三)。

 

圖三：富士康北門清湖村一帶宿舍分佈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衛星圖( 註：圖中的富士康員工宿舍由本研究作者標示。)

 

面對城中村「圍城」的空間鄰近性，富士康管理階層對於周遭城中村的環境認知是相當負面的¹²⁴。工廠內居住設施優於城中村營建環境的認知，也出現在工人社群中。進一步衍伸，連同樣是廠方管理的員工宿舍，都有廠區外不如廠區內的優劣評比¹²⁵。若從富士康員工主要為了“自由”，寧捨工廠宿舍而外租的調研結果來看，即使廠區內宿舍的營建環境提供較佳基礎設施，在工人環境認知下的城中村出租屋，仍具特殊居住優勢，才會吸引近乎四成富士康員工，選擇脫離廠區內、外的宿舍集體生活。這正呼應了“住在集體宿舍的單身勞工處境，會比生活在貧民窟內的家庭勞工更為低下”¹²⁶的相關研究觀察。如此也可解釋，為何在營建環境的基礎設施上佔盡優勢的富士康廠區內員工宿舍，居住工人自殺的相對比例反倒最高¹²⁷，成為“連續跳”的主要案發現場。

 

3.3.4. 失地農民vs.進城的農民工:

從上述富士康工人居住狀況的分析，可窺知廠區周圍的城中村群聚，使得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透過了房主／租戶的租賃雙方角色而產生關連。涉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城中村，實質上是一個農村社區；城中村的私房出租屋，可詮釋為失地農民從原來“種地”，轉化成“種房子”的生計轉化。李志明¹²⁸甚而以“佔用空間的行動”，正面詮釋城中村民的違章搶建，認為那是失地農民進行反抗的空間策略¹²⁹。

從相似角度解讀，富士康工人從資方監控的工廠宿舍出走，移向城中村租屋的居所流動過程，亦是他(她)們對廠方將工人生活編入生產體制、納入馴訓的無聲反抗。而他們生活空間流向的各個城中村，一面對富士康工廠展開“圍城”的區位形構，另一方面亦表現了村民們歷經的土地被剝奪歷史。工業發達的龍華街道上，累計有2500多家企業(含括富士康廠)落腳，它們早年設廠的土地取得，正是透過國家，強制徵用這些城中村民的農地而來。

按此推衍，作為房主的城中村失地農民，以及脫離富士康宿舍體制的城中村租房工人，皆經歷了和國家利益合謀的資本家之權利剝奪(一個是勞動權益、一個是土地使用權利)，同樣是意圖建構反抗性認同的行動者，而城中村私房租賃市場的出現，也同時為二者提供了非正式的抵抗途徑。然而，城中村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在非正式經濟的租賃關係中，仍因城市中有產階級的房主掌握出租屋，作為其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優勢，而在深圳自由經濟的租屋市場中，對底層消費者的農民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壓迫。尤其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後的普工漲薪，在外租屋工人普遍抱怨“富士康漲一點工資，但是都被房東吃掉了”¹³⁰。

 

城中村搶建租屋作為失地農民的抵抗策略，雖然為村民帶來都市謀生的憑藉，卻也因為非正式住宅缺乏公共基礎設施以及超標的高密度建築¹³¹，而迫使租屋者的進城農民工，壓抑他們共享都市服務的住民權益。深圳地方政府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亦對廠外租屋的富士康農民工形成了逐出城市的壓力。尤其，意圖清除違建的市都管，僅處理轉為城市人口的城中村居民，而對於更弱勢、以農民工為主的棚區租戶，卻無任何安置或補償機制，隨時可能威脅到工人們繼續留在都市的權利¹³²。富士康農民工即使從非正式經濟的城中村出租屋，取得脫離工廠監控、自由化的居住資源，仍受限於他(她)們的非市民身份，而和轉化為城市居民的失地農民之間，出現了不平等的階級分化。流入廠區周圍城中村的富士康農民工租戶，還是生活在同樣面對居住權私有化的都市邊緣聚落。

 

3.4富士康＝基礎設施私有化的斷裂城市？

3.4.1. 都市集體消費和基礎設施私有化的理論回顧

根據柯司特的都市理論，工廠勞動力高度集中，連帶導致都市空間內消費過程的集中，而使得關鍵性消費設施的供給，越來越需仰賴國家干預，於是此類消費漸有集體化傾向，它所導致的都市問題也成為政治問題¹³³。然而都市集體消費作為要求國家干預的社會福祉，卻由於新自由主義盛行而面臨著危機。持續經濟蕭條的壓力下，國家支出降低，導致公共的都市服務大幅減少，都市基礎設施私有化的同時，邊陲社群自足供給的都市非正式經濟部門相對崛起，形成了都市空間斷裂的双元社會¹³⁴。Stephen Graham

Simon Marvin¹³⁵還進一步探究在資訊社會下，都市基礎設施私有化和全球都會區域連結／排除的空間競爭有何關連¹³⁶。他們分析，自由化新霸權模式下的私有化基礎設施，強調跨國尺度下的都會越界連結，且和全球－在地接軌的流動並行。結果是基礎設施的發展重心，偏向高價值在地空間和全球網絡的無縫隙連結，目的是要確保這些高價值空間與使用者，和複雜的新國際分工得以連鎖互動；至於較無獲利性、或位居邊陲的空間及使用者，自然成為都市基礎設施繞道而行(bypass)的對象¹³⁷。資訊社會中都市基礎設施極化的納入／排除，也影響了公共空間的界定。Stephen Graham

Simon Marvin批評，“公共空間”如今是由公司、房產業者、零售商等直接或間接控制，透過他們和公私警力及保全間的密切共事，得以用管理之名，排除任何威脅到此空間“規範化使用”的群體或行為。

 

3.4.2. 富士康員工集體消費的環境分析

富士康投資設廠與營運，帶來資本和勞動力的集中，成為深圳龍華鎮快速都市化的重要引擎。相對地，此都市系統的主要功能則是要透過住宅、醫療、學校、休閒與文化設施和社會服務等消費資料(means of consumption)的日常供給，來維繫街道近半人口的30餘萬富士康員工之勞動力再生產。總體來看，富士康龍華廠區內的基礎設施網絡，包括網際網路(internet)、聯外交通的高速道路、工業用水、用電等，都在“企業型”特區政府優惠招商，讓珠三角透過世界工廠在新國際分工中角色，接合全球都會區域網絡的前提下，擁有和周圍城中村極其殊異的設施供給。然而舉凡住宅、醫療、學校、公安服務等和勞動力再生產有關的都市服務項目，不論是包括生活區的該廠區內，或者近半富士康工人租房的鄰近城中村內，都在欠缺國家干預狀況下，要不任由私人資本的廠方以馴訓管理和員工福祉的名義低度供給，要不尋求非正式部門奧援，陷入社會排除的空間¹³⁸。而其廠區內所謂的“公共空間”，亦如Splintering Urbanism作者所分析，是私人資本以管理為名，在保全警力控制下，規範了它的所有使用。

富士康龍華廠在交通層面的都市服務供給，明顯可見地方政府都市規劃對其聯外交通基礎建設的納入與強化，而迴異於在地廠區，工人日常步行和車行的過度擁擠人潮。那兒“有梅觀高速、機荷高速在龍華交會；也有布龍公路和石觀公路貫通全境；至於正在興建中的梅龍大道龍觀段和深圳地鐵四號線，目的是要提供龍華街道和深圳中心區全面對接”¹³⁹(參考圖四)。至於有關網際網路(internet)的網絡服務，按富士康勞工的比較：「住在廠區外面更方便，自己有電腦，還可以上網，但網速很慢。

¹⁴⁰可解讀即便城中村的網路基礎設施遠不及富士康廠區，但城中村非正式部門的“黑”網吧，以及個人使用的山寨手機，反倒是二代農民工休閒生活中尋求網路服務的主要消費來源。此外，就龍華街道當局統計，轄區內公辦中小學僅有5所、民辦中小學6所、幼兒園18所，在校生共計2.5萬人，顯見當地數十萬農民工的子女就學需求，並未納入都市服務的範圍。就有富士康農民工在訪談中透露，民辦打工子弟學校遭官方取締，他們小孩又進不了公立小學，如此教育困境令他們最是無法接受¹⁴¹。

 

 

圖四：富士康龍華廠聯外交通分佈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衛星圖

 

至於都市服務重要指標的醫療設施，富士康龍華廠區只有一家“富士康醫院”的設置，雖名為“醫院”，在員工經驗中卻只是個“衛生站”；而觀瀾廠區也只有一間“社康中心”的醫療服務。因而有富士康資深工程師¹⁴²證言“廠區工殤蠻多。割斷腿、手砸傷，醫院天天都有。不定期發生的意外中，常見的包括衝壓時受傷、電鍍掉入池子，以及運輸撞死人的”，卻都必須外送他地就醫¹⁴³。

富士康30餘萬人口的龍華廠區內，僅有一支廠辦消防隊的設置；連屬國家公權力的範疇，地方治安部門的公安、保警，都不得不私有化¹⁴⁴。按龍華廠區的人口規模，理應設置專屬的公安局，但由於30萬富士康員工均屬「流動人口」， 按照規定，只能有三間派出所的警力，部份進駐該園區。由於每到工廠發薪，總有搶劫案發生，雙方最後解決正式警力不足的方式，就是派出所實際派駐90名警力；其餘不足則由警方出借400套公安制服和摩托警車，再授權富士康的400名協警穿著使用，協同維護治安。如此治安公權力私有化的結果，反倒讓富士康工人普遍質疑其”公”權力的正當性，像是「保安那就不說了，人家後台，那就是老闆啊」、「只要你進了保安科，沒有不挨打的」、「富士康有個暴力機構，就是，就跟國家一樣，有軍隊有警察」¹⁴⁵等評語，都表達出他們對“公”權力淪為資方馴訓工具的反感。

觀察富士康龍華廠員工宿舍的發展進程，原初構想是要用廠內自建的宿舍，解決勞動力再生產的所有工人住房需求。然而勞動力擴張的速度與幅度，超過廠方預期，工廠管理的員工宿舍開始向廠區外蔓延甚而連廠外租用宿舍¹⁴⁶也過度飽和，宿管部門一度將工人住房不足壓力，轉價勞工身上，令其承受不良的宿舍空間安排¹⁴⁷。

回顧富士康廠方提供員工自行在外租屋的補貼調節政策¹⁴⁸，是在工廠宿舍不足的狀況下，廠方逐步放鬆管制，鼓勵員工外租，以疏解住房壓力的權宜措施。審視富士康宿舍短缺問題，如同柯司特將都市住宅詮釋為集體化的消費需求，富士康工人住房亦應視作都市集體消費必要的社會設施，是個政治問題。然而租住當地政府所蓋廉租房者，僅佔外租員工的0.3%¹⁴⁹，幾近為零。可推論那是城中村大量出租的私房，成為提供工人住房的非正式經濟部門，才緩和了富士康勞工住房短缺的勞動力再生產危機。否則，進城的富士康農民工在全無國家干預的住宅狀況下，當可預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急遽擴大，必然會導致都市危機。甚而，這亦涉及數十萬人口的富士康農民工，長期無法進入深圳住宅市場的都市集體消費困境¹⁵⁰。

 

3.4.3. 空間再形構：富士康的全球連結／社會排除

集中富士康龍華廠區的30餘萬勞動人口是深圳關外龍華街道在都市化過程中空間再形構的關鍵要素及行動者。歸納這個鉅型的生產與再生產地景，一方面是台商企業與“企業型”的深圳地方政府公私合謀，循著經濟自由化的行動邏輯，全球資本集中、穿透地方的結果；另一方面，它也是因著這群製造業勞動大軍持續城鄉流動，以及在工廠／城中村之間日常流動，而形構出來的都市抵抗空間。尤其當我們從資訊社會的流動空間¹⁵¹之編入(inclusion)／排除(exclusion)，來檢視富士康總部所在的(再)生產地景變遷，卻發現全球越界連結的富士康，是個斷裂的城市。

若從全球都會區域的空間並置分析深圳富士康廠¹⁵²，北加州灣區（舊金山與矽谷）、台灣西海岸都會區域（土城鴻海……）和珠三角（深圳）並置的背後，正是高科技產業全球越界的生產網絡¹⁵³。然而從富士康基礎設施網絡的空間再形構，卻可窺知全球連結與在地脫落的並置存在。分析富士康建廠階段，深圳地方政府以城市發展的公共正當性，大舉徵用農地，充裕供給富士康營運所需土地資本。接續而來，龍華廠區大規模生產必要的基礎設施網絡，包括工業用水(電)、聯外交通的高速道路、和網際網路(internet)等皆在新自由主義治理的精神召喚下，逐步規劃取得，目的是要透過基礎設施網絡的全球－地方連結，讓深圳的富士康工廠順利社會編入電子高科技的全球生產鏈。與之並行的，卻是富士康工人的勞動力再生產空間(包括員工宿舍、工廠生活區、城中村)對於碎片化勞動個體的空間隔離、全面社會監控，或者是社會排除。尤其資訊社會流動空間的不均地理發展，同樣表現在基礎設施網絡對於節點外空間的繞道而行(bypass)¹⁵⁴。當富士康生產空間以其生產競爭力，在全球都會區域越界連結的同時，卻對同樣社會結構下的勞動力再生產空間繞道而行，而讓這些空間使用者的底層農民工，進入了社會切斷(switch-off)狀態。換句話說，富士康工人作為代工生產線上的底層勞動者，無論居住在工廠宿舍、或是入住基礎設施繞道而行的城中村，一樣是社會排除下的非市民，連結／排除，兩者並置，這是中國新都市問題的象徵¹⁵⁵。富士康工人雖是世界工廠集體化生產的勞動者，卻都脫落為個體化的都市碎片。

加州灣區─舊金山、北台─台北新竹、珠三角之間的越界生產網絡，使得蘋果的iPhone、iPad等高單價科技產品，和鴻海管理階層、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間，亦產生了連結。這是品牌創新研發和製造代工這兩端都無法自行割斷的全球商品鏈。然而，富士康員工作為全球商品鏈中的低階代工者，卻可能是網絡社會連結下的無印勞工，隨時可以被取代¹⁵⁶。如此資訊科技產業最下游的「世界工廠」內，並未見到管理範型的移轉，富士康工人仍須承受去技術、去腦力以及知識壟斷的泰勒式管理；他們生產過程的機械化，最終造成了人的蒸發¹⁵⁷。

 

4. 結論

 

富士康深圳廠的跳樓者，清一色是城鄉移民的農民工。從都市計劃重建的角度來檢驗，他們如何能夠轉換為市民，取得基本的都市服務，正是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面對的主要挑戰¹⁵⁸。富士康員工宿舍的連續跳樓已曝露出這樣的深層問題：他們面對的，是沒有城市的都市化？或者，富士康員工所居住的城市，是個沒有市民的城市？不可否認，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的發生，和持續流動的農民工該何去何從、中國快速都市化下的階級衝突，以及全球生產鏈帶來的脫落與連結等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密不可分。

本研究歸納提出下列四點結論：

4.1富士康農民工連續跳樓帶來了勞動者居所的空間轉化，那也是工人社群和私人資本之間，因

著結構性剝削而產生了階級矛盾的空間表現，工人連續跳樓，是要換取他們在都市危機中集

體被看見的契機，可詮釋為特殊形式的都市社會運動。然而這又是不完全的都市工人政治，

它曝露出具階級衝突特質的都市問題，卻無法擴大為對公共政策施壓的都市政治危機。如此

隱晦動員的反抗形式，和富士康農民工不具市民身份的歷史矛盾有關。

 

4.2富士康工人在勞動力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不只受到工業工程(IE)管理的意識形態支配，內化

為全面社會監控的專制權力，連他們的隱私生活都編入了工業化生產體制。簡言之，納入廠

區龐大生產機器的宿舍化工人住房，是利用勞動力再生產的管理工具，馴訓進城的農民工。

 

4.3深圳“地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促使它採行放任政策，讓工業資本和住屋市場共同

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住房的壟斷供應者。納入工廠管理的富士康宿舍雖然是資本家從事勞動力

再生產的階級馴訓工具，形成了異化空間，卻有近半富士康員工從“包吃包住”的宿舍勞動體

制集體出走。加上富士康工廠生活區中有關勞動力再生產的都市服務不足，驅使底層農民工

逆向流入非正式經濟部門的城中村，那樣的城市邊陲區域遂成為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共有

的抵抗空間。不過，也由於城中村私房出租的非正式供給，緩和工人住房短缺，才抑制了工

人社群動員，要求國家干預以解決都市集體消費困境的政治危機。

 

4.4深圳富士康廠本身就是一座沒有市民的斷裂城市，它編入全球生產鏈，越界連結的同時，受

雇的底層農民工卻被排除於都會區域網絡之外。富士康工人作為代工生產線上的底層勞動

者，無論居住在工廠宿舍、或是入住基礎設施繞道而行的城中村，一樣是社會排除下的非市

民，連結／排除，兩者並置，這是中國新都市問題的象徵。富士康工人雖是世界工廠集體化

生產的勞動者，卻脫落為個體化的都市碎片。

 

參考書目

Benner, Chris.(2002). Work in the new economy: Flexible labor markets in Silicon Valley. Malden, MA,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Castells , Manuel. (2001).The internet galar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 USA: Oxford.

Castells, Manuel.(1983).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Edward Arnold.

Castells, Manuel .(1996).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1979).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Foucault, Michel. Gordon, Colin eds.(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oucault, Michel.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lan Sheridan.(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Jeremy W. Cramption and Stuart Elden(eds),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Hampshire, UK: Ashgate.

Graham , Stephen &Marvin, Simon. (2001).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Harvey, David. (1989).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Jeffrey & Castells, Manuel. eds(1987).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Himanen, Pekka.(2001). The Hacker ethic: A radic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business.

New York: Randon House.

Massey, Doreen.(1995).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2^nd ed.).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RG21 2XS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2nd edition).

London: Unwin Hyman.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譯(2008)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王如淵(2004)深圳特區城中村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李志明(2009)空間、權力與反抗：城中村違法建設的空間政治解析。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李俊夫(2004)城中村的改造。北京：科學出版社。

“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2010.9)“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王志弘等校譯(2000.11修訂再版)網路社會之崛起。

台北：唐山出版社。

潘毅 黎婉薇(2006)失語者的呼喚：中國女工口述。北京三聯書店。

潘毅(2006)中國女工──新興打工潘毅(2006)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

香港：明報出版社。